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

徐中远

读书要有法。1915年 6月 2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8页。)

读书是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信中说的“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也是他一生遵循的读书方法之一。

“先博而后约”，就是先博览群书，广泛地去读，在此基础上，再去读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的、比较喜爱的书；

“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功夫读中国的书，在熟悉、了解本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去读西方国家的书，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为我所用；

“先普通而后专门”，就是先读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和需要的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读专业的、专门学科的书。

作为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笔者联系毛泽东的读书实际，具体介绍他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读书的。

一、“先博而后约”

1920年6月7日，青年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7页。)这与“先博”的主张是一致的。

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读书是怎样“先博”的呢?笔者介绍两段有关的记述。

一段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湖南图书馆的图书是很多的，毛泽东每天第一个进馆，晚上最后一个离馆，中午休息片刻，午饭吃上一点自带的干粮或买两块米糕，就又专心致志地一本一本读自己从没有见过的书。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4页。)

第二段记述是 1916年 2月 29日，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7页。)

上述两段记载，足以说明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情形。

这一时期，按照“先博而后约”的要求，毛泽东下功夫较多的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伦理学原理》《韩昌黎全集》《世界英雄豪杰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家书》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等。这些“后约”而读的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读书，仍然是“先博而后约”。延安时期，毛泽东是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一次在校务办公会上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穰明德：《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多读书》，《人民日报》1983年 12月14日。)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的书后来辗转带到中南海的就有一千多册，如马列理论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以及《鲁迅全集》《战争论》等等。这些书是毛泽东“先博”的标志，也是“后约”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的书籍因战争、转移丢失的很多，带到中南海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还是遵循“先博而后约”的原则。至逝世时，毛泽东中南海住所存书共有约 1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本人的读书需要由工作人员用他的稿费购买添置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有关出版部门赠阅的。10万册是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它不包括毛泽东在北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图书。仅这 10万册，足以看出毛泽东博览群书是非同一般的。

从1972年7月8日至1976年8月31日，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重病缠身，还带病读了 129种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这些书，有政治、经济理论读物，也有中外古今哲学、军事方面的读物；有中外历史读物，也有中外古今人物传记；有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古典小说、民间通俗文学读物，也有外国文学读物。值得一提的是，还包括自然科学著作，如《物种起源》(达尔文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以及《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此外，还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诗词》等他本人的著作。

每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读书“先博”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后约”有所不同。“后约”读的书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实际需要。如延安发愤读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带头读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迫切需要而选择的。二是他本人最喜欢的、认为最值得读的书。例如，鲁迅著作，世界名人传记如《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等等，这些书是毛泽东常读的。三是在这一门学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点。如一部二十四史，从 1952年添置起，直到 1976年逝世止，24年中毛泽东手不释卷、不知疲倦地读。

二、“先中而后西”

无论是读“有字之书”，还是读“无字之书”，毛泽东都是“先中而后西”。有文字记载的中国的书，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书，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古典诗词曲赋等，毛泽东几乎都读过。毛泽东为什么下苦功先读中国的书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出国留学的思想渊源来看。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出国求学，他的同学也都劝他出国磨砺，但他最终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的好处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4页。)

在另一处，他还说：“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99页。)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些想法，特别是他的“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主张，与他下功夫读中国的书是密切联系的。

另一方面，是为了借鉴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教训。1939年 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唐斫编著《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1页。)

1960年 12月 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又予以阐明。他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25页。)“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是毛泽东读书“先中”的主要动因。他晚年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不仅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还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以及多种稗官野史。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一直遵循“先中而后西”这一读书方法。中国出版的书读了很多，西方著作的中译本也读了不少，特别是西方各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回忆录及回忆文章、讲话、讲演等书，还有西方各国出版的名家名著。例如，美国的马克·吐温、哈里特·比彻·斯托夫人；俄苏的普希金、列·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国的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英国的莎士比亚、狄佛、狄更斯、萧伯纳；丹麦的安徒生；德国的歌德、席勒、施特里特马特；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达·芬奇等名家的作品，毛泽东都读过。

新华社编印的反映西方各国政要的动态、言论、观点、文章、讲话、传记、生平等报道的《参考资料》《动态清样》等内部资料，毛泽东期期都看，天天都看，是他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重要途径。新华社每天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多达数十万字。有时工作太忙，毛泽东顾不上全看，就发动工作人员，让他们先看，有参考价值的先用铅笔画出来，这样他再看就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有时实在来不及看，就让工作人员给他讲。正因为每天坚持这样做，毛泽东对西方国家的政情、社情、民情等都有充分的了解。这是毛泽东另一种方式的“先中而后西”的读书方法。

三、“先普通而后专门”

普通的书毛泽东读了很多，专业、专门的书他也下了很大功夫。

1936年 10月 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68页。)以上要买的书都是通俗读物。

1940年 2月 5日，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69—270页。)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遵循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大家学习和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使自然科学紧密地为现实服务，推动了边区工农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感自己需要学习发展生产力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这个时期，他亲自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62年 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文集》第 8卷，第 302—303页。)

毛泽东一生都在尽可能地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和了解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知识。1958年 7月 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他就让工作人员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两本书都是在参观时看到的。1959年 1月 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这天，他就向工作人员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直到逝世前几年，视力很差了，他还非常用心地阅读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学书刊。

说到毛泽东“后专门”读专业门类书籍的事，笔者简略介绍一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潜心读逻辑学方面论文和著作的情况。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读逻辑学著作很有兴致，非常关心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潜心阅读和研究逻辑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读书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上世纪 50年代后期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是从对 1956年《新建设》上发表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文章观点的不同看法展开的。周谷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的“主从”说。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当时有些学者提出“高低级”说，“主从”说是对“高低级”说的一种挑战。周谷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对周谷城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新见解，毛泽东很为赞赏。

1957年 2月 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会上，在讲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第 109页。)这是毛泽东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的公开赞许。4月 10日，毛泽东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时谈到当时哲学界探讨的形式逻辑，他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还说：“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10页。)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公开赞许周谷城逻辑学文章的观点。

人民大学王方名在该校的《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与周谷城观点相似的文章共三篇。第一篇是关于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这三篇文章毛泽东都阅读过，也相当欣赏。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逻辑学问题的讨论，1957年 3月 15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士座谈逻辑问题。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在这次座谈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以下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当时毛泽东还举了不少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这次谈话清楚地表明，在逻辑学讨论中，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见解。

1957年 4月 11日，毛泽东又邀请逻辑学界、哲学界有关人士座谈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应邀到场的除了周谷城和王方名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10页。)毛泽东的谈话，一方面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的鼓励，另一方面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关于逻辑问题的观点，后来在不同场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1965年12月在杭州，谈到有关逻辑问题时，毛泽东针对与周谷城的“主从”说观点相对立的“高低级”说的逻辑观点，更明确地指出：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还举例加以说明。他说：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12页。)

当然，这些还不是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研究逻辑学活动的全部，但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当时毛泽东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是多么重视，对逻辑学论著的“专门”学习和研究是多么下功夫。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这“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和“为学之道”，对我们如何读书学习，启发良多，极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