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一学毛泽东变坏事为好事的本领
申尊敬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本领恐慌”的命题，既自勉自励，也号召各级干部加强学习，解决自己的“本领恐慌”。那时候，毛泽东的“本领”已经受到全党公认，他谈这问题，估计天下没几个人敢说自己没有“本领恐慌”。
70多年过去了，这问题依然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屡次要求我们不断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可见，“本领恐慌”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这世界千变万化，新难题不断涌现，一人，一家，一单位，一社团，一地区，难免时常被这个问题困扰。
把坏事变成好事，是“本领恐慌”的题中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本领”。
毛泽东有一个非凡的本领，他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欣赏伟人变坏事为好事，是一大享受，也是我们提升干事创业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在欣赏中学习他老人家变坏事为好事的智慧，哪怕学到一点皮毛，也该三呼万幸。
一般人遇到坏事，要么认命喊倒霉，要么骂娘发牢骚，要么摇头叹气，要么怨天尤人，总之是消极者居多，积极者居少，无可奈何的比有所作为的多。
怎样面对和处理生活中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坏事？被坏事压垮呢，还是在困境中崛起?
毛泽东的选择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令人感佩的是，毛泽东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本领，他不仅能够而且善于把死棋走成活棋，把坏事变成好事，还会让坏事情释放出正能量。
把坏事变成好事，毛泽东是非凡的大师，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学习毛泽东的智慧，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向钉子学习”
坏事当然不会自动变好事，就像“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一样，创造必要的条件，是坏事变好事的前提，毛泽东最善于创造让坏事变好事的条件。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系统思维能力极强，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题或坏事，他都能想出常人想不出的对策，往往还不是一招一式，而是神鬼难料的“组合拳”，有了这样的“条件”，于是难题迎刃而解，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什么国民党反动派，什么“三座大山”，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虽然都貌似强大得吓人，他都“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最终都不是他的对手，结果都如山之倒，垮得稀里哗啦。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曾给学员于江题词：“碰了钉子时，就要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极富哲理的题词，既是勉人，也是励己。
毛泽东就是向“钉子”学习的好榜样。他不仅善于向历史上现实中各种各样的“钉子”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我党我军的失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他曾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他指挥打仗“不二过”，就是碰了钉子，学习钉子，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最好范例。
毛泽东走上战争舞台后，遇到的最大对手就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一直把毛泽东视为最大的敌人。
蒋介石是20世纪世界上最残忍的统治者之一，他比俄国的沙皇凶残一万倍。沙皇对革命党的领导人最严厉的惩罚是抓起来后先监禁，再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等苦寒之地做苦役，但沙皇轻易不杀革命者的头。列宁和斯大林等俄国革命的领导人都曾多次被沙皇流放，吃了很多苦，但人活着，革命的“本钱”还在，还有“翻盘”的可能。
蒋介石对毛泽东共产党就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了，他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杀头，二是围剿，这两条的目的都是要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肉体消灭，甚至投降了也要杀头，向忠发就是投降之后被杀掉了。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蒋介石说：“你一路追杀我们，你把我们几乎杀绝了。”追杀不成，蒋介石多次悬赏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首级，赏金是越来越高，大洋从几千到几万。他甚至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样古今罕闻的杀人方针。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宣告成立了，蒋介石还下令在重庆屠杀共产党人，发泄失去江山的怨愤。蒋介石就是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除却心腹患，以解心头恨。即使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战争形势稍有缓和，蒋介石就要不失时机地举兵“剿匪”，千方百计地剿杀共产党。他的两只手，真是沾满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
毛蒋争锋的前20多年，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队伍长期处于劣势，这当然是坏事。但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办法，一点一点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一点一点为党和人民积聚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湘赣边界“霹雳一声暴动”，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这一年，毛泽东33岁，当过小学教员的毛泽东头一次上了战场，面对强敌。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起义。起义部队的原定目标是攻占湖南省会城市长沙，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军重兵追剿，起义部队死的死，跑的跑，很快由五千多人减少至一千五百多人。
9月15日晚，毛泽东冒着违抗中央指示的风险，果断决定停止向长沙进攻，率领遭受重创的起义部队边打边撤，来到浏阳的文家市。
19日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集师、团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他清醒地分析形势，提出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第二天，部队向南前进，往井冈山走。
这一走，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片灿烂辉煌的新天地！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个法宝，开始在战场上显灵了。
毛泽东领着起义的队伍由进攻大城市转兵向农村，看似退，实为进，是走向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在转兵向南的艰难行军途中，一路艰苦战斗，屡遇险情，毛泽东也吃尽苦头，他的两只脚鲜血直流，但依然和战士们一样坚持行军。有些人感到前途渺茫，选择了逃跑。
9月29日，毛泽东把起义部队带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的部队，只剩下千人左右了。
在三湾，毛泽东利用甩掉了追敌的几天宝贵时间，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在中国军队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一次破天荒的大改革。这一改，共产党的军队有了新气象。
“三湾改编”最重要的内容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党小组，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委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从此，“支部建在连上”和“党指挥枪”成了人民军队铁打的制度。这个建军原则，成为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压不垮，打不烂，却能压倒一切敌人的核心竞争力。
这支队伍从此成了一支崭新的队伍，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彻底改变。
“三湾改变”是古田会议的序曲，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开创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先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此成了一支独具特色的军队。后来，我们军队的规模和装备不断发展变化，但“三湾改编”确定的这两条原则，始终没有变。
很久之后，人们才认识到“班有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制度的厉害。一个班遇到大事，先由党小组长召集会议进行讨论，表决后少数服从多数，班长的意见如果被多数否决，必须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班是军队最小的单位，一个班尚且如此，连以上单位的行动，更要按这一套规矩办。任何个人也无法决定哪怕是最小的军事组织的行动，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不会发生集体叛变或逃跑之类事件的制度原因。
10月下旬，毛泽东把这支队伍带上了井冈山，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把袁文才和王佐在井冈山上的农民武装改造成红军的队伍。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建起了根据地后，朱德1928年4月率南昌起义的残部800多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年12月，彭德怀也带领平江起义的800人上了井冈山。此后不久，毛泽东开辟的这一片红色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秋收起义是一次严重受挫的起义，但毛泽东从这次失败出发，奇迹般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井冈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秋收起义虽败犹胜，胜得意义深远，功德无量。
面对秋收起义的严重挫折，毛泽东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洗手不干。他目光坚定，信心十足；他率领残部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的革命业绩；他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在井冈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找到了符合国情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想的问题，提的口号，干的事情，都出之于大战略、大智慧，立足当前，影响未来。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没有胜利，但经过他卓越的努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是失大于得，而是得大于失。
从“靠边站”到“挽狂澜”
红军长征前 ，毛泽东是个没权没位的闲人。长征出发前，他还是一个靠边站而且经常挨批判的对象。在开辟井冈山和瑞金中央苏区功勋卓著的的他，虽然还是名义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其实只是一个军中闲人，只能跟着部队走路。这位红军的缔造者，看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打败仗，战友们死的死，伤的伤，他内心的痛苦一般人难以体味。
毛泽东不是消极主义者，消极处世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也不是他的风格。他没有抱怨，没有牢骚，甚至没有计较自己所受的委屈，他在积极争取扭转党和红军面临的危局。
因为生病，毛泽东和同样病重的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但两人不断地和张闻天交流思想，分析红军胜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探讨今后应该怎么办。正是这种深入的交流探讨，终于促成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取消了博古和李德错误的军事领导权。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驶入正道。毛泽东也从台下走到了台上，开始了挽救了革命挽救党的新征程。
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如果做一个消极的行走者，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么，但那就不是毛泽东了。他是党的创始人，是红军的缔造者，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绝不会做一个消极的随大流者。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也是毛泽东人生的里程碑。但这不是谁的馈赠，而是毛泽东的历史主动性的硕果。
毛泽东有极强的历史主动性，绝不轻言放弃。没有机会，他会创造条件，创造机会。一旦转危为安的时机成熟，他就会紧紧抓住机遇，绝不坐失分秒，让机遇产生裂变效应，战场上如此，政治上一样如此。他不是为个人争权力争名誉，是为党和国家民族争生存权和发展权。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担架上的议论，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正是通过担架上的议论，让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他的正确思想观点，争得了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今天的遵义人自豪地对中外游客说：“没有我们遵义，就没有新中国！”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了实际上的红军主帅。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令人眼花缭乱的“四渡赤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经典范例。虽然经历了千难万险，他终于把中央红军带到了陕北，为党中央和红军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中央机关在陕北安然无恙13年。
长征是共产党的苦难之行，也是辉煌史诗。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讲起长征的意义时自豪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可能就得重写。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掌军权，红军才从此前的屡吃败仗，变为不断胜利。
毛泽东把一支不断失败的队伍，变成了一支不断胜利的队伍，他也赢得了“用兵真如神”的盛誉。
化骂声为赞誉
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也曾遭遇被普通百姓恶语咒骂的尴尬。毛泽东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打击报复骂他的人，而是寻找挨骂的原因，思考怎样改进工作，消除百姓的怨气。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时，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了。一个农民事后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得知后，要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追查，毛泽东坚决制止了这种作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那时在陕北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一个普通农民却敢这样恶语咒骂毛泽东，这引起他的深思。他深入调查后，发现问题的症结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政府征了过头粮，惹得老百姓有怨气。
毛泽东决定开展以开荒种粮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他亲自为这个运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首先带头搞生产。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原来是从华北调来保卫党中央的，如今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成为一支“又战斗来又生产”的部队。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也亲自开荒种地。毛泽东在杨家岭对面的山坡上开了一片地，他那么忙，有空时也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锄草浇地，不让身边工作人员代劳。
1943年9月，南泥湾已经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兴奋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后来他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就具有这种见微知著的独到眼光和特殊本领。他挨了一个农民的骂，非但没有生气发火，更没有惩罚这位农民，竟然能够从一个普通农民骂娘的话中发现我们政策的大缺陷，然后果断采取措施，改进工作。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对党和政府多征公粮的怨愤，很快变成了衷心拥戴，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
在国家危机中扬威世界
1950年，毛泽东正在全力以赴医治战争创伤，殚精竭虑建设新中国，没想到，鸭绿江外战火起，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不断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蒋介石也来凑热闹，天天在台湾喊着要反攻大陆，甚至向美国总统申请要派兵参加联合国军，到朝鲜帮美酒打我们。
建立才十几个月的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襁褓中的共和国危如累卵。
新中国和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显然是一个天大的坏事。
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这个仗打还是不打，毛泽东的魄力和能力，面临着一次世界级考验。
毛泽东决定摸一摸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老虎屁股，他毅然派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三年多后，毛泽东把美国人打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美国将军代表美国政府乖乖地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也为新中国在世界上打出了国际地位，还为中国人民打出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美国只好无奈地把武装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方针改为和平演变。
抗美援朝战争打怕了美国佬，打强了中国心，打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稳了共产党的江山，打牢了新中国边境安全的基石。有专家说，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奠基之战。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有一个大收获：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意志统一。战争期间，全国各地各界各民族组成慰问团，一批又一批赴朝慰问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将士。志愿军将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亿人凝聚成了一条心，一股劲，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万众一心的局面。这为毛泽东共产党后来创大业、干大事，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共产党后来一声号令，举国响应。
让“毒瘤”变“教员”
1951年11月，河北省“三反运动”揭露出了两个高级贪官，一个叫刘青山，一个叫张子善，刘是天津地委书记，张是地区专员，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刘、张总共贪污171672万元（旧币），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得坚贞不屈，但他们没能经受住金钱的诱惑，倒在了“金钱关”下。
毛泽东知道后极为震怒。他熟读历史，对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规律了如指掌，对其深层次的经验教训洞若观火，更有独特的体悟，李自成的队伍进京后因腐败而失败的教训尤其惨痛，他十分担心我们的领导干部队伍在革命胜利后出现李自成式的人物。
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已经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不能做不拿抢的敌人的俘虏，可以说是警告在先。但如今，他担心的坏人坏事还是发生了。
共产党执政才两年多，干部队伍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发生在高级干部之中。功臣变罪魁，毛泽东既愤怒，又痛心。
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这个坏事处理好了，就可能成为好事。他要借这个案子教育全党，以儆效尤。
华北局上报的意见是对刘、张二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2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决定对这两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在省会保定召开公判大会，将刘青山、张子善公开枪决。
在中央讨论这个案子的前后，有人给毛泽东捎话提建议，不要将他们判死刑，给他们留条命。
毛泽东没有采纳这种建议，他说了一段震烁千古的话：“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一生亲自下令处决的人极少，但这些被处决的人都成为极好的反面教员，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这一次他痛下决心，“挥泪斩马谡”后，一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间，社会上有贪民，共产党的干部队伍里几乎再无贪官，这两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功”莫大焉。
高级干部中出了贪腐分子，这是坏事。杀了他们，清除了毒瘤，使党的肌体保持健康几十年，这该是多大的好事！毛泽东是大战略家，这个大帐算得很清楚。
让坏事变成的好事产生“乘数效应”
毛泽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坏事，都有办法让它向好的方面转化，还能把一件坏事转化成一批好事，让它产生“乘数效应”。在他的手里，由一件坏事转变出来的好事，常常很大、很多。还很好，好得出人意料，令人叹为观止。
这不是一般的本事，这是领袖级的本领。
毛泽东曾说：“我们不做蚀本的生意”。我们看看他率领秋起义的残部上了井冈山后，怎样用“小本钱”做成大事业。
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队伍，不满一千人，毛泽东手里的“本钱”，真是“多乎哉，不多矣”！
他清醒地知道，起义不是起哄，一支纪律涣散的队伍，难成大业。
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后。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发现，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于是，他领导这支初创的红军队伍做群众工作，在当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军队和老百姓，渐渐亲如一家人。“军民团结如一人”，成为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他后来说：“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11月上旬，部队攻占茶陵县之后，毛泽东在这个县建立了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1928年1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后，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的雏形。4个月后，毛泽东和朱德概括出广为人知的游击战十六子诀。
从秋收起义到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只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这个一用就灵的游击战术，指导人民军队的游击战不断取得胜利，也成为亚非拉地区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的致胜法宝。
在宁冈的茅坪，毛泽东又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他亲自担任特委书记，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这次土地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推翻了，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一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参加红军和全力支持红军发展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红军的中坚力量。
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工农武装割据区域的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共有50多万人，这里成了全国最大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根地。
中国革命的基本思路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在小小的井冈山已经形成了。
秋收起义严重受挫，但毛泽东却把一次失败的起义转化成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正是沿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的道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胜利。
辩证思维创造杰作
毛泽东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辩证思维的大师。他善于发现危中之机，能看出坏中之好，从绝境中突围，是他的绝活。他的领袖神采，也在一次次变坏事为好事的过程中大放光华。
从井冈山到北京城，毛泽东遇到这样那样的坏事后，哪一个不是被他变成了更多更大的好事？即使是林彪事件这样震惊中外的特大坏事，78岁高龄的毛泽东，也能让它转变成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面教材。不佩服，行吗？
古人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说法有点辩证法的味道，但更多的是遭受挫折后的一种自我宽慰，很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味，骨子里是消极无奈地给自己宽心，不过是无力改变现实时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之道而已。
毛泽东一旦失了“马”，就要想方设法得到“大象”甚至是“熊猫”。从秋收起义到朝鲜战争，他当了25年不拿枪的军事统帅，指挥过无数大小战斗战役，只打过4次败仗。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中，这肯定是一个奇迹。吃了败仗，他就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绝对“不二过”，这让陈毅佩服得五体投地。陈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对黄克诚赞叹道，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把坏事变成好事，当然不是谁都能办到的事。把坏事变成好事，需要极高的哲学思维水平，没有把辩证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本领，没有勇于知错改错的胸怀和气度，没有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很难把坏事变成好事。毛泽东把坏事变好事的许多范例，就是辩证思维的杰作。
伟人的伟大，并不是能把坏事吓跑了，伟人遇到的坏事往往更多更大，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难度也更大。伟人的伟大，往往在于他能调动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利用他的大智大慧，把坏事变成好事。他遇到的坏事越大，越能显出他的智慧之超凡绝伦。
伟人变大坏事为大好事，大坏事成就大伟人。
如果这世界每一天都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伟人岂不是没有了用武之地？那这个世界将显得多么平庸无趣啊！
我们都是凡人，面对人生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坏事，也应该想方设法让工作和生活中的坏事变成好事，至少不能让坏事变得更坏。也许我们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学习毛泽东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智慧，不妨从学懂弄通辩证法开始。
毛泽东一生的成就那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老人家的哲学功底极其深厚扎实，他的理论造诣非常高。他坚持不懈地学哲学，用哲学，而且学而有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常人望尘莫及。
辩证法在毛泽东那里，不只是一种知识，不只是一门学问，不是教授们的高头讲章，更不是什么用来吓人的教条，而是解决各种各样难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种超越常人的大智慧。他既深黯其原理，又善于从实际出发，出神入化地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毛泽东把辩证法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他早已进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王国”，所以，他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本领，就惊人的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创造的这些经验，他留下的这些财富，需要我们经常学习，认真继承。
我们这些凡人要想拥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本领，一个重要途径是老老实实地拜毛泽东为师，认认真真地研究他老人家变坏事为好事的一个又一个经典范例，潜心领悟，从中得一点“真经”，用于实践，干事创业的能力就可能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