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师毛泽东让延安变成了繁荣之都
曹征路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
毛泽东在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并在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
料峭春寒青黄不接，真正严峻的局面即将来临。
尽管都明白统一战线的脆弱，但当时党内高层仍然心存侥幸，重军事而轻经济，都想依赖外援，没有立足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毛泽东说，当时“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自己动手，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拨款指望不上，要靠自己艰苦奋斗。
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就应允替代张学良、杨虎城接济红军。1937年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八路军月发30万元，另有零星补贴，用于制作军衣购买医药。新四军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一共月发经费13.2万元，可是这些钱连伙食费都不够。
到了1939年由于人员增加和物价飞涨，这点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到了1939年12月，人均经费八路军仅0.67元，新四军为2.7元。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部队(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约3000人，留守兵团约15000人，这些人的开销都由军委供给部直接供应，但整个供给部砸锅卖铁也没有多少钱。
驻定边县的30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钱买副棺材都拿不出来。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靠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最多能吃一两次肉。
1937年11月，八总规定的各级人员津贴是：总部首长5.5元，师级首长5.0元，旅级干部4.5元，团级干部4.0元，营级干部3.5元，连级干部3.0元，排级干部，2.5元，文书军需员级人员2.0元，班长级人员1.5元，战士1.0元。
毛泽东等中央主要干部也都是总部首长的津贴标准，困难是摆在那儿的，他风趣地说，怎么办？要么饿死，要么解散。
当时还真有高级干部解散回家的。除了徐海东部的团长张绍东，还有一个就是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
1938年2月间，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到全师一个月的军费6万元，返回途中自己拿了3万不辞而别。
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革命了，可谓战功卓著。长征后还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关于他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党内高层对统一战线的争论影响到了一批高级干部。
周昆到武汉开参谋长联席会议，看到两军待遇的天壤之别，国民党军官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想到自己出生入死只能拿4元钱津贴，理想信念瞬间崩塌。
朱德、彭德怀、左权都曾经批评过他的危险想法，指出，现在虽然叫八路军但别忘记自己是红军。然而红军时的他可以忍受一角钱，八路军时的他不能忍受四元钱，因为精气神不在了。
自己动手的深刻背景是：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态势，但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
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
汪精卫（左3）参与日本主办的大东亚会议领袖合照。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
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
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最后被迫“清家底卖破烂”应付急用。有一度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把它们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解决了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比如，花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人们立刻议论纷纷：“不发菜金倒有钱买器材！”部队意见大了，惊动了毛泽东。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毛泽东说：“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可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那些人的嘴巴才堵住，但生活困难带来的精神危机却更为深刻。
卖破烂只能应急，当然不是长远之计。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供给部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办实业的办法。
先是开办骡马店，供给部以前没搞过经营，但大家都同意试一试。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20多元，利虽不大，但天天有钱进账。不久，又在延安城南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第一个店还好。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20多个店，生意越做越红火。
有了骡马店就想到搞运输业，贩卖食盐。后来生意做大了，就要销出去。贩盐问题还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盐业发展起来后，为解决商品流通，又开办了军人合作社。
直到1940年12月，随着国共斗争的加剧，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
据八总报告：“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十月份未领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
至于新四军的军费，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也就再也没发放军饷了。
自此以后，中共所有部队的给养都靠自己解决，延安城反倒“繁荣”起来。
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围绕军队编制和军饷物资的角力，是双方矛盾和较量的重要一环。应该说，蒋介石为中共提供军饷和物资，始终以收服或削弱中共为目的的。
对中共来说，要接受军饷物资，必须以保存自己为前提。要在西北站住脚跟，要在与日军周旋中不断壮大，就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可惜党内高层还没有形成共识，当时毛泽东是这样动员群众的：
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
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
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共产党再次遭受重创，历史辩证法再次教育了全党。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使党内高层思想认识也由此重新统一起来，出现了新的团结气象，大生产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
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文章，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讲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的错误主张。
1941年，实现了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实现约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1943年李富春做报告要求：各单位“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在丰衣方面，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要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
当时主要领导人都能亲自躬行，投入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在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
年近花甲的朱德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收成良好。
林伯渠还专门定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接受群众监督。
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3年春，延安劳动竞赛中，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杜林森在一次开荒比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6.3亩的好成绩，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功劳很大，一天开荒六亩多地，称得起劳动英雄。大家都叫你气死牛，我看你还是气死人，气死蒋介石。”
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达到自给。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
农业得到了大发展，1943年有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粮食产量为181万石，除总消费量162石，可余22万石，棉花生产自给率达50%。这样，历来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就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全旅指战员开荒20.1万多亩，实现了每人生产粮食6石1斗，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纳公粮10,000石。
1943年冬，毛泽东在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炮兵团。
1943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毛泽东看到359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开心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活动，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
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
更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边区军民的精神面貌，改善了人与人之间同志关系。
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开始，经历了战争磨难、路线困扰、党内斗争，到七大前夕才真正走向成熟，党内同志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领袖。
而毛泽东思想到了此时也获得了凤凰涅槃似的升华，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县烧木炭时，炭窑突然崩塌，不幸牺牲。
这位1933年参加红军，两度穿过雪山草地的红军战士，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乐于助人勇于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很多同志。
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作了同样感天动地的讲话，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选择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就有可能牺牲，但牺牲的意义却是那样不同。在这里，“死”既是哲学命题又是精神命题，既能体现价值观又能体现道德观。
在此前毛泽东有没有考虑过“死”的问题?今天没有留下记载，但我相信他是思考过的。在井冈山被湖南省委撤销职务的时候，在带领红四军转移的时候，在中央苏区被免职的时候，在长征途中，在三军会师以后，他都可能想到过。
然而只有在延安，在写过《实践论》《矛盾论》以后，在写过《论持久战》以后，“死”才升华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最迷人最炽热的内核。
张思德是个普通战士，可他的自觉意识却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证明了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根本标志，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我们一切工作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与《纪念白求恩》，还有在七大闭幕式上的《愚公移山》，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忘记的“老三篇”。
同时，这些质朴的语言穿越了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各种宗教教义，诠释了共产党人对于宇宙的全新理解和对于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义，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哲学层面推上了全人类的大境界新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