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面对求官求职的亲友

梁贤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不少亲友或上京或写信请求毛泽东给予职务和安排工作、求学等。在这些亲友面前，毛泽东正确处理，恰到好处，既坚持大公无私的革命原则性，同时又充满感人至深的人情味。

文运昌永远理解不了毛泽东

文运昌是毛泽东外婆家的大表兄，也是他少年时代的密友。不仅支持毛泽东接受新思想，而且支持毛泽东追求光明，投身革命。

文运昌对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过。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总是忘不了提及文运昌。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他时，毛泽东这样说：我进了东山学堂，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1950年初夏，毛岸英代父省亲，来到唐家圫拜望文家兄弟，文运昌从墙壁的包袱里取出两帧照片和毛泽东1915年写给文运昌的借书条及1937年写给文运昌的5页家书，叫毛岸英带回北京给毛泽东。这两帧弥足珍贵的照片是1919年毛泽东同母亲文七妹、弟毛泽民、毛泽覃在长沙的合影及1919年毛泽东同父亲、伯父、弟弟毛泽覃在长沙的合影。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在父母当年住的卧室内看到墙上挂着的这两帧照片，十分激动，站立良久，动情地说：“母亲，您的儿子回来了。”自然，他也非常感谢文运昌冒着杀头之祸珍藏照片。

毛泽东与文家亲属合影。左三为文运昌，右一为王季范。

1951年4月，毛泽东邀请文运昌进京作客。文运昌十分高兴，他除了思念已是国家主席的表弟外，还怀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仰仗毛泽东的职权给自己安排个职务。

其实，建国之始，文运昌就给毛泽东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了封信，并随信开了一张14人的名单，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毛泽东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经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后不悦地说：“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作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于是毛泽东大笔一挥，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毛岸英回韶山时，遵父命到唐家圫看望文家兄弟，文运昌叫弟弟文南松出面，要求毛岸英回去给父亲说说，解决文运昌的安排问题。毛岸英请求伯伯们谅解，因为他知道，共和国成立以来，亲友中不少人向父亲提出类似的要求，父亲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尽力说明，一一婉拒。无奈，文南松只有亲自写信，托毛岸英带给毛泽东。然而在文运昌工作安排这事上，毛泽东却没有敬重文南松，他回信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让文运昌大失所望。

文运昌等人到了北京，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住在前门饭店，3天后，毛泽东抽出时间，让田家英接客人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刚下车，毛泽东和江青早已在门外迎候。客人一到，毛泽东把站在身边微笑的江青拉了过来，指着文运昌介绍说：“这一位就是当年为我在东山学堂读书作担保人的运昌大表兄。”接着又对文润泉等人作了介绍。毛泽东遵循农家礼宾原则，热忱地招待文运昌等人，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与客人促膝长谈到深夜。

从左到右：毛泽东、文涧泉、文运昌。

文运昌自然提到了请毛泽东安排工作的事，毛泽东仍是婉言谢绝了。

文运昌第二次进京是1952年6月，这一次文运昌在北京住的时间较长，有些乐不思蜀了。他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心里不大高兴。直到1953年毛泽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同意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安排文运昌为湖南省文史馆员，但文运昌仍然觉得毛泽东没有给他多少好处。

最使文运昌永远不能理解的是，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贵为“天子”，处于权力之巅，为什么如此吝啬手中的大权，不能给自己谋点好处，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毛泽连安心韶山种田喂猪

毛泽连的父亲毛菊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嫡堂兄弟。毛菊生家庭贫困，毛泽东曾深深地寄予同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11月，毛泽连和毛泽东表弟李舸应邀来到北京，这是解放后韶山上京的亲友中，算是最早的一批了。

一天下午，丰泽园大门前，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轻快地驶进来，车刚停住，车门打开，毛泽连和李舸下了车，秘书引领他们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见客人进了屋，立刻站起身，迈步迎了上来，三兄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谁也不愿松开。久别重逢，三人愉快地聊了起来。

聊了一阵，听说毛泽连母亲身体欠佳，毛泽东连连摇手：“那先让她老人家在湖南治疗一段时间，等病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住。”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毛泽连的母亲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每年都要寄去一点生活费。1952年，婶婶病故，他又寄去100元钱作安葬费。

夜已深，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对毛泽连和李舸说：“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

毛泽连听后，见毛泽东心里高兴，趁机提出，请三哥给他和李舸找个事干。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回韶山与亲人们合影，前排右一毛泽连。

毛泽东郑重地对他俩说：“我现在当上了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当上‘皇帝’，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都来享受，这些人又骑在人民头上扬武耀威，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革命者，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不是为少数人。”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对于没有多少文化又长期蛰居山冲的毛泽连和李舸来说，未必完全听懂，但他们知道，毛主席的话是对的。

接着，毛泽东又充满期待地说：“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战争的创伤很严重，现在战争刚刚结束，国家和人民都需要恢复一下元气，医治战争的创伤，这就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都在内。你们在家种田喂猪，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这两个纯朴而又通情达理的山冲农民，深感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决心回老家后种好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

毛泽连听从毛泽东的劝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直在韶山当农民，厮守田园，直到终年。毛泽东却无时不在牵挂着他，常常寄钱寄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重病在身，还交待女儿李敏：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这两个叔叔，一个是毛泽连，另一个是毛泽荣。

杨开智放弃“厅长”的要求

杨开智是毛泽东岳丈杨昌济先生的长子，杨开慧的亲哥哥，曾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后转入雅礼大学预科。在此期间，父亲杨昌济执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进步青年毛泽东、蔡和森常到杨昌济家求教，因志趣相投，与杨开智兄妹结下了友谊。1918年杨昌济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北京。

1930年杨开慧遭敌人逮捕，关押于长沙国民党陆军监狱，杨开智心急如焚，吩咐夫人李崇德多次去狱中探望、送物，传递消息。他本人同母亲杨老太太在南京一道呼吁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营救杨开慧。杨开慧坚贞不屈，英勇献身后，杨开智忍着悲痛雇人收殓遗体，返乡安葬并承担起抚育烈士遗下的3个孩子的责任。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妻子牺牲的消息，随即写信给杨开智，极其沉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感谢杨开智安葬烈士的遗体。1931年春，中共地下交通员给杨开智送来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为了避免反动派杀害毛岸英三兄弟，要杨开智夫妇将岸英兄弟平安送往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此项工作由杨的妻子李崇德完成。

1950年杨开智任茶厂厂长（第二排左5）与职工合影。

建国以后，杨开智抱着很大的希望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胸怀耐心说服，给杨开智写信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一天，他还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要求对杨开智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显然，毛泽东不愿凭借个人职权任用私人，坚决反对“任人唯亲”。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抽不出时间，便叫岸英写信给舅父多加解释。为此，毛岸英给杨开智写了长达3000字的信。在信中，他认为“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不要组织部门，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原因以外，正在于此：坐享其成，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动派常骂共产党人没有人性，如果他们所指的只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由于毛泽东父子苦口婆心的劝说和开导，杨开智的思想豁然开朗，放弃了“厅长”的位置，愉快地接受湖南省委的安排。他是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现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先后担任湖南省农林厅研究所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等职，为发展湖南茶叶生产作出了贡献。

对张四维的事不能答复

少年毛泽东在外婆家不仅与几位表兄关系密切，他还结识了另外两个挚友：张有成和张四维兄弟，张有成排行第一，张四维排行第四，年龄均比毛泽东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怀着一腔报国热忱，毅然参加了湖南新军，他便邀请张有成兄弟一同投军。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张有成和张四维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成为农会骨干。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张有成等人机智地帮助毛泽东脱险。大革命失败后，彼此天各一方，睽离数十年。然而，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两位老朋友，1951年9月，张有成同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等人一道应邀上京。尔后，毛泽东常有书信同张有成联系，张有成则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写信反映乡下情况。

1953年8月，毛泽东突然收到张四维的来信，展纸一阅，方知张有成不幸病逝，他痛惜好友，立即复信给张四维，对其兄深表哀痛和悼念之情。

张四维1954年上京，见到已是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同他谈过去的事，又谈起张有成的去世，在谈到张四维一家的生活时，鉴于张四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以及目前生活困难等情况，毛泽东当即应允张四维的求职，然后通过有关部门与湖南方面进行协商，解决了张四维的工作问题，安排在湖南省盐务运输局上班。

两年之后，张四维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他解决女儿的就业问题，毛泽东回信谢绝道：

“你说的事，我不能答复。生活困难，付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介绍刘天民任文史馆员而未果

1950年8月29日，在湘潭市执教十八年的小学教师刘天民同她的丈夫郭梓材收到毛泽东的一封来信，那熟悉的雄拔有力的行书映入他们的眼帘时，夫妻双双激动异常，高兴万分，不由得看了一遍又一遍。

郭梓材是毛泽东幼时在韶山井湾里读私塾的同学，与毛泽东友情甚笃。刘天民是韶山杨林乡瓦子坪人，毛泽东是她的革命领路人。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指导下，刘天民走上了革命道路，1923年10月由毛泽东的秘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青年部长、省学联干事、区委常委等职。

毛泽东写给刘天民、郭梓材夫妇的信（复印件）。

毛泽东在长沙发动“驱赵（军阀赵恒惕）”运动时，此时仍为青年部负责人的刘天民积极响应，奔走呼号，带领进步青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将赵恒惕驱走。接着，刘天民受毛泽东的委托，担任省党报编辑，住在清水塘毛泽东的家里，她与杨开慧朝夕相处，情同姐妹。毛泽东工作很忙，终日劳碌奔波，极少回家，刘天民同杨开慧一道协助毛泽东工作，刘还帮助杨开慧料理家务。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离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领兵上了井冈山。杨开慧英勇就义，刘天民沉痛不已，只身回家教书。由于身份暴露，不得已，刘天民脱离党组织。后与郭梓材结为夫妻。

解放后，毛泽东念旧情深，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刘天民写信，表示问候。刘天民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回信，十分感激毛泽东的教育培养。

以后，毛泽东还给郭梓材写了信，寄钱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刘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流露出想到外面工作的思想，毛泽东考虑到刘天民是湖南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曾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脱党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便介绍她任湖南省文史馆员，因讨论中有不同意见而未果。后来刘天民被当地政府安排在湘潭市政协工作，担任了几届市政协委员，直至1976年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