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好到连心高气傲的蒋介石也钦敬不已，蒋介石自己笔锋、思想、文彩、逻辑比不上毛主席，又想胜过他，无可奈何之际，只好埋怨文胆陈布雷，据说陈布雷遭蒋介石埋怨，不知如何为自己辩护，情急之下，只有如实回答蒋介石说：“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

毛主席自己文化水平超一流，并一直都关心共产党的干部们的文化学习，在中央苏区、在延安，都建立了各类学校，让干部们入校学习，提升思想和文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还是关注干部们的文化修养问题，针对一些干部文章写得不过关的现象，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加以指导，据1991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9页记载，1955年6月8日上午，毛主席在《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材料的批语》的第三条中，就直截了当地对陆定一、周扬、邓拓写道：“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他甚至在大会上作报告时也向干部们作出写好文章的具体指导，如，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作结论报告《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最后，他就说到：“最后，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关于“这三点”，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上海市委领导的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邀请陈望道等几位著名人士共进午餐时，也曾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就是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陈望道著有《修辞学发凡》一书，席间，毛主席告诉陈望道他自己最近又读了这本书，并称赞说：“写得很好，就是古代的例证多了一些。”随之引出了上述一席话。（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一书第425～426页）

对于“文法”“省略主词、宾词”等公文中的语病情况，毛主席其实早已关注了，只是没有像这次一样在大会报告时面对稠人广众提及而已。1950年11月22日，他在《关于起草一个写电报的注意事项给胡乔木的信》中就写道：“乔木同志：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6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以胡乔木为主起草的“注意事项”，最后形成为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在审定这个文件时，毛主席在其第（五）条中写道：“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要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指出：“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毛主席在其中强调的“条理清楚”、不“可以违背文法”、应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也就是说写文章要讲逻辑，语言要合乎语法（文法），要讲究修辞。

1958年4月25日，毛主席对新中国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出如下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率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87页）从此批示中所提的“条理清楚”和“文字生动”的要求，可以看出当年的一些报告行文上是有不少问题的，确实需要在写作上进行指导！“条理清楚”“文字生动”，也就是要讲逻辑，重修辞。

1958年9月1日，毛主席对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作出批示。9月2日上午九点，他还就其中的工业类文件写了以下专门意见：“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是陆定一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是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

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要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读得下去，提纲挈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转引自《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1949～1976》第471～472页）这个意见对工业类文件的批评可以说是很不留情面的，而导致它挨此批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文章不注意逻辑、文法、修辞三点！

1955年10月11日的报告附带的这段讲话，距离今天几近六十多年了，但它依然是写作上的优秀教案。毛主席说出这段话，是他看下级的报告多，把握了这些报告的问题，这有后面的所引批示可以佐证；毛主席能这样清楚地指导干部，则完全是因为自己是文章高手的原故！今天，我们好多人读读它及各批示，或许有助于写作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