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馆，以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文史馆成立不久，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任长沙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毛泽东，请他推荐自己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

　　然而，此事使毛泽东同志十分为难，他于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这个便是毛泽东“数荐不纳、未便再荐”的故事，现在知道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了。这故事里有三点特别令人深思：

　　“数荐”。毛泽东同志曾经向国家文史馆推荐过几人。这个“荐”字，反映出毛泽东在用人上的民主作风。我只是荐，不是派，用与不用，全由文史馆自行定夺。个人与组织在用人上的不同权利，由此区别开来。个人推荐与组织决定相结合，是我党用人制度的主要特点。现在的《干部任用条例》专门作了规定。

　　“不纳”。毛泽东“数荐”的结果是“没有录取”，这很令人深思。之所以“数荐不纳”，原因在于“文史馆资格颇严”。但是，当时身为党的领袖、国家主席，在全党和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别说举荐几个知名人士到文史馆当馆员，就是把他们安排到那个地方做个封疆大吏，估计也不人有什么人说闲话。这个“不纳”确实令人意外！更让人钦佩的是，这看起来好象让毛泽东失面子的事，他却无丝毫怪罪之意，只是轻轻一笔带过。

　　“未便再荐”。再来看这个“未便再荐”，就更令人感慨万千了！这次托人请他推荐的不是别人，是李淑一，就是毛泽东诗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里的那个李淑一，烈士遗孀，自己妻子杨开慧的好朋友，按现在有些人的说法，有充分的理由给她一点照顾的。但毛泽东觉得从名望和地位上看，李淑一并不适合做馆员，与其再荐而又不被录用，还不如不荐了。后来还干脆自掏腰包，从自己的稿费中拿钱给予资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性和人情味都很浓的毛泽东形象。

　　这样的例子，我们以前也看到过一些。比如毛泽东老家的亲友，曾有一些人写信给他，或者到北京找他，希望能够给个一官半职的。他一概拒绝。但是对亲朋好友中有生活困难的，却大方相助。这其实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

　　反观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少数“一把手”，也非常“重视”手中的干部推荐提名权，有的真正是做到了举贤不避亲：凡是和自己搭得上关系的，就千方百计给予推荐提拔，也不管他能不能胜任。更有甚者，如安徽王怀忠之流，置国法党纪于不顾，滥用职权，唯我独尊，在干部任免和人事安排上搞“一言堂”。还有些人搞“家天下”，独断专行，以人划线，顺者上，逆者下，把他掌管的单位或部门变成“自家”的大本营。这些人，当然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毛泽东“数荐不纳”的例子，是一面“照妖镜”，可以照出这些人的渺小、猥琐、卑劣的精神世界。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的作风，就要学毛泽东的家风。我倒觉得，要先学学毛泽东在用人上的好作风。除了前面讲到过的少数领导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要从毛泽东的“数荐不纳、未便再荐”中，学一些做人做官的道理。尤其是在向组织推荐干部时，要慎之又慎，要有责任感。在组织上没有采纳时，也要想得通，要有“未便再荐”的自觉性。否则，如果意气用事，只会让那些杂七杂八的人混入革命队伍，败坏党和人民的事业。

　　说得再明白一些吧：毛泽东都不怕失面子，你还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