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他
小 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斗争，都是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外在表现形式，阶级同阶级之间是如此，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是如此，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而这种斗争方式发展到最剧烈的程度以后，表现出来的就是大规模的武斗，甚至是战争。
一、
当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切身的感受到那一代领导核心对即将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兴奋和忐忑。
他们的兴奋来自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从理论上讲，已经调整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水平。
这个先进的水平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你的996也好，007也罢，那是真真正正的为自己奋斗，你可以光荣的告诉别人，我是个奋斗者，而不是打工人。
其二、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那么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能探索出来的平等关系，就一定是扎实牢靠的。比如随后几年在“鞍钢宪法”中，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是能够实现的。
这种平等的生产关系是夯实的，而不是恩赐的，更不是某人给你的福报。
在一家工厂里面，任何一个决策，它所影响的都不仅仅只是某位领导，而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工人的生活和命运，那么工人为什么没有参加决策和建议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其三、在分配问题上，你是在按劳分配的体制下来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
你的劳动是一种获取收益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异化成一种可供别人自由买卖的商品。
你真的可以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越努力越幸运，而不是越努力越内卷，卷得你送个外卖买三块钱的保险，还得给资本家偷偷拿走两块。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当时大家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这种憧憬和向往着实叫人兴奋不已。
但是同时，他们又是忐忑的，毛泽东就很忐忑，忐忑什么呢?
中共内部还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存在，还有干部们在成为执政阶层以后，严重脱离劳动群众的危险。
另外，我们已经完成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能够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这些都是值得忐忑的。
二、
为了解决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发动一次针对全党的整风运动。
这个整风运动的初衷，是希望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给我们提意见，以帮助我们改造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帮助共产党员更好地紧密联系群众的。
可是到了整风运动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才发现，以往知识分子们服服帖帖地表示支持共产党，可是有很多都是假的。
这些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少之又少，听到的却都是些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口号。
这个民主和自由我们都知道，只要实际生产中的阶级还存在(尽管名义上那时候已经消除了)，那么就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也是如此，有资本家劳务派遣的自由，就没有劳动者要求合理的五险一金的自由。
有资本家规避劳务关系风险的自由，就没有你获得合理保障的自由。
有资本家996的自由，就没有你猝不猝死的自由。
那时候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原本是依附在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上的，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但是意识形态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却被并有被触动。
这种表现有很多方面，比如认为大规模的社会价值都是精英创造的，是技术干部创造的，是管理干部创造的，群众不过是他们创造价值的时候，提供劳动力的工具罢了。
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就出现了当时整风运动中，大量要求提升技术干部、精英阶层民主权力的号召，甚至发展出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多党制”、“轮流坐庄”的口号。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反右运动的出现。
反右的背后，本质上反应出来的，是当时在技术骨干、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严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
反右的方式是让这些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人，到农村参与社会劳动，以改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所以当时不反是不行的，要真的让这帮人来建设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制度简直有轰塌的危险。
可是反右的结果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原本整风是要整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结果非但没整成，反而让一些内部官僚借着反右运动，加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
这种官僚主义倾向，在随后的大跃进中，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三、
在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道：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那时候没有人明白，国家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制了，哪里还来的资产阶级?哪里还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可是在随后的大跃进中，这个矛盾的影响立刻就呈现出来了。
所谓大跃进中的五风，名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
这五风看起来好像是五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实背后都只代表着一条：即干部严重脱离群众。
农民自己在地里种了多少粮食，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
你整个大锅饭食堂，很多农民吃一顿饭得走上几公里的路，难道底下人看不到?
你在那里瞎指挥生产运动，难道工人不知道?
可是群众有的是不好说，有的是不敢说，为什么呢?
你一说，给你安上一个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你怎么办?
于是刮起来的这五风，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为一种生产模式：包办代替。
所谓包办代替，就是群众老老实实听话，上面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少在那里逼逼叨叨，发表反对意见。
这种包办代替，从外在表现出来，就是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浮夸共产等等。
而包办代替的背后必然也有着它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就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头脑里的精英主义思想。
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好兄弟，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合作、互相发展。
我既然认为价值都是我创造的，我是最牛逼的，那你们就少在那里给我提意见，我想怎么干，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听我的就行了。我说亩产八百斤，你就不能说四百斤，否则你就是破坏社会主义。
这样一来，精英主义就强化了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优越感、身份感又会反过来越发的让一些人觉得自己就是高人一等，就是社会的“栋梁”。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种种荒谬绝伦的生产现象。
四、
大跃进造成的破坏，暴露出来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吗?
不是，它真正暴露出来的是生产关系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什么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
也就是说，当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而上层建筑却还停留在封建和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意识形态上，如果你没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你是无法推动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改变的。
比如，你资本家的意识形态作用下，会在法律里去考虑无产阶级的利益吗?
不会啊，你首先考虑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嘛，我们之前就说过：“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一旦法律不能保护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只会说一句，“还有待完善”就可以了。
这句话我已经听了二十年了，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可是他们根本不明白，法律的作用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的。
一般性质的矛盾，法律是一定可以逐渐完善起来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可是如果这种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那法律要么偏向资产阶级，要么就偏向无产阶级，中间不可能调和的，所以你怎么完善?
应该说，处理阶级矛盾上的法律制度，它有资产阶级的完善，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完善，有无产阶级的完善，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完善，所以处理阶级矛盾上的法律永远都在完善的路上。
这两天美国闹成这个样子，都是各种矛盾爆发的结果，美国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吗?
可是它起到什么约束作用了吗?起不到的，因为它面对的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其他什么性质的矛盾。
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大面积存在，而这种意识形态要处理的实际问题，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体问题。
比如我们说的鞍钢宪法中出现的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规定。
如果你思想里认可了社会主义中平等的生产关系，认可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你就会自觉的遵守这一条规定，干部会自觉的参加劳动，工人也会自觉的投身到管理之中。
如果这条规定在执行中，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象，你的第一想法，就是怎么去使得它被更好的执行，而不是直接把这条规定给否定掉。
反过来就是另外一种现象，如果你不认可，你觉得自己是干部就高人一等了，觉得是自己创造了这家工厂的主要价值，工厂收益我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那你就会想方设法破坏这一条规定。
尤其是这条规定在执行中，遇到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跳出来，大喊着要抛弃这条规定。
五、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62年刮起来的黑暗风和单干风。
在人民公社暴露出来一些不符合生产实际的矛盾的时候，一群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左右的干部们，就纷纷出来要抛弃它，要扔掉它，要开始分田单干。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了后来我们听到的那段毛主席说过的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要解决生产关系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要发动一场运动，制定一些方法和措施。
既然是要改造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那就搞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吧。
然后，我们就在单干风之后，看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
运动的目的从这个运动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要在群众中掀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要在意识形态上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站稳脚步。
毛泽东的设想，这场运动必须是发动群众起来，由群众去揭露党的官僚主义，完成社会主义教育。
可是这里面就有矛盾了，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干部依旧严重脱离群众，搞四清试点的时候，一个上万人的工作组全部扎根到一个小县城里，不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干部去搞，结果搞得神神秘秘，最后没有打到官僚主义，却整了一堆的基层干部和群众。
看起来好像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冷冷清清，看起来好像是宣扬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助长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既然是要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要实现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倒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那就必不可少的触及到文艺宣传领域。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说过这样两段话，直接毫无保留的阐明了，为什么后来的那场运动首先从文艺界开始起来。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泽东的批语，1963年12月12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
至此，矛盾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当时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大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剧烈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说得广泛一些，就是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主要是体现在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上。
既然如此，那就先从掌管宣传口的文化部门开始吧，一年之后，以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那场运动的序幕。
六、
从今天的历史视角来看，这场运动的结局几乎已经完全可以预料得到。
1949年成立起来的新中国，它不是突然之间诞生的一个新事物，而是在旧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脱胎出来的，是旧事物的扬弃。
那时候虽然从经济基础上摧毁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是旧社会遗留在人们脑海里的思想和意识问题，却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这种思想和意识不仅仅只是存在于社会上的各个阶级，还大面积的存在于共产党内部。
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共产党员里多一些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历史阶段，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都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毛泽东注定是要走向孤立的，因为当时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存在于资产阶级，技术官僚阶级头脑里，而且大面积的存在于无产阶级的脑海里。
所以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运动到了最后支持的人会越来越少，反对的人会越来越多。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可是，当他几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走向的时候，是把它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推一把，还是就此让它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肆无忌惮的衍变下去?
这个意义，或许只有在若干年后，当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他们又开始重新探究这一段历史，重新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