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曹征路
从1927年11月至1932年9月，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几年征战，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已经连成一片，苏区扩展到30多个县境，建立了24个县苏维埃政府。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人眼中此时的毛泽东像一件废弃的工具，与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了。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
“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结束后，留在宁都的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研究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最后做出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由周恩来代理。
自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患恶性肺炎到长汀休养，但他在中央苏区仍有较高的人望，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他仍是贯彻“正确路线”的障碍。
1933年2月，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刚进入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其用意无疑是希望通过此举肃清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
会前，博古本想把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职务一并取消，但由于早在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的名单中，已将毛泽东列为第十号，所以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还是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然而在这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虽继续保留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但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被张闻天取代。
这就使得毛泽东不但在党和军队中失去了领导权，就是在政府中仅存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按一些人的说法是“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
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当然不是王明、博古等人对毛泽东有私怨，他们那时还是一些小青年，也不认识毛泽东。但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年纪轻、熟读马列、都曾留学苏联。
他们认为革命都是在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而这些理论就是来自苏联的现成的教科书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革命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变成了“夺权+技术操作”。
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成功地夺取了中共莫斯科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俗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的王明因为口才出众又深得共产国际的米夫赏识而成为领袖。
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同年10月王明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于是通过博古掌控着1931年到1934年期间的中共实际领导权。
这种轻而易举的夺权，从组织上说是、当时各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还离不开这个保姆。深层原因还是在于中共本身的幼稚，认为他们在理论上确实“有一套”，大家都希望革命能够通过理论设计尽快胜利，少吃苦头少走弯路。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年大多数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对理想信念的高度信赖、对组织纪律的自觉维护。
否则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共产党的干部仅凭一纸介绍信，就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夺取最高权力，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撤职、“肃反”，甚至逮捕、处决。
然而愿望毕竟是愿望，现代性偏偏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理论只能来自实践本身。
没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没有痛苦的实践和不断总结就没有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也不可能实现“红军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
毛泽东那一阶段在忙什么呢？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说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主要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显然是一种毛泽东风格的调侃。
有回忆录记载，他的妻子贺子珍那时也是有牢骚的，“人家连开会都不叫你，你还瞎忙什么？”。
其实毛泽东是在忙着调查研究。
心情郁闷情绪不佳是人之常情，在肺病复发期间，他先后在永定的牛牯朴、上杭的苏家坡、瑞金的东华山养病一住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卧床就是到附近的村庄去搞调研开座谈会。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多亏了贺子珍做翻译，帮了他很多忙。
毛泽东对调查的重视，是共产党领导人中绝无仅有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学风，更是一种世界观，即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调查也是他的方法论。无论是他早年还是一个书生的时期，还是后来领兵打仗的战斗间隙，只要有空就去调查。
戎马倥偬间他也丢失了一些调查报告。他曾痛心地说：
“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其实在井冈山，还有一篇《宁冈调查》也遗失了。
除了这些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仅在大革命时期，至少就有八篇调查报告留下来，他们分别是：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寻乌调查》（1930年5月）
《兴国调查》（1930年10月）
《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
《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21日）
《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
《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作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农生活的整体状况。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教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蛰声海内外。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自毛泽东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兴国调查》，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是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他在转移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木口村调查》是毛泽东行军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作的一次最短的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也提出的疑问：“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提出了政策界限。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管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作？遇到众多的工作障碍后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
除了调查外，毛泽东在养病期间用大量时间来读书。他并不拒绝理论，相反他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家，一生提出过许多新概念，只是他从来没有把理论当作教条。
多年以后，毛泽东曾感慨：
“一九三二年秋天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人在逆境中，每个人都会发脾气闹情绪，但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大多数都还是能够克服个人狭小的局限，心忧天下以大局为重的。
尤其是毛泽东不消沉，不懈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的意志品质，在当时就赢得很多钦佩，比如朱德、周恩来。否则也不会出现后来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跟着主力部队转移，也不会有遵义会议那样的历史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