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民盟前副主席对毛主席死心塌地的佩服说明了什么？

范  南

　　中国民主同盟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人数最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党派。民盟的老一代领导人，大都与毛主席有过接触，有些还与毛主席有过一次或多次面对面的交流。他们对毛主席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但也有各自的视角。这其中，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谈家桢和千家驹对毛主席的看法是很有特点的。回顾这两位著名民主人士的看法，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毛主席和我们走过的路，仍然很有启示。

　　谈家桢深刻感受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重视

　　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来还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51年，谈家桢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担任了民盟中央第五、六、七届副主席，民盟中央第八、九届名誉主席。

　　谈家桢在遗传学上取得的成就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在谈到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的时候，谈家桢认为：“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他曾经十多次在各种场合见到过毛主席。最使他难忘的是，曾四次受到毛主席的直接接见。毛主席还曾鼓励他按照自己选定的研究路径，即美国摩尔根学派进行研究，不要理会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压力。

　　尽管毛主席多次公开支持谈家桢的“百家争鸣”。但谈家桢的研究之路还是不断遇到干扰和阻挠。不过，谈家桢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部。谈家桢学习美国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文革期间，谈家桢受到严重的冲击。1968年底，毛主席点名要谈家桢等八位著名专家学者继续研究自己的专业。1970年，毛主席要王震了解谈家桢的研究进展。随后王震两次托人写信给谈家桢，约他一起到全国各地考察。谈家桢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代表了党中央，甚至是毛主席本人的意图的，得到单位领导的批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被批准。谈家桢发现：“中国的情况常常如此：尽管当时许多人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拥护毛主席的样子，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在反对毛主席。结果是，毛主席的意思很难贯彻，毛主席的话也变得不大管用。”

　　谈家桢晚年经常回忆他和毛主席的交往。他认为在与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中，感受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发现毛主席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在各个学科都能发表精辟的见解。同时，又高瞻远瞩，以遗传学为例，“毛泽东主席是有远见卓识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明天的时代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明天的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第二点是深深感受到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他特地指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而且是对整个知识界的关怀和爱护。”“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主席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我们要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

　　千家驹对毛主席认识经历过曲折

　　千家驹是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解放后出任过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他于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千家驹曾于1948年12月在西柏坡和毛主席有过一次交谈。毛主席在得知千家驹是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说，“我是大学都没有进过，只在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小职员，‘罕巴郎’（广东方言）8块大洋一个月，张申府便是我的顶头上司。”后来又聊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

　　关于这段历史，朱连法著的《千家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是这样写的：“这次会见，毛泽东在千家驹的头脑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中国的现状认识非常精确，尽管在两党决战中已经胜利在望，但他依然非常谦虚谨慎、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因此，千家驹相信，由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将充满希望。”（见该书第130页）

　　由于千家驹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让他降低了对既有事业目标的信心”（朱连法：《千家驹传》第249页），因而对毛主席，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偏激的、极端的情绪。他曾不顾历史事实，把1953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会上与毛主席的争辩农村问题，说成是毛主席“泼妇骂街”。但实际上，梁漱溟很快认识到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向毛主席“讨个说法”式的争辩是不对的并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此后一直称赞毛主席对农业的重视。1985年5月10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谈到梁漱溟和毛主席争辩这件事时称，梁漱溟当时是“瞎放炮”，“谈起豁达大度，我们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

　　1989年7月千家驹出走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由一个“服膺马列主义达半个世纪以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在美国期间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篇《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千家驹在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和平演变，两者是一回事”。有位民盟领导层的同志到洛杉矶看望他的时候，读了这篇文章，认为这篇文章说明“他是积极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

　　后来苏东剧变，“让他（指千家驹）开始怀疑共产主义道路是否可通。”（《千家驹传》第250页）。因此，千家驹赴美后的思想变化是有脉可循。其文章的的偏激性也可想而知。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作为持有深圳特区0001号经济学专家聘书的千家驹，他在1984年5月的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有这样的发言，“对于经济特区的社会性质，千家驹毫不含糊地说：……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特区是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千家驹传》第223页）

　　谈家桢1990年夏季访美期间，专程到洛杉矶拜访了与他同年，交谊颇深的千家驹。谈家桢平和地告诉千家驹，他对这位老朋友的境遇表示同情，希望他早日回去；即使暂时不回，也不要写或者少写太直接太犀利评论国内政局的文章。谈家桢还表示，他明白千家驹写文章的稿酬是其重要的谋生手段，但可以多写一些总结自身经验和记载中国历史的回忆录。千家驹后来公开表示：谈家桢的话他“听进去了”。

　　千家驹还是归国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深表钦佩，坚信：“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伟大的国家”。2001年9月10日晚上11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在民主人士学习讨论时的发言，他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

　　“朝闻道，夕死可矣”。

　　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因病去世。

　　希望这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和重要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经历，能给今天的人们一点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