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及其双重超越
罗建华
摘要：在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深刻滋养下，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在其生动的干部教育实践活动中得以从多个维度积极生发和呈现。从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核心内容和主要方法的阐述与诠释中，充分彰显了其干部教育思想对大众教育模式与精英教育模式的双重超越:对大众教育模式的超越体现在，一方面基于对受教育者特殊性的认识，他认为教育不应止步于大众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基于对国情的认识，认为应先行集中优势资源使干部接受优质教育;对精英教育模式的超越表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其干部教育思想以群众史观为哲学根基，二是体现在教育目标上，使干部为人民服务。在对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探索中，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重塑干部的内在品格与外在风貌，这种尝试是极为可敬的，他开辟了一条需要几代人走的艰辛道路。寻求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中的根本立场、方法与本真精神，有利于我们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返本开新，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的干群关系重构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顾名思义，指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总体观点和看法。可以说，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是毛泽东的干部观与教育思想的完美结合。但是，这种结合绝非简单地拼凑和相加，而是一种深刻的方法论融合，两者水乳交融、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换言之，毛泽东的干部观与教育思想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深度契合，形成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毛泽东并未留下关于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鸿篇巨制，但他将其系统看法深深地融入了具体而生动的干部教育实践过程，他的不少文本是面向广大党员干部所作的讲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曼·莱文指出，应当将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本视作干部教育的系列教材加以阅读和重释。因此，欲触及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本质内核，就应当深入挖掘这一系列文本与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
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哲学底蕴
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言:“可以把哲学定义为教育的一般理论。”没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干部教育思想就很容易停留在对特定历史情境所需的具体干部教育措施的规划与设计层面，以及对这些内容的简单描述，很难深入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并把握干部教育的本质内涵与深层逻辑线索。在干部教育领域，毛泽东不乏精辟的论述、深刻而睿智的洞见和独到的见解，这些基本理念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意蕴，其生成则是建立在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
(一)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原理
纵观毛泽东浩瀚的文本群与活生生的教育实践，不难发现，始终有深刻的认识论支撑着他的教育思想，但是往往需要将文本深处的隐性话语加以挖掘和阐明，方能使这种认识论得以华彩呈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干部作为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规划与领导者，首先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获取丰富的经验和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毛泽东认为，真正优秀的干部往往是由现实实践催生的。因此，他强调要在具体生动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开展干部教育。但是，由于个人精力的有限性，单靠直接经验不仅获取的知识极为有限，而且这些仅有的知识很有可能存在极大的片面性，需要进一步检验其真理性及其适用范围，这就无法应对不同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迥然相异的实践。因此，干部需要借助间接经验的学习、引入和借鉴，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思想与能力结构。一方面，干部作为群众实践领导者的前提，就是自己首先成为人民群众的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从芸芸众生那里获取大量的实践智慧。在毛泽东看来，向人民群众学习就是干部教育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另一方面，系统地接受各种形式的干部教育，使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的漏洞得以弥补，更使自己杂乱的思想、理论与知识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渐成体系，以便更好地指导下一步实践。
(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在马克思矛盾理论基本思路与理念的深刻影响下，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将矛盾理论加以细化，全面而深刻地展开论述。他明确指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贯穿于发展始终的普遍矛盾，而且不同事物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矛盾。但是，一事物之所以有别于他事物，则是因为其内部有特殊矛盾在运动。经过毛泽东重新诠释之后的矛盾理论，拉近了与现实社会运动之间的距离，真正成为了现实问题的分析工具。一般而言，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与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即教育目标与教育现状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促使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毫无疑问，干部教育需要解决这组整个教育领域共同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矛盾。因此，干部应当接受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即干部教育应致力于完善受教育者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使受教育者获得通识性的知识和日常生活技能。但是，干部作为特殊群体，是由自身不得不应对的特殊矛盾决定的，即干部必须对引领群众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规律性进行深刻而全面地认识。换言之，干部引领群众所需知识和能力的相对缺乏与干部亟须以正确科学的方式领导群众展开革命与建设实践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干部教育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特殊矛盾。毛泽东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所以，针对这一特殊的矛盾，必须以特殊的教育实践——干部教育来解决。
二、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核心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大量作品，其实都是按照他面向干部所作的讲演整理而成的。毛泽东虽未系统地论述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没有形成关于这一问题域的专著，但是，干部教育思想却成为了他思想演进过程中极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理论运思。
(一)干部教育的重要性
干部这一特殊的群体肩负着比普通群众更加艰巨的任务，因而毛泽东多次强调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段提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的论断。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一论断中，必须注意的是，政治路线的确定与干部之间的关联性。实际上，政治路线的确定对实践的引导作用以及相应的效应首先是针对干部群体而言的。这种引导作用的发挥往往需要一个从干部到群众的辐射过程。因此，在干部教育中突出政治维度是必然的。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必须将这种路线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需要引导人民群众朝着正确的路线和方向迈进。因此，毛泽东说:“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没有具有计划性、针对性的科学的干部教育，没有对干部领导群众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干部与人民群众真正意义上的鱼水关系就无法建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二)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
干部教育的内容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所必须传授的通识，但又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具体而言，毛泽东强调干部教育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思想加以引导，行动将会是自发而非自觉的，杂乱无章而非有组织、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干部教育中的思想教育，首先是正面教育。必须使正确思想抢先占据干部知识结构中的核心位置，促使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倾向从干部知识体系中移除，使干部在正确思想认识的指引下参与实践。其次，干部教育还需要一定的反面教育。人的本性有善恶两面，而恶的一面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一味地扬善而不惩恶，这种扬善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是不牢靠的，随时面临被摧毁的危险。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主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在错误思想面前亮剑发声，并力图阻止错误思想倾向在干部中蔓延。第二，方法论教育。毛泽东始终都强调学理论，最忌讳死记具体结论和原则，倡导深入理论文本的隐性话语当中，挖掘出其中的方法论。毛泽东多次强调，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是对方法论更好的学习方式。他认为:要避免产生错误的思想路线和倾向，就必须“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方法论教育是干部教育中一个基础性的维度，是所有干部都需要接受的教育内容。第三，政治教育。毛泽东认为:“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干部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知识和能力结构决不能停留于某一特定领域，干部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尤其是要将党和国家的政策与策略铭记于心并深刻领会。第四，业务教育。毛泽东一向认为，外行指导内行是行不通的。因此，干部必须接受业务教育，提升各方面的技能。具体而言，干部的业务教育包括管理能力的培育和专业技能的培训与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干部的管理能力并非指封建社会“官老爷”那种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架势，而是指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干部教育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并未专门对干部教育的方法进行讨论，但是这些科学方法却悄然渗透到了他各种形式的干部教育实践过程之中。第一，启发式。启发式教学方法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其要诀在于启发受教育者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逻辑推导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在面对广大干部进行讲演时，经常使用一问一答或自问自答的方式，在提问与回答的过程中渗透了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毛泽东一向拒斥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十分注重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仅表现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而且体现在他丰富的干部教育实践活动当中。第二，讨论式。在传统的教育观念当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地位的不平等是明显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无不诉说这样一个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总体结论:教育者的传输与受教育者的接受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自幼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接受教育的，但是，他很快便发现其中的症结，力图加以批判和否弃。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深刻体会到传统教育模式中对受教育者应有地位的漠视。他认为，受教育者“要少一些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正是在这些基本理念的支撑下，他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采取讨论式，而不是以灌输的方式强行使知识从教师到学生作单向运动。要真正进入对问题的深入讨论，学生就必须自主、自觉地学习。在这个意义说，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中不言自明地包含了干部的自学。第三，批判式。毛泽东多次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干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厌其烦地提出自我批评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批评不仅仅是对周边人群的错误思想倾向和行为的揭露与批判，也包括对已有理论框架和具体结论的检审、反思与批判。作为受教育者，干部不仅可以批判教育的内容，批判其他的受教育者，也可以批判包括高层领导在内的从事干部教育的教师。第四，“挤+钻”式。毛泽东对比喻、拟人等文学手法有着特殊的偏好，这使得他的语言极为风趣和生动。毛泽东曾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干部教育与普通的教育最大的不同，无非是受教育者的身份和责任具有特殊性，他们作为受教者需要接受新的科学知识，但同时他们大多数又是在职的干部，肩负着领导群众推进各项事业的使命，因而，相对而言受教育者在学习时间上更为有限。毛泽东所说的“挤”，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提出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学习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经波折最终在农村获得新生，寻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其中不少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基础。因此，在基本理论的学习上存在重重障碍和困难。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困难需要依靠“钻”的精神加以克服。第五，实践式。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虽是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教育理论与思潮的滋养、熏陶和涤荡中生发的，但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干部教育实践中得以生成和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有着极为突出的实践性。毛泽东向来对从理论到理论的学习模式较为反感，他曾明确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尤其是干部教育，必须从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中展开。
三、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双重超越
在教育学中，精英教育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的，而大众教育以培养一般性专门人才为目的。毛泽东眼中的干部教育显然不同于大众教育，也不同于精英教育，而是对两者进行深刻反思并有所超越。
(一)对大众教育模式的超越
在教育路线选择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大众教育方向。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辩证思维驾驭自己的教育理念，将其引向更为深刻、科学的新高度。在毛泽东看来，不同的受教育者有着不同的教育诉求，以整齐划一的方式进行教育规划很容易使教育事业陷入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泥潭。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对大众教育模式的超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对干部教育中受教育者特殊性的认识，认为干部教育不应止步于大众教育的水平和层次。由于干部是群众进行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领头羊”，肩负的担子远远重于普通百姓，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必定要在通识教育和基本政策与制度的普及活动基础上有所提升。毛泽东对干部提出的要求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显而易见，这些并不是一般群众能够达到的水准。因此，他的干部教育基本理念是对大众教育模式和理念的一种超越。另一方面，基于对国情的正确判断与认识，他认为以有限的教育资源很难做到使所有群众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应先行集中优势资源使干部接受优质教育，然后依靠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引导，使自身在接受干部教育过程中所获取的知识在群众中扩散。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对大众教育基本理念的反思和审视中生成的。他认为，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而大众教育是对精英教育的一种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应当是一种绝对的否定，而应该是一种扬弃，否则教育就会退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尤其是在干部教育领域，必须保留精英教育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科学运用。可以说，对精英教育模式中合理因素的保留和吸收，是使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超越大众教育模式的重要思想、理论和方法论资源。
(二)对精英教育模式的超越
精英教育，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通过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精英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而这种能力的发挥以及后续效应则通常不被重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虽然超越了大众教育，但却不是回到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而是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之后更为科学的教育思想体系。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在超越大众教育思想和模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精英教育模式。之所以能够超越精英教育模式，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关注的不只是受教者的技能提升，更关注和强调的是这种能力的发挥必须指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和宗旨。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对精英教育模式的超越表现为两个维度。首先，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的生成与发展皆以群众史观为哲学根基。毛泽东自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领悟唯物史观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从不否认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的创造历程中的巨大作用。毛泽东曾指出:“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毛泽东如何强调干部的重大作用，强调干部教育在整体教育体系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都不足以否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角色。毛泽东深知，干部仅仅是挖掘潜藏于人民群众的巨大能量的一种“催化剂”，它并不能够代替这种能量。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干部之所以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恰恰在于使之有能力更好地服务群众并且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引导群众的实践。其次，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对精英教育模式的超越还突出地体现在教育目标上的本质差异。精英教育的旨趣主要在于受教育者个人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在毛泽东看来，干部教育的最终价值并不在于干部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的极大提升，应当将落脚点放在干部如何应用这些技能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因此，毛泽东自始至终“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应重视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和价值法则的作用，循序渐进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毛泽东看来，干部只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方能最终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极为突出“群众本位”这一维度。这也是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能够超越精英教育模式的关键所在。
四、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当代重思
解读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毫无疑问需要回溯历史资源，从毛泽东的大量文本群中挖掘其理论的深层本质逻辑结构。但是，也需要从当前的视野重新审视，以便发掘出其中的基本思路、理念和方法论资源，使之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的支援力量。
(一)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生发于特定历史时期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见证了这个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几十人的小型团队到由几千万人组成的巨型党组织的历史。在这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运动中，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得以生成并逐渐完善。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言:“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这一概念有着比革命领导者更广的含义。”党员干部在中共党组织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重大推动作用，扮演着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领导者、先行者和宣传者等多重角色。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带着浓重的时代色彩，它并不是今天我们可以复制和照搬的操作路径或具体结论。不可否认，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的部分内容已完成其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重思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并不是对某些具体结论和措施进行言语表述层面的翻新之后就直接放入当代，而是深入它的本质逻辑运演过程，并从多个视角加以透视，寻求其中尚未过时或永不过时的根本立场、方法与本真精神，从方法论意义上对干部教育问题进行返本开新。
(二)重思毛泽东对干部与群众关系问题的探索与论述
受马克思唯物史观深刻影响的毛泽东，无数次强调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也曾多次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曾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实际上，这一圭臬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更是针对领导干部的。毛泽东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加入劳动者队伍，甚至以学生的姿态参与劳动，以实现实践的积淀、能力的提升和知识的积累，以普通群众的态度与人交谈，这是使干部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前提。在毛泽东那里，“理想的干部与那些‘在办公桌上打盹’的官僚或那些坐在办公桌后发号施令的官员截然不同”。或者说，毛泽东试图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干部概念以及人们对干部的看法，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重塑干部的内在品格与外在风貌。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这种较为激进的尝试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和重释的，这种尝试所彰显出的他个人的胆识与气魄则是极为可敬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大胆的尝试并未达到毛泽东所期望的目标。可以说，在干部形象的彻底转变以及干群关系的重构方面，毛泽东作出了极为突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毛泽东远未走到这条艰辛道路的终点，只是开辟了这条全新的路径。当然，这本身就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是需要几代人走的布满荆棘、障碍重重的道路。
(三)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与方法论资源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不是单纯地给干部“充电”，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反面教育。尤其在反腐倡廉建设领域，毛泽东采用的方式是较为激进、极为严酷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惩治本身并不是反腐运动的全部，它的最终旨趣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或者说是以惩恶促进扬善的方式进行干部教育。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并作为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的雷经天写的信中说:“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而且，后来的唐达仁、肖玉璧、刘青山、张子善等革命功臣在物质诱惑下坠入腐败污泥之时，毛泽东同样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以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新一代领导人不仅从“打老虎”等字眼上延续了毛泽东在反腐运动中的词汇，更从狠刹贪污腐败现象、执政为民以及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主体性等方面，即从本真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上承袭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衣钵。习近平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可以说，这是反腐斗争在经历某种程度的松懈之后的强势复归。在当前如火如荼、大快人心的反腐倡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仍是重要的历史资源，它为中共党员干部树立了标杆，也建构了评价优秀干部的标尺，为当前的干部教育实践、反腐倡廉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支援。
（作者简介：罗建华——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