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学术地位
陆剑杰
在我党历史上，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对毛泽东作出了学术评价，指出他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笔者认为:作为哲学家，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普列汉诺夫解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硬核，多方面发展和创新哲学原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创造者;作为思想家，毛泽东的丰富思想遗产，可梳理为揭示实践客体性的“世情国情”的中介性思想，揭示实践主体性的“人民本位”的结构性思想，揭示实践主体客体统一的“物之限”和“心之力”相统一的能动性思想，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前程充满风险和艰难课题的忧虑性思想;作为社会科学家，毛泽东有他创新的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学贡献，在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上也有诸多的创见。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学术地位，具有建立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关系的人物评价体系、更加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厘清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把毛泽东作为学术家放置在中国思想殿堂中、将其学术成就纳入各个相关学科、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增强对党的前途辉煌和民族复兴中国梦一定实现的自信心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学术家。这体现出世界上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共有品质。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同时具备革命家和学术家品质的人，才能骑上引领人类在一个崭新时代奔跑的白马。列宁的话符合事实: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令中国共产党人高兴的是，本党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涌现了一大批“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的人物，具中的杰出者首推毛泽东。这不仅是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一般品质在中国的表现，而且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无比深厚，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的无比丰富，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无比艰巨。中华民族涌现的伟大人物，成为一支前仆后继的团队，毛泽东站在这支团队的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中共中央通过1981年的历史决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肯定毛泽东的“功劳远远大于过失”。在毛泽东评价中，普遍的倾向是从领袖的视角评价他，特别是从政治的视角评价他，很少有人从学者的角度肯定他的奉献，分析他的心路进程，考察他对于中国前途的深沉思考和忧虑。中国出版业的一项大工程——“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入300种著作，但未把毛泽东当作学术家、毛泽东的若干著作当作学术著作收入其中。毛后的几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没有公开作出对毛泽东学术地位的评价。撇开了学术地位，被评价的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一定会被贬低为仅仅是个政治家，而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很难流芳的。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以党的总书记名义对毛泽东作了学术评价。他说:“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笔者把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判断的认识写在下面:
一、毛泽东的哲学家地位
(一)毛泽东的哲学写在哪里？
毛泽东哲学著作内容宽广，形式多样，构成一个宝库，后人研究它不能把它窄化。如果认为他的哲学就写在《实践论》《矛盾论》的“两论”中，不但会遗漏他诸多的哲学创新成果，而且会对他哲学的总体规定性发生错误的判断。因此，讨论毛泽东的哲学家地位，必须收集和疏理他的哲学著作和写有哲学观点的著作。
毛泽东的哲学首先写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最先是1937年4月—8月，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成《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三章十六节。这部著作，既向学员介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在核心部分论述了毛泽东自己的创新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传世名作——《实践论》《矛盾论》。国内学者，有一部分人强调“两论”是从苏联学者著作抄录下来的，这些学者，完全无视“两论”超越苏联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创造性发展;另一部分人则按普列汉诺夫解读的“唯物论+辩证法”结构，把“两论”内涵压进这一框架，从而抹杀“两论”的创造性思维。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两论”的理解还不如国外的学者。如日本学者松村一人说:“两论”不应看作是两篇著作，而应主要看作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缺一不可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篇著作。一般说来，可以说这两篇著作一起构成了辩证唯物论的整体。”如果说，松村一人看到了“两论”的同一性，但没有真正把握住这种同一的基础;而另一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则看到了这个基础，这就是“实践论”，不过他不恰当地称之谓“实践一元论”。问题在于，究竟怎么看《矛盾论》。这篇著作的最重要贡献，是把矛盾的共性(普遍性)和个性(特殊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认定为“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矛盾共性的独存只在理论之中，而矛盾个性则在具体事物和改造具体事物的具体实践之中，这样，矛盾共性个性关系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关系。这样，“两论”就统一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原则的建立和贯彻上。毛泽东所写的专门的哲学著作还包括:1939年2月写的《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和《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给张闻天的信》，这两封信所论述的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1943年写的《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63年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4年写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3—1965年写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也是重要的哲学著作。
毛泽东的哲学更大量地、更有创见地写在他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党建的著作中。他的哲学思考和表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特别是战略、策略问题时，夹叙夹议，既讲选择的结果，又讲作出选择所根据的哲学理论、所运用的哲学方法、所获得的哲学见解。毛泽东在这样的著作中，讲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观点。作为军事著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作为政治著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作为文化著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作为经济著作的《论十大关系》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作为党建著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都是“叙”决策、“议”哲学的著作。还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时期分析总的形势、总结党的经验、探讨党的理论、制定党的战略的报告。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和长篇口头报告。两报告所解决的关于规律和价值的关系问题，关于财产和人性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关系问题，关于党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关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标志着党在思想上的成熟、理论上的全面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还有一类著作是讨论工作方法的，这方法就是哲学方法，也应看作是哲学蕴含丰富的著作。如:《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均是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著作。
毛泽东的哲学，其中萌发的新鲜思想，还写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让人们看到，里面含着当前也称前卫的哲学观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界提出，历史是在人的选择中展开的。其实，我们从这部批注集中，已经读到对“选择”的论述。毛泽东引李达的“关于两种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是促进或延迟过程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头。”毛泽东显然是同意这样的选择论的，批注了中国已经面对过的大量选择实例，包括西安事变的处理;但又补充自己的观点;对于选择，不仅要捕捉“可能性”，尤其要“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这个补充显然是重要的和合理的。
(二)毛泽东哲学来自哪里？
也许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从何处而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所谓“土”，就其来源说，出自本土——他的哲学是从中国特别艰难、特别复杂、特别曲折的实践中来的智慧结晶;就其内容说，反射本土——他的哲学是反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中国将来的独特面貌、独特本质、独特规律的思维成果;就其目的说，为了本土——在革命成功仅是光芒初现的时候，论证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争取胜利的方法论、建立敢于并善于夺取胜利的精神品格。这是毛泽东哲学来源的根本，但也有它对于中国外国哲学的承续。在后一种意义上，毛泽东哲学，是刻苦学习来的，深入思考来的，科学批判来的。没有在湖南第一师范跟杨昌济学习哲学、伦理学，没有在中央苏区长期靠边站后的发奋研读马列，没有在延安组织学习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学习李达的《中国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没有毕生不倦的读书思考，他就不会成为哲学家;没有对井冈山上“红旗能打得多久”疑问的思索，没有长征途中对党建立以来走过道路为何如此曲折的探源，没有抗日时期如何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算计，他的创造性哲学思维就无从产生;当然，没有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克服和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他的哲学也不会如此凝练厚重。但在更大程度上，他的哲学思想还是从实践中来的。例如:他的关于事物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思想，根本上来自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他的关于命运、关于可能性、关于选择的思想，根本上来自中国社会前途的极大的不确定性;他的极其丰富的认识论思想，根本上来源于党对于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战略的痛苦的探求过程;他的非常精妙的辩证思维，根本上来自中国历史现实的辩证机理、中国的决策必须经历辩证的思维锤炼。
(三)毛泽东哲学新在哪里？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界和政界，都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中国化”就是“中国用”，认为中共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要给学习者讲哲学原理，那没有中国人创造的原理，只有马、恩、列书上的原理。按照这种逻辑，就没有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也只是马、恩、列哲学原理的阐述者，顶多是个哲学教员。另一种理解是“中国化”就是把马、恩、列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进而在二者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原理、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创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如同欧洲产生了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和创造者，毛泽东才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那么。毛泽东的哲学创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全面坚持和努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在人们长期把“科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特性的误判之后，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同时提出判定是非的“两条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揭示了它是科学维度和人文维度统一、真理维度和价值维度统一的哲学。
其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的“新实践论”硬核，即提出了“具体实践”范畴，将它同一般“实践”范畴相结合，形成了主要写在“两论”中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矛盾共性和矛盾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全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是这一理论硬核的辐射型展开。
其三，将“命运”范畴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界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它表明:现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作为实践主体和中国社会作为实践客体，二者关系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才是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的基本问题。
其四，强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范畴的相关性及其在辩证法范畴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形成了事物发展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实现价值具有多种可能性、几率分布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三维判断，实际上提出了“可能性空间结构”的新思想，对于“命运”范畴的内涵作了深刻揭示。海德格尔把“可能性”看作“此在”的最本质特征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毛泽东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同样睿智、更为现实的结论。
其五，重新界定规律论，将社会实践规律区分为“实践指导规律”(由“战争指导规律”合理泛化而来)和“实践行动规律”，并且，令人非常惊奇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的统计性。实践指导规律是指正确决策中所包含的主观指导与客观环境、自觉目的与实现手段、手段体系中各个手段的内在必然联系;实践行动规律则是实践指导规律的逐步外化，一直达到成功并得到确证。一个寛领域、长时期的实践，当它的实践指导规律和实践行动规律不断展开并达到了成功，由此构成的贯穿性的规律，就是该领域该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比如，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49年社会现代化基本实现，经过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阶段，把它的各个阶段的实践指导规律和实践行动规律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说:从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必然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又有非社会主义成分与之相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三个中介性社会的逐步过渡。我们可以称之谓中国近现代运动的中介过渡规律。
其六，突出“规范性认识形式”，把“反映”、“评价”、“规范”三种认识形式链接为“理论指导决策，决策规范实践”的认识机制。列宁曾经说:马克思毕生注意策略问题，“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但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在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中论述作为“规范性认识”的决策的机制，而面临极端复杂的决策任务并在错误和正确的比较中掌握决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把“规范性认识”突出起来，从而更完整地论述了实践论的认识论。毛泽东说，认识的环节有三:从客观事实中“引出”理论思想的环节，以此为指导“提出”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的环节，将所提政策策略付诸实践的“做”的环节。这三环节就是“反映”、“规范”、“实践”的认识链;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为成败在此一举，这个生命论，就是规范性认识及其转化为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性;毛泽东说，实践不仅检验理论之是否具有真理性，而且，“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的程度，均待经验(实践)去考证”，发展了实践检验的哲学原理。
其七，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揭示它的中介性奥秘。毛泽东讲辩证法，喜欢说“一分为二”，但在论述实际的辩证运动时，他更重视“两极端之间的中项”，提出一系列的三项式:政治上的“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军事上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文化上的“西学——中西融合——中学”。连哲学自身的原理也有中介地给以阐述。如前已述，他认为，认识形式是三项的:“理论认识——评价认识——规范认识”;矛盾机制是三项的:“同一性——又同一又斗争——斗争性”。毛泽东批评苏联人的哲学思维，他们要么搞同一性，要么搞斗争性，不知道还有“又同一又斗争”这个中介项。中国哲学界，历来有学者质疑列宁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观点，但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上，恰已提出了超越列宁思想的论断:“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哲学结论也是三项的:“绝对——绝对相对——相对”。三项式，不是三分法，因为有一项是“两极端之间的中项”，是既有这一极特性、又有那一极特性的“亦此亦彼”的居间联系的中介。三项式就是中介辩证法。
其八，毛泽东的所有哲学原理，我们后人将其融会贯通，可概括为国外哲学所不可能有的“命运掌握论”——掌握中国的命运的哲学基本问题;掌握作为实践初始条件的中国国情;掌握中国革命建设的价值理想(现在称之谓“中国梦”);掌握实现革命建设成功的客观可能性空间;掌握以战略决策为核心的选择机制;掌握从“实践指导规律”到“实践行动规律”再到社会运动规律的转换;掌握对理论和决策的实践检验机制，“实践——决策——再实践——再决策”，把革命建设实践引向成功和胜利。这个“命运掌握论”发展了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来论述的“历史创造论”，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内在本质。
我们对毛泽东哲学创新的系列回顾和显性解读证明:毛泽东的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后裔中，独树一帜，昂首阔步，他突破了普列汉诺夫解读模式，突出了马克思原始创新的实践论核心，创立了“具体实践论”、“可能性空间论”、“统计规律论”、“规范认识论”、“中介辩证论”、“命运掌握论”、“历史创造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奠定基础，并将以学科形态传承到千秋万代。
二、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
(一)思想家是怎样的人？
顾名思义，思想家就是生产人类先进思想的大家，他们给人类、给民族贡献了深刻的思想。思想家未必是哲学家。比如，中国学术界公认，鲁迅是思想家，但很少有人说他是哲学家。二者的区别在哪里?第一，思想家思想的宽广性。他们不仅具有哲学思想，还具有横跨各个学术领域或综合各个学术领域的丰富思想。第二，思想家思想的深邃性。他们往往超越学科眼光，对社会、对人性、对历史的奥秘提出独特的判断。第三，思想家思想的超越性。他们提出的思想往往为前人所不知、今人所未想、常人所难解。第四，思想家思想的接地性。思想家和一般的学术家不同，后者专注于纯学术，而思想家则必定对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发表洞察性的见地，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思想的宽广性与深邃性两全、超越性与接地性和合，那才是思想家。
(二)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具有怎样的社会历史基础？
现在讲思想家，很少讲他们的成为思想家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好像他们都是靠天才做成了思想家。对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的评价，要把他成为思想家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基础讲清楚。
毛泽东是东方大国——中国的思想家。这同小国寡民地域的思想家有很大不同。站在泱泱中国，第一，一定会放眼世界，遥观世界大势，反思中国地位，意识到自己对人类的责任。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就是大国思想家的情怀。第二，一定会文化积淀深厚，学习、研究、继承、发展故国的文化及其优良传统，其思想也一定会厚积薄发，韵味醇香。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是故国思想家的风采。
毛泽东是历史大转折时代——中国大革命时代的思想家。这同生活在社会稳定时代的思想家有很大不同。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一，一定是“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艰苦备尝而目光远大，险境频现而豪气旷达。毛泽东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又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是历史转折点上伟人的浩歌。第二，一定会续自古以来的百家之长、集千万人民的智慧之果。为了前者，毛泽东提出“片面真理”和“全面真理”两范畴，前一范畴，使人尊重历史;后一范畴，表明后人责任。为了后者，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箴言，古今中外，他是第一个这样讲的人。
毛泽东是来自社会底层、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实际工作的思想家。这同贵族世家出身的且过着文人生活的思想家有很大不同。站在人民大众特别是底层工农兵的立场和同人民血肉相联地共同奋斗，第一，一定会坚持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相统一的观念，怀着中华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在世界成功的远大理想，脚踏实地的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为此，毛泽东成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的历史巨人。第二，一定会坚持思想创新和实践探索相统一的观念，把感性经验的“食料”加以“消灭”、产生出足以支持中国人日趋强劲的“营养”。黑格尔正是这样描述思想和经验的关系的:“饮食依靠食物，而且全靠消灭食物”，“思维所以成为思维，全靠感官材料，而且全靠消灭感官材料”。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培育、接受其真谛、付诸于实践的思想家。这同中国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家有很大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指引下开展实践活动、提炼先进思想，第一，一定会通晓关于人类社会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抱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理想，掌握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胸怀开阔而目光远大。由此，毛泽东往往出言神圣、立论深广、性格飘逸。他可以说出那些猥琐的教条主义者不敢想象的论断。例如他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由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第二，一定会立足民众实践，汲取民智民意，使个人的思想能够察微知著，接隐揭秘。这是关在象牙塔内的知者所不及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由贴近民众而来的比比皆是。他能提出:党要领导民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这段话，继承孔孟“义利观”，发展马列物质利益论，划出底线，指明目标，妙处无穷。没有对民众呼声的倾听和民众心理的微妙观察，没有来自下层民众的实际体察，根本讲不出来。
(三)毛泽东取得了怎样的卓越思想成就？
毛泽东的思想创造极为丰富，他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非常珍贵。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他为代表取得的思想成就以“毛泽东思想”的总称。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其划时代性就在这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这一思想体系作了“6+3”的概括:“6”是六个方面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3”是三个“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6+3”的宏伟理论，它的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性，在它的指引下获取的实现中国社会根本转型的成就，足以证明，毛泽东是中国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特别是三个“精髓”，是毛泽东给中华民族现代新文化注入的思想之魂，是他作为划时代思想家的不可替代的成就。下面，笔者对毛泽东思想家成就的几个突出方面再加论述:
在毛泽东的重要思想遗产中，首先是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准确深刻的观察。这是毛泽东对于实践中主客体关系中事物客体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世界历史，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是:“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对于世界的当代格局，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是1946年的“中间地带”论和1974年的“三个世界划分”论。对于中国历史，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是前引的“我们的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那一段，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格局，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它有着“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的同时存在”等五个“同时存在”而其最后一个“同时存在”是“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而对于中国解放以后的未来，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是:“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所有这些用极其生动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实践客体状况的判断，是其他一切判断的客观基础。
在毛泽东的重要思想遗产中，接着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肯定性评价。这是毛泽东对于实践中主客体关系中主体的研究成果。考察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人民为本”。毛泽东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这是毛泽东思想，不是孔夫子的思想。孔子的“仁”是要求按周礼协调人际关系，“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既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也不是现代中国由毛泽东提出的以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为核心的人本主义，而是为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核心的君子主义。马克思那时认为，除无产阶级以外的各个阶级都会消亡，在这个意义上，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思想体系。列宁开始，因为首先要领导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需要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才赋予各个革命阶级以“人民”的总称。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开始，建立了非常鲜明的人民意识。在他看来，人民的主要部分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也团结一切“和工农相结合”的、反对内外敌人的、推动社会进步的阶级和进步力量。毛泽东的“人民本位”思想，正确处理了几个基本的关系:其一，人民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和历史目的的地位。谁是历史创造者?批判历史由神创造、绝对理念创造，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毛泽东也说，“历史是人类自己造的”;批判英雄创造历史、君子创造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决定力量”。这两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史论的第一、第二命题，缺一不可，也颠倒不可。人民创造历史，这创造出来的成果属于人民。康德说:要“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当作手段”，确切地说，人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毛泽东说:人民是目的，共产党人则是人民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其二，人民和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在人民本位和个人本位之间架设了由此及彼的桥梁。他并不认为，人民和个人是决然对立的。在一种意义上，毛泽东认为:人民的集体奋斗所要达到的目的恰是人的个性解放。在1944年8月31日給博古的信中说:我在你们的原稿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中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957年7月，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毛泽东对于这一阶段内中国社会的状态作了这样的展望:“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非常杰出的思想，每对“又有……又有……”的前一个“又有”，继承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而后一个“又有”则是现代文化的特质，毛泽东的理想是要把二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统一和融和。其三，人民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毛泽东的思想是在政治上依靠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经济上则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在“以人民为本”的价值观中没有这个关系的正确处理，就不能贯彻。比如现在，中国逐步富裕起来后，贫富差异拉得很大，社会公平很难实现，这个问题不解决，“以人民为本”就还没有做到。
在毛泽东的重要思想遗产中，有着尊重实践的初始条件的客观实在性和发扬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相结合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分别认知实践客体和实践主体后为实现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提出的思想原则。这个“结合”原则的前一个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他把中国古代作为诠释学原则的“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实事求是”，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释，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思想路线”范畴，第一个用古词新语的“实事求是”来表达。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另一侧面是他对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分外重视。就这一侧面说，毛泽东继承发扬了自王阳明以来中国“心学”的内涵。针对明晚期、清早期民众意志力的萎靡，“心学派”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接力棒似地高扬“心之力”。毛泽东为唯心主义正名。他写道:“观念论(注:也译为‘唯心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的，所以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一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这里的“主观能动性”，就是龚自珍所说的“心之力”。但毛泽东的“心之力”又不同于龚自珍的“心之力”。读他的众多著作，笔者愿意把毛泽东的“心之力”，分解为努力把握实际情况的“智慧之力”、认真进行战略决策的“谋划之力”、坚毅推进正确决策下的实践的“意志之力”。这样理解的“心之力”，就是与尊重实践环境条件的唯物主义前提相统一的“心之力”。笔者由此称毛泽东的思想为“物之限”和“心之力”相统一的思想，其“统一”的关节在于对现实事物中可能性空间的分析和判断。正如毛泽东所警告的“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哪些石在做不倒的事”这样意义上的“心之力”已经不同于龚自珍他们的“心之力”，它不仅是“主观能动性”，而是人的“自觉能动性”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正是把他的“心之力”规定为“自觉能动性”的。他言之鑿鑿:“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能动性。”
在毛泽东的重要思想遗产中，还有处理实践中主客体关系必须使用的中介辩证法。在哲学部份，笔者已经讲了毛泽东的中介辩证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毛泽东把中介辩证法运用到各个方面，成为一大思想创造成果。在国情分析上，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一头和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头都小，中间阶级大)，由此，他不但重视敌人，更重视朋友，提出了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一个三项式:“敌人——朋友——自己”。在事物运动上，他揭示客观存在的三阶段: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分析，得到了实践的确证。在战略决策上，他从三项式分析出发，预见战略前程，决定战略方向。1949年打过长江去，外国朋友有疑虑，怕引发“苏美战争”，毛泽东回答说: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从而论证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中介分析，贯彻到了各个方面:“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先进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解放区——游击区——敌占区”，“贫农——中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等等。在有些场合，毛泽东本来没有建立第三项，但客观实践“迫使”他承认事物结构的第三项。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赞同打“歼灭战”，反对打“击溃战”。但是，到了1947年大规模战争时，他发现，在实际的战争中，在许多场合，要取得胜利，只能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于是，他于同年8月28日致电刘邓、陈粟等说:“在目前情况下，給敌以歼灭与给敌有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所谓“歼灭”就是“不使漏网”;所谓“歼灭性打击”就是“不要四面包围”，“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翌日，又致电陈粟等，干脆把这种战法称为“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针”。这个案例说明了三项式的来源和毛泽东作为思想家的独特品格。
在毛泽东的重要思想遗产中，还有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忧虑性思考。这是毛泽东对于处理实践中主客体关系尚有不确定性的思考。他在上世纪30年代谈中国革命战争根本规律时所使用的可能性分析，到60、70年代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前途问题是仍在使用。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前程充满着风险，他的完全胜利在起步阶段不过是一种可能性。毛泽东所忧虑的，一是共产党自身能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保持他所期望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二是如何对待国内长期地存在着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1957年党整风时候，那普天盖地的要求共产党放弃一党执政的大字报，大概在他心中留下了太深刻的影响;三是如何应付国际的反华势力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阻挠。也许，毛泽东不该把这些可贵的忧虑概括为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更不该制定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但深深忧虑也是一种远见卓识。笔者赞同作家王蒙的判断:“你不能不认真思考毛泽东思考过的一切:事实上的不平等，人民的大多数与少数，城市与乡村，治人与治于人，贫与富，武力暴力与道德教化，儒家与法家，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创造历史，……包括所有的旧世界旧制度旧朝代土崩瓦解的教训，都值得唤醒我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在分配不公、干部政风、贫富差别、农村前景、环境污染、意识形态、国际处境……日益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忧虑的时刻，我们更要重温与思考一下声名狼藉的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毛泽东是个大学教授，如果毛泽东的忧患表现为学术研究论文，那将是中国人对世界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笔者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思想家毛泽东的忧思当作留给后人的遗产。
三、论毛泽东的社会科学家地位
(一)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毛泽东擅长那些学科？
作为革命家兼学术家的毛泽东，既有对社会科学多种学科加以研究的使命，又具有研究这些学科的素质，能够把这样的研究使命担当起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党领导革命必须建设军队、党的主要领导人必须成为军事统帅。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但在战争之中学会战争，不但胜任了军事统帅责任，而且成了伟大的军事学家，是中国的另一个孙武。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对“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党“深刻的给以注意”。这样的政治，而且是专著于人民解放、人民当政的新政治，锤炼出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政治学家。中国革命是在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民族中开展的。文化积淀及其深厚的毛泽东，很早就概括出“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他紧紧抓住文化工作、深入研究文化问题、形成指导党的文化工作的科学思想，从而成为伟大的文化学家。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关注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这是不能不关注的。全国解放以后，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他学习经济、研究经济，对经济工作提出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有自己的经济思想，但没有条件成为经济学家。毛泽东是“史学癖”，他读二十四史所写的批注，透露了他的史学主张。
(二)毛泽东在军事学上有那些贡献？
在国际军事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是最重要的军事学贡献，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成就之一，因为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游击战作为战略问题来研究的学者。但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应由是前人未有、它国未有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学说，“人民战争”的战争学说所构成。在战争学说上，毛泽东的独特贡献在于运用他的哲学思想，建立了战争认识论和战争辩证法。在战争认识论上，毛泽东以战争认识论，以对象的“盖然性”(注:即“或然性”)特点为出发点，以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空间分析为中心，把握其指导规律。这是“兵者，诡道也”的当代诠释。《论持久战》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一章，是他的战争认识论最精彩的篇章。关于以“可能性空间”分析为军事认识的中心一件，除笔者在上面引述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以几率分布为表达方式的根本规律论外，毛泽东在战役指导上也有他的独特军事认识论的成功运用，1948年8月—9月对济南战役的指导就是范例。8月12日，毛泽东提出攻济作战结果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种，打一个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种可能性:既未攻克济南、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倾向于抓住第二种可能性并使之转化为现实性来部署。8月26日，又提出战役进程的三种可能性:在援敌距离尚远时攻克济南;在援敌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以此可能性分析为基础，提出战役实施，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是“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可能性的出现，亦即将“攻城为主”转化为“打援为主”。由于毛泽东正确的战役指导和华东野战军的谋划指挥，济南战役以攻克济南、歼敌10万、徐州援敌未敢北援的结果告终。对于战争辩证法，毛泽东提出和分析了战略中的39对矛盾，要求弄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照顾”关系的双方论述了战略的实质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优势劣势加以转化，将自己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以局部胜利的积累达到战略优势的建立和最后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就是这样能动地转化来的。
(三)毛泽东在政治学有哪些贡献？
毛泽东是实践的军事家，又有他的军事学说;同样，毛泽东是实践的政治家，也有他的政治学学说。毛泽东在政治学上至少有三大学术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关于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学说。其中，抗日统一战线的学说更为精彩，写在1940年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一系列论文中。毛泽东曾总结说:中共应对革命的胜利靠了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后两项的理论，都属于政治学范畴。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是他的政治学中的精彩篇章。这一学说的基础环节，是对当时中国半封建社会状态的各阶级分析，这种分析的理论特点在于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态度为基本方法，在于对中国社会庞大的各个中间阶级的辩证分析，在于作出了对各个中间阶级经济地位中介性和政治态度两面性的细致梳理，从而为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奠定理论基础。这一学说的中心环节是让矛盾辩证法和处理各种矛盾的策略原则互动。在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存在着共产党和各个抗日力量的关系，又存在着和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的关系。对于后面的关系，毛泽东在1940年提出了“自卫原则(有理原则)、胜利原则(有利原则)、休战原则(有节原则)”。这是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也有相对性思想的运用和验证。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对新中国国体的论述建国之初，写在1949年6月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历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论文中只提“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提出的是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界定了“人民”范畴，也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范畴，指出它是“对人民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的“相互结合”。毛泽东在政治学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如果说“人民民主专政”范畴是政权性质与建构的学说，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是毛泽东的治国理念。人们常指责:毛泽东不懂“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没有把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实，他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著作。在这篇著作中，在价值观念上，他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为目标;在执政理念上，他以“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出发”为准则，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为原则，所谓“统筹兼顾”乃兼顾人民内部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各个地区的利益，所谓“适当安排”则是在量的比率上保障他们各自的利益的相对平衡;在处置各种矛盾问题的构架上，他将这些矛盾“一分为三”:政治领域的矛盾以“团结——批评——团结”(包括各个政党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方针，经济领域的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为方针，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方针。这是一整套的执政理论和理念，它的基本部分，至今仍被证明是正确的。
(四)毛泽东在文化学上有哪些贡献？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全国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毛泽东——民族历史根本转折时期的文化巨人》的论文。认为他之所以称得起“文化巨人”，因为他的“思”——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因为他的“诗”——诗化了他的广博深邃的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崇高品格;因为他的“志”——高扬了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精神;因为他的“事”——规划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模式和指导方针，开拓了新文化的建设大业。文中提到的“事”的方面，正是毛泽东作为文化学家的贡献。毛泽东在文化学上，留下三篇力作:一篇，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发展、内在本质、建构方向作了系统的论述;一篇，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本质，建立艺术家和人民的正确关系、实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的发展规律，作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创造性论述;再一篇。1956年8月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新中国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作了最精到的说明。这篇作品的特点和优点仍是哲学地讨论文化问题——它发展了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说:无论科学、技术、文化，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它发展了中介辩证法，很有趣味地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可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改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四、正确评价毛泽东学术地位的重大意义
(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肯定毛泽东的崇高学术地位，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称颂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社会科学家，肯定他的崇高学术地位，这在实际上是希望毛泽东的研究工作，要开辟一个新领域，就是相关各学科的学术领域;还要建立一个新视角，就是从学术视角来讨论他的全部论著的丰富意涵。笔者相信，这件事，会得到相关各学科学者们的支持和参与，从而吸引广大的学者群来开展这一研究。方式有三:一是单独开展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军事学、毛泽东政治学、毛泽东文化学以及毛泽东经济思想、历史观念等学术研究;二是在各个学科的综合研究中纳入毛泽东的独特研究成果，或者作为论断，或者作为论证，或者作为比较研究的一方;三是可考虑建立“毛泽东学”的特殊学科，除研究毛泽东生平、毛泽东实践以外，全面研究和整合毛泽东的学术成就。
(二)毛泽东学术地位的肯定，有利于政治和学术关系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普遍要求划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这有一定的历史理由。但实事求是地说，政治与学术又无从予以隔断。一般的道理在于: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实践变革活动，学术则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创造活动。政治与学术在实践和理论关系的意义上有着特定的联系。胡适是中国近现代的大学者，但在中国的环境中，他也参与政治活动，留下了显著的政治轨迹。你无法完全分开他的学术与他的政治。即使纯学者的陈寅恪，也会对抗日前途这样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特殊的道理在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领袖，由于客观的需要，只有革命家和学术家一身二任的人才能登上这样的历史舞台。所以，人们不能因为某人是政治家就断定他不能享有学术家的名声。从另一个视角看，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也竟认为，毛泽东这样的人，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形态”有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是由张岱年、冯契这样的纯学者创造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截然分为两种形态，把毛泽东排除在学者队伍以外的做法，是有失公正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学术评价，可以克服毛泽东只是政治家，甚或只是权术家的片面评价;可以克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历史学的建构中，排斥毛泽东学术贡献的不妥做法。
(三)通过毛泽东学术地位评价所涉及的政治和学术关系问题的解决，发展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的学术
因为原来不承认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剥夺他的学术贡献进入学术殿堂的权利，因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政治学科、文化学科中，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政治学、文化学学术贡献的进入;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科的内容大为淡化，甚至不承认这些学科的建构可能性。这对于近现代思想文化通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来传承，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在学了习近平对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的评价，进而厘清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以后，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科，都将因为纳入毛泽东的巨大学术贡献而进一步发展起来。
(四)习近平对毛泽东学术家地位论述的发表，将使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更全面更深刻的评价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他的诗人地位是比较地得到公认的。前有柳亚子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态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后有高亨的“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雄奇。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毛泽东的学者地位至少可比肩其诗人地位，却得不到崇高评价。其实，毛泽东的诗情与哲理是相互渗透的。有人说，亿万斯年后，人们能够记得和传诵的大约只有毛泽东的诗，但诗中蕴含的就是他的哲学。本杰明·许华慈说:“毛泽东的诗比他的辩证法、认识论更是毛泽东哲学的核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内含的是他的“人民本位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近迈步从头越”，内含的是他的“实践规律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内含的是他的“天下大同”的哲思;“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形成二万”，内含的是他的“忍耐的哲学”;“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帝王虽可歌，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内含的是他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内含的是他的“个性的实现”在集体的奋斗成果中的品行观。毛泽东学术地位的肯定，不仅是对他的才能和功绩加了一项，而且使他的实践成就和学术成就交响辉映。中外都有学者称颂毛泽东作为东方巨人的全面性。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所写《毛泽东传》中说:“毛不是一种，而至少是五种类型的人。他是点燃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军事指挥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伦理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中国学者何显明说:“在古往今来的无数风流人物中，真正能像毛泽东这样集政治巨人的博大胸怀、哲学家的深沉睿智、军事家的韬略智谋、诗人的才气激情于一身的，屈指可数。”现在有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学术家地位的评价，突出了他的学术贡献，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更全面更深刻了。
更全面更深刻的评价包括对他的功过是非比重和关系的评价。说到功过比重，由于增加了对毛泽东学术家地位和各个学科的学术贡献的评价，毛泽东的“功”的一头、“是”的一头的份量显然增加很多，1981年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功劳远远大于过失”的结论将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毛泽东的功绩将远播未来，而他的错误则是在较短时间起作用的东西。这个“远播”因它具有学术形态而可流芳至亿万斯年。说到功过关系，毛泽东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他的实践成就的重要原因，而他在实践上发生的许多过失，有的过失是未能在变化了的环境中贯彻原来正确思想的结果;有的过失则是他敏感地发现问题、尖锐地提出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决策却是错误的或根本上错误。
毛泽东评价的更全面更深刻，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他而更值得骄傲和自豪。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200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在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都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其集体奋斗中才能产生毛泽东，只有中国在1840年—1949年实现社会大变革中才能涌现毛泽东，只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才能培育出毛泽东。当时的这两个讲话，都没有对毛泽东的学术地位作出评价。今天，有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学术地位的评价，毛泽东更显出其特殊的雄奇和高大，更值得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因为产生了毛泽东而骄傲。这样的情绪，将会使我们对党、国家、民族的前途更加信心百倍。
(作者简介：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长期从事中外哲学原理的比较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