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论大一统

刘  琅

　　《三国演义》开篇就点明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如此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重演，这是为了什么?一句话概括之，就在于中国不容异端的大一统政治传统。

　　政治大一统与国家大一统听上去差不多，因此也经常被统治集团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其实却是两回事。汉朝吕后时期以及唐朝武后时期，老刘家和老李家锅里反，但都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这从正面说明了，有时候，上层社会的内斗对民众并非坏事。高明的政治家，能够允许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和自由表达。例如毛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评论说：“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从那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在毛泽东看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局可能都搞一整套。”造反派就是毛有意培育的反对派。改革开放后，如果能够明智地允许左派反对派和右派反对派的存在，虽然对统治构成不可避免的重大威胁，却会成为中国社会保持连续稳定的保障。

　　同样地，政治大一统未必总是有益于国家大一统。任何执政集团都有从盛到衰，无法控制住局面的一天。当社会对原有核心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的时候，一个成熟而强大的反对派就会成为新的凝聚核心，使社会得以在稳定状态下过渡到新体制。但在集权与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却无法培育这样一个有能力取而代之接管社会的新核心，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在大解体的权力真空下，滋生出无数素质低劣的原始权力集团，进而演变成无止境的冲突和强暴。

　　长期的政治大一统扼杀了民众和知识精英的信仰与理想，扼杀了英雄主义，扼杀了创造性和想象力。所有的矛盾都被掩盖起来，只有无组织力量在地底下慢慢增长。只有权威才是唯一的核心。可是，一旦权威丧失呢?没有核心的国家将是什么状态?每个人都觊觎高位，推翻别人，蔑视秩序。历史证明，一到这种地步，中国就出现混乱、分裂和战争，出现军阀﹑诸侯割据﹑占山为王的盗贼以及形形色色改朝换代的奸雄。

　　永远要求全国一个模式，听从一个号令，服从一个中心，甚至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仿佛做的梦不一样，检查官都不答应似的。中国幅员如此之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传统﹑观念﹑生活方式都不一样，要求他们一模一样地按一种方式行事，怎么能行得通? 适应这头适应不了那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总是要出问题。而一旦问题大了，就否定前一种方式，全国一致地改成相反方式。那头的问题可缓解，这头的问题却会以更尖锐的方式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总是像钟摆那样，一会左，一会右，来回摇摆震荡。每一次路线改变都缺乏传承性，因而造成危机和灾难，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时间损失以及人心的丧失。

　　专制制度下权力是一种资源，分裂的单元越多，资源来源也就越多。大一统一旦解体，人人都会宁做鸡头不做牛尾，到头来不会有局部的自治，而只会有整体的粉碎和死亡。政治的大一统不但不是国家大一统的前提条件，反而是其障碍。

　　如果中国解体，就能够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那么当然可以这么做……但事实上真能如此吗?如果是这样，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的中国就不会寻找统一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解体的年代，总是意味着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越来越沉重的压迫，那是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那些认为中国解体才能发展的知识精英，当为自己的天真无知而后悔。当然，对于部分精英来说，把国家大一统当作政治大一统来反对，也不仅仅是因为无知，事实上割据势力越斗得厉害，百姓越苦，国家越乱，就越是有利于精英火中取粟。所谓“乱世出英雄”，其实也是可以这样解释的。

　　要维持中国的大一统，唯有打破政治大一统。历史上，凡是左右开弓，搞唯我独尊、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人，最终只会弄得左右为难。(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