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轨迹
逄先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7年间,是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是共和国的奠基阶段,是为我们党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阶段。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和研究。时值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轨迹,缅怀伟人。
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探索。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二次会议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大二次会议后,他就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痛定思痛,多次总结、反思,并进行自我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使毛泽东深深记取了教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第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
第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稳步前进。
第四,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搞建设。所谓过去的方法,是指革命战争时期的方法,就是政治运动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
第五,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
第六,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毛泽东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没有经验而又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情况下,边干边学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目的是要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
关于国际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一直关注国际形势和国际动态,注重国际战略和战争战略的谋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世界格局的思考,对于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打击谁,始终做到心中有数。
他关于世界格局从“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他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反映了他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多次讲到“中间地带”,主要是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广大的地带。后来,对“中间地带”作了具体分析。他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
1964年,毛泽东把中间地带区分为两个部分,叫做两个中间地带: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久,他又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
197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他把第三世界称作“一大片”。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了广大的朋友。
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
毛泽东在处理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总是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对待战争问题就是这样。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就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的问题,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制定国内外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
毛泽东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时,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持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构成主要威胁。而苏联的扩张野心又威胁着美国的全球利益。毛泽东根据中、美、苏三国战略关系的变化,提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随后就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毛泽东对中国国际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和提出的决策,是随着国际局势、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深谋远虑及作出的巨大努力,是有深远影响的。
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腐倡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总是谆谆教育党的各级干部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伊始,他就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二,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毛泽东同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斗争了一辈子。他批评一些官僚主义者“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觉得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
第三,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权力很大,在群众中的威望又很高,没有监督就会犯错误。为此提出共产党要接受三个方面的监督:阶级的监督、人民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
第四,防止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就开始注意起来。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不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了极端。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问题,并规定接班人的5条标准,是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但是他最终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有着严重的教训。
一位外国客人问毛泽东: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到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作者: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