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对外开放赢得天下朋友
海上冰花
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就已经有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和举动，只是当时的冷战世界，没有给老人家提供实施开放的条件。然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应该说已经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已经预示着中国将走进世界，奠定了中国后来全面开放的基础。毛泽东的开放思想产生的特早，开放的要求特强烈，是一位敞开胸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
一是天纵英才胸怀天下。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言行，不难发现，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一直竭力主张与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济关系。这一思想从20世纪初形成萌芽到70年代与诸多国家建交、进行贸易往来都始终不渝，从未改变过。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思想中，却处处可见主张国家要对外开放的思想萌芽和基本理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的开放思想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于未来,既继承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为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开放的理论和时间奠定了基础。
当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还行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这支奇异的队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极目远望，面对那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思绪万千。他征尘未洗，慨然命笔，一曲《念奴娇》，直抒胸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后来他对此加了一段说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触景生情，遐想联翩，遨游在诗的王国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优美的诗章里，透露出自己的广阔无垠的开放胸襟!毛泽东的心胸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
天生便具有开放胸襟的毛泽东，其开放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时期，他是新中国领导人中开放思想较活跃者，也是开放思想的倡导者。
1934年，毛泽东带领着共产党人进行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土地革命。那时人们主要面对的是土地和农业生产。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大多数人还不懂得什么是外贸的时代，毛泽东就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有关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矿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这些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才成为大众普遍理解的国际经济交流术语，在毛泽东的1934年的讲话中就已被如此熟练的使用，就已经把这些开放条款纳入早期的经济活动之中，是值得敬佩和赞赏的。
1936初冬，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论中国革命与世界事务时说：“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的水准。”这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已经明确提出了我们后来才提出的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理论，是先见，更是高见，引领了我们几十年。
二是海纳百川志在开放。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全部开放”的思想。全部开放、全部交流的观点, 其思想萌芽早在1941年就已现端倪。在经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就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注意这里说的“任何外国人”，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毛泽东都能够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这是多么大胆的开放举措。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党采取了许多与外界加强联系的行动。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才没有完全陷入与世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了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1944年8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这是毛泽东在论述中国与外国关系时,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对待开放问题的基本原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外开放思想理论。这一时期，毛泽东既多次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做了大胆而又合理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主张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要虚心学习国外的各种经验。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得跟着学”，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的这种开放思想的理论概括,不仅填补了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空白,也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先导。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美英日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的敌人，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方面，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东西方不同阵线上的国度，毛泽东都说凡是有用的我们都要学习，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怀若谷，而是有容乃大的大家风范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凡气度。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他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上述论述体现的毛泽东的全方位开放的思想，这个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思想，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较早提出来的，这种思想，在过了二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还有很多人转不过弯来，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该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还认为那是遵守毛泽东原则的呢。岂不知毛泽东早在当的八大就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了。而在“向外国人学习什么”问题上，明确了全方位开放的基调。
即便是对经济上较为落后的亚非拉国家，毛泽东也是敞开了开放的大门。1959年，共和国成立十年的时候，他与亚非拉青年朋友在一起，显示出世界人民领袖的为人风范，与不同肤色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融洽、那样的自然。此时的毛泽东，才真正找到了雄霸世界的感觉，从毛泽东的政治气质上说，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三是长远部署逐步开放。毛泽东的一生是盼开放、促开放的一生。他用他的远见卓识和开怀胸襟欢迎着任何愿意尊重并同中国合作的朋友，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大门甚至向那些与中国意识形态并不一致的国家敞开了。
暂缓收复香港，留作新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到新中国成立后可能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根据美英两国在华利益存在的矛盾，为了创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即做出了暂缓收复香港的决策。
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米高扬会谈时明确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转引自《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在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向深圳进军时，便没有跨过深圳河收复香港。对此，英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同我国开始了建交谈判。
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干扰，既维护了我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又确保了香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通道的地位，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香港，尽管主权未收回，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特别特区”，起了任何地方所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也是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实际开放的大决策。
建国初期，冷战形势严峻，新生的共和国还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完全承认，名分还未得到全部认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首先对苏联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首先是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这次访问打开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后来，两国签订了《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作为中国偿付苏联交予的机器设备和器材之用。之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号召。1953年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的所有长处都学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毛的“统统”用的绝对，却彰显出他对外开放的巨大决心。对苏的全面开放敞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个年代，在我国，到处可以见到苏联专家，到处都在学习苏联经验，开放的程度，不亚于现在。
为了打开我国暂时处于孤立的国际局面，毛泽东在建国后依旧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秉承其开放、合作的思想和态度，在实践上做出了许多“破冰”式的大胆尝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和亚非拉地区，香港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赚取外汇的市场。因为在苏联“变修”以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阵营的领袖，显然就移到了中国，转移到毛泽东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政治胸怀博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不可能闭关锁国，只是在开放方向、开放程度等问题上会有着他自己的界定而已。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一生，是广交朋友的一生，是能够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有着无比容量的伟人，他成功地把自己的朋友的界限划到了敌人的脚下，甚至能够化敌为友。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用其长远的眼光精心部署：暂缓解放香港，暂不解放台湾，为的是给大陆留下几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以便于与外界联系和了解世界，并最终打开了美、英、日等意识形态与我国截然相反的国家的大门。
三是独立自主对外开放。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开放中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国家主权，开放的目的不是损害国家利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既要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又要反对奴颜婢膝、崇洋媚外。1946年8月,毛泽东在文件中规定“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上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建国初期，备战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条件下，毛泽东还是积极地倡导与外国做生意，倡导尽可能的开放。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6年的7年间，中国先后和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到1964年发展到125个国家和地区。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加大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掀起了新一轮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更加敞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加。就各地区贸易额所占的比重而言，1959年，中国同苏联及东欧5国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2.7%。1966年，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则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年)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713页)
毛泽东是在全力打破美苏的封锁，寻找开放的新窗口。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更是考虑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打破美苏对我们的封锁。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设备。……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就是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
在火热的建交和交流场面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同美国建交的破冰之旅了。与美国对我国的敌视不同，毛泽东很早就对美国人非常友好，1963年10月，毛主席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那时候的中国还不具备全面敞开国门的条件，但作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却并未受历史环境的局限，一直十分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也乐于做出与美国建交的姿态。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着。他们交谈的确切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作为泱泱大国的一国之君，能够把当时还是敌对国家的一名普通记者及夫人请到共和国象征的天安门层楼上，毛泽东做的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暗示，不应该说是一种大胆的明示，是公开地向全世界表明了他对美国的友好态度。这个非凡的举动传达了他老人家想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重要信息。因为斯诺不仅是中国人的朋友，更是美国的公民。我们多数人只是看到了斯诺个人、夫人、家人是中国人的朋友，而没有注意到斯诺作为美国公民具有天然的美国人代表的身份，毛泽东所要表达的是他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意。这时的中国已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毛泽东还是把开放的问题放在了首位，并且是想把大门向最敌对的国度敞开，这是多么大胆的开放举动。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破天荒的将其自己的“左膀右臂”的位置安排给了一对美国夫妇，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此举传达了他对美国人民的重视。这一举动为后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做了前期铺垫，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与其说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联络上的，不如说是毛泽东同志主动提示的。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利益，不计前嫌，以他博大的胸怀，拥抱着全世界。
1972年，已经79岁高龄的毛泽东接见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当时毛泽东主席已在病重期间。据尼克松回忆，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实际上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一个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两个被太平洋隔断数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分歧，也可以说是互相敌对的国家元首，在相见的一刻是那样的恨晚，说明交流与合作是俩人都考虑过的事情，说明毛泽具有很强的容纳性。他是一位敢于并且善于与任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开展正常交往的。与美国朋友及其总统的交往就是一例，彰显了毛泽东对意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们甚至是敌人打交道的政治风度。
四是加速发展的开放先驱。毛泽东不但是改革开放奠基人，而且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先驱。对外开放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其实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把地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就不存在什么开放的问题。《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早已把共产党人的胸怀袒露无遗。
毛泽东在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式中，一贯强调,利用外资必须建立在外资服从中国法令,对中国经济有益的基础上。他历来反对外国无视中国主权,通过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财富的行径。对外开放既坚持中国的主权地位,又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优势来发展中国经济,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最鲜明特点。
改革开放谁的功劳最大？毛泽东。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和平。当美国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公开宣布要颠覆这个国家时，你能“开放”吗？事实上中国想要“开放”，人家还“封锁禁运”呢。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十多载，使美国认识到对中国封锁禁运只能事与愿违，如果不是毛泽东用阳谋、出奇计逼美国有求于毛泽东而不得不解除禁运，如果不是毛泽东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冷战、赢得了和平的大环境，困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动弹不得的中国怎么“开放”？
毛泽东的“准战争时代”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环境。这个和平环境批准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今天的一切积极成就实际都不过是毛泽东挣来的“和平红利”，是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果实”。如果没有毛泽东迫使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同意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与台湾断交，那么今天的台湾会是个什么状况？陈水扁会如何？还会不会有中国的“反分裂法”？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得谢谢毛泽东的非洲政策。
如果没有毛泽东前后花十三年之久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果中国还是遍地土匪横行，谁肯来投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普及教育：中国如果还象1949年以前那样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国际标准迅速地、大规模地、保质保量地生产出口产品吗？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党中央就当机立断，花43亿美元购买先进技术设备。这些技术设备主要集中在吃穿用方面，包括化肥，化纤，乙烯。这些产业的成果，大体都出现在78，79年左右。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辉煌。所以改革开放后生产大发展，第一不要忘记前29年的工业积累，第二不要忘记“四三方案”。
五是诚信开放赢得朋友。1967年6月，当以色列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六.五战争”时，毛泽东的中国不仅立即发表谴责声明，还在北京组织了三天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阿拉伯国家。中国还为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反抗美英军事干涉，不惜在台湾海峡炮击金门、马祖，以牵制中东地区美军调动。毛泽东身上洋溢着的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民族气节和情操，征服了大洋彼岸的异族总统尼克松和奥巴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多么大的感召力!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访华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在各自首都互设联络处。1976年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03个。
法国人认为，毛泽东是与戴高乐一样的伟人。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因而毛泽东和戴高乐一样，仍为人所记忆。许多外国人都把毛泽东当作与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说：“毛泽东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斯大林决定给予毛泽东支持。两个人之间由此越走越近。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共产党能赢得整个革命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大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苏联让中国承认了外蒙独立的事实，但是给予中国的援助却是震惊世界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在苏联援助下仿佛在一夜之内成为一个空军强国，让世界老牌劲旅美国叫苦不迭。在中国的“一五”建设时，苏联的援助也让中国收益匪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斯大林结下了深厚友谊。
戴高乐、田中角荣、霍查、胡志明、金日成、西哈努克、蒙哥马利等外国朋友在毛泽东一生的外交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都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可以说和毛泽东联手改变了世界。如今，我国正在积极改革开放，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珍惜和加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国际友谊显得更加重要。
愿我国继续推进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继续和世界各国朋友友好往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把整个世界建设得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