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这些读书人的优秀品格也影响了他对秘书的选择。

都是“读书人”“书生”

毛泽东选用的秘书基本上是“读书人”“书生”，如他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都有教员经历。胡乔木曾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田家英则担任过陕北公学的教员。学生时期的胡乔木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在扬州中学读书期间，为了方便同学们阅读，班上建了一个图书角，他主动承担了到图书馆选书、换书的任务，这样既可以为同学服务，又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这一兴趣伴随了他一生，每到一地，逛书店、买书成了他的重要习惯，到他晚年，家中藏书达3万多册，装了140个书架。

毛泽东

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与他刚工作时的两项职务有着莫大关系。1938年3月，16岁的田家英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的前身，抗战时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结束学习后，留校担任中共陕北公学党总支秘书和中国近代史教员。此段时间涵养的办事细致认真的精神，以及丰富的文史知识储备是他后来被毛泽东相中的关键原因。此外，嗜书如命的共同爱好也是毛泽东赏识田家英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

毛泽东和田家英

“靠乔木，有饭吃”

毛泽东对身边秘书的理论水平要求很高。1962年3月，毛泽东曾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选一位国际事务秘书，最重要的要求是“此人有造就为理论干部的可能”。这一点在胡乔木、田家英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1939年4月，已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的胡乔木围绕“我怎么到延安来的？”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独到的观点、畅达的文笔让毛泽东看后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两年后，因毛泽东身边秘书周小舟被派到冀中区委任宣传部长，胡乔木被毛泽东直接点名从延安大砭沟调到杨家岭出任自己的秘书。除了写文章之外，胡乔木还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指示。通过胡乔木这支笔，毛泽东的声音传遍了全党全中国。毛泽东曾夸奖胡乔木，“靠乔木，有饭吃”。

胡乔木

田家英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则因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老辣的文笔、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与作者只有20岁年龄所形成的反差，让毛泽东开始注意起这个“少壮派”。当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岸英需要一位语文、历史教师时，毛泽东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文史功底扎实，又与毛岸英年龄相仿，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1948年，历史性胜利即将来临前夜，毛泽东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的秘书，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并迅速成为毛泽东十分信赖的“大管家”。

田家英的一次特殊“考试”

毛泽东经常指派秘书深入一线听真声、察实情，因此对秘书的调查研究能力十分看重。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就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考试”。据田家英回忆，刚“上任”不久，毛泽东就指派他到东北城市做调查。田家英问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没有出题目，就让他到处看，看街道、看商店、看工厂、看民情，回来汇报。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权垮台已成定局，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治理城市，田家英将调研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治理，特别是工业管理方面。在后来的日子里，田家英常被毛泽东委以调查研究的重任，足迹遍布浙江、四川、湖南、安徽等省，说明毛泽东对这次“考试”还是比较满意的。

除了给身边秘书指派调研任务，毛泽东还教他们具体调研方法。为了出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年1月，毛泽东指示田家英、胡乔木等各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调查，还特地找出他在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发给每个组员，并指导调研组运用对比的方法，“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调研座谈会

“连个文件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

毛泽东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必须非常认真执行他的指示，不能有半点疏忽。如果有时没有听清楚意思，请他再讲一遍，他毫无厌烦之感，但是如果谁没听清楚乱办事，他是要严厉批评的。

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因大嗓门、心细机灵在第一次见面时便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小鬼蛮机灵的，叫他来我这里工作吧！” 1948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急着找一份中央工委关于土改的文件，叶子龙没有找到，毛泽东当时就发火：“连个文件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叶子龙立即发动机要室的同志一起寻找，还是没有找到。为防止文件再次丢失，叶子龙在与胡乔木商量办法时，提出了“凡是给领导的电报文件都写上领导名字，阅读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并带头实施起来。这种做法后来很快演变成“圈阅”制度。

叶子龙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各地群众来信日益增多。起初，毛泽东几乎对每一封群众来信都认真阅读，甚至亲自回信，后随着来信的增多，有一部分只能安排田家英代笔。田家英不敢马虎，根据信件的内容分门别类，然后要妻子董边用白布做个信袋子，袋子上几个兜，每个兜放一类信，并根据同类型问题集中形成综合材料上报党中央。后来，杨尚昆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分别处理，综合反映”，成为信访工作的基本方法。

“不要记了，烧掉”

毛泽东曾强调，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军事电报，江青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就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除了带头执行保密制度，毛泽东对身边秘书的保密素养和保密要求也不打折扣。

毛泽东与秘书高智（左一）

据机要秘书高智回忆，他之所以被选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与他到延安后被分配在中央机要科工作多年，接受严格的保密教育和训练有重要关系。作为机要人员，为了保密的需要，必须经常在不同代号的部门工作，不得和外人接触，上街要请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不允许做记录的，有一段时间，几位中央领导常常电话里问毛泽东的起居及身体状况，为了便于汇报，高智于是在纸条上记主席几点起床、何时休息。毛泽东知道后当即要求：“不要记了，烧掉！烧掉！”受毛泽东的熏陶，高智视秘密如生命，经手无数机密文件，从不跟家人说起，也从不自己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