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井冈山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军的历史渊源
蒋建农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才能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探索出复兴革命之路呢？在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发动的三大起义中，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计划落空被迫引兵井冈山后，成功闯出一条新路——井冈山道路。其中关键是要在农村环境中造就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文人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凭借自身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系统深入的认识，凭借自身在革命生涯中与安源矿工、与湘鄂赣三省农军、与叶挺独立团及其扩充发展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等形成的历史渊源关系，凭借自身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和坚韧不拔的品格作风，乘风破浪，缔造了一支坚不可摧的人民军队，进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
毛泽东的军事生涯是从1927年开始的。虽然在辛亥年革命军起时，他奋而投军，在湖南新军有过半年列兵的经历，但和那些军校出身或职业军人相比，毛泽东的军事阅历基本上是空白。然而，在风云激变的1927年，毛泽东断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率领一支临时组合的队伍，并且在经受秋收起义失败的重创之余，硬是在井冈山上闯出一片新天地，他本人也从此开始逐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统帅。
一、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储备
和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一样，毛泽东经历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但勤于思考的毛泽东，参与这些社会实践之深入和理论建树之大则是最为突出的。以投身农民运动的实践为例，1917年7月，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和同学萧子升以“游学”的方式，到湖南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平江五个县，进行了行程1000余里的农村调查；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是比较早地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1923年4月，他就派水口山的工人刘东轩和安源路矿的工人谢怀德（均为共产党员）回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也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6月，正是在毛泽东等关于要注意农民运动的提议下，党的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1925年2月到8月，毛泽东在回乡养病的半年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从进行农村调查到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发展党员，毛泽东对开展农运的意义和如何开展农运有了比较系统的切身体会，积累了第一手经验；此后，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招收广东一省的学员变为面向全国二十多个省招收，其中比较著名的学员有王首道、吴芝圃和张明远，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湘赣、睢杞、冀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理论文章，编印《农民问题丛刊》，并自1926年11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此时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如此深厚的积淀和广泛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得以深刻感悟中国国情，准确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重要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认识，成为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军事斗争时能够另辟蹊径的思想理论基础。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身处国共合作第一线的毛泽东，是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激烈斗争中，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1926年3月18日，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前夕，毛泽东就郑重告诫：“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1](p.35)“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晚，毛泽东就在第一时间提出武装对抗蒋介石的挑衅。据茅盾回忆：毛泽东找到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求动员所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集中肇庆，依靠驻扎在那里的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予以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同时争取第一军王柏龄师以外的军官士兵和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的力量。此事虽得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赞同，但却因季山嘉坚决反对而不了了之。15月3日，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他在设置培训课程时，就加大了军事训练的比重，军事训练课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并请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的军事教官赵自选2担任农讲所军事训练总队长。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这届农讲所学员的军事素质明显增强，赵自选还曾带领这届学员到海陆丰农村，实地考察那里农运和农民赤卫队的情况。
毛泽东从中国农民运动的特点中感受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为目前“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pp.40-41)因此，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痛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以往在军事方面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沉痛教训，进而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1](p.47)这是毛泽东后来转而投身军事斗争的思想基础。
第二，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基于关于“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的思想认识，[1](p.39)毛泽东在筹备秋收起义时，1927年8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2](p.50)但是，刚刚改组的临时中央却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表明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为了抓住小资产阶级继续革命，还要用国民党旗子，否则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民党旗号就会被蒋汪之流篡夺。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批评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抛弃国民党旗子的主张，强调“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2](p.55)虽经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中央仍坚持不同意放弃国民党的旗号。无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一样，也是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但和南昌起义有所不同，秋收起义不再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是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一个月后，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决议案》，才正式明令不再使用国民党的旗号。
率先使用“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表明毛泽东要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鲜明态度，是他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旗帜鲜明”，攻打长沙受挫的秋收起义军，才能在短时间内重振雄风，从而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井冈山。
第三，工农兵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是最早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者之一，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3](p.16)因此，以农民为主力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早，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改组后的临时中央，虽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也明确要求必须主要依靠工农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很大问题。南昌起义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掌握或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一部分军队发动的，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参加。临时中央一方面不得不倚重叶挺、贺龙等率领的武装力量，但同时对他们心存疑虑，认为他们“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4](p.599)唯恐这次起义成为军事将领新的军事投机。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临时中央在部署广州起义时，向广东省委提出“要矫正从前以农民为副力等待叶、贺军队到来的错误观念（见中央前次各信），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4](p.556)可实际上，广州起义虽得到广东全省多地农民运动在战略上的声援和支持，但直接投身广州起义的农民数量很少。广东省委事后在总结教训时指出：“此次暴动，农民群众很少参加，除掉石围塘和黄沙的农民起来占据车站，四郊有很少的农军参加作战外，其附近各县都未起来，以致反革命军队，可以毫无顾虑和障碍很快的来围击我们，以至于失败。”[5](pp.174-175)其中原因，主要是空喊依靠工农而缺乏必要的组织发动的举措，同时又不信任党已经掌握的正规军事力量。其实质是把已经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继续等同于旧式雇佣军，人为把革命军队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
秋收起义则不同。毛泽东经历和了解到“马日事件”发生后，长沙周围10万农军围城，却被许克祥、王东原两个团扑灭的情况。毛泽东因此认定，革命发动时必须要有正规部队参加。8月18日，毛泽东在安源沈家大屋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2](p.97)毛泽东的主张上报中共中央后，临时中央23日回信批评，认为其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2](p.53)30日，毛泽东根据他和湖南省委进一步研究后的意见，复信中央，再次强调要把军事力量与工农群众的暴动结合起来，并解释说明暴动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调两个团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中央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6](p.212)在经过一年斗争实践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得出结论性认识：“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3](p.50)
最终，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中，既有原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又有安源路矿的工人和湘鄂赣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真正是“工农兵”的结合，这在当年一百多次武装暴动中可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最突出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意义。
第四，选择恰当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以夺取全国政权，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并有俄国彼得堡十月革命胜利的先例可循；在中国，远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天下响应的成功，近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因此，以夺取和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首选和全党的共识。特别是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人都有北伐战争通过经营广东革命根据地，接受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然后势如破竹，取得辉煌胜利的切身感受。因此，大革命失败后，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中共中央把广东作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目的地。南昌起义成功后，马上南下广东；广州起义的目标更为明确；中共中央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呼应南昌起义军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毛泽东的不同凡响则在于：一是他把发展工农武装的着眼点放在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群众身上，而不是大中城市。长沙“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在听取由湖南到武汉的党员和工农骨干情况汇报时强调：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p.204)二是他不赞同把主要力量都用于广东。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毛泽东说：“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6](p.209)
即使是秋收起义中湖南的暴动计划，起初湖南省委讨论时，按照中央既定规划，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并划定长沙、衡阳、常德、宝庆为中心的四个区域。鉴于力有不逮，毛泽东力主放弃长沙以外的几个中心，集中在湘中暴动。最终湖南除省委书记彭公达一人主张全省暴动，并要毛泽东去湘南主持那里的暴动外，其他人一致决定在湘东和长沙举行暴动，“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2](p.101)
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湖南为中心依靠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不是异想天开的别出心裁，而是以湖南已经形成雄厚的革命力量基础为支撑和保障的。早在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和副部长彭素民、林伯渠，商量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组织事宜，并亲自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备员”，以后又多次进行指导。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湖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正如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我们党更要坚决的从组织上取得这些组织，从政治上去领导他们，是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2](pp.48-49)当时，湖南农民运动是最发达的，到1927年5月，农民协会会员已达600万，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一半以上。按照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给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他们大力在农村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到长沙“马日事变”发生时已经发展农村党员2万人，3占全国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三分之一。在湖南省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和对湘情的真切把握，促使毛泽东坚持以湖南为中心、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既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队伍受挫后不再徒劳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后来选择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独立自主探寻中国革命之路的组织条件和实力依托。
二、与秋收起义军各组成部分的历史渊源
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9月9日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共5000余人，其中以警卫团为主力，连同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罗荣桓等率领的湖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团；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以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浏阳醴陵的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毛泽东本人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7](p.56)学界以往只是叙述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和由湖南省委任命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导。其实，深究起来，毛泽东与这支起义军，及其后来与之会师共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部队，即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还有着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渊源。
（一）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投身秋收起义军
自19世纪末以来，安源路矿就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采煤炼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工矿企业和最早的产业工人聚集区之一（湖南籍工人近一半）。1920年11月，长沙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甫经成立，毛泽东就第一次到安源路矿所在地萍乡考察。1921年10月和12月，在党的一大之后，毛泽东作为新近设置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两次到安源矿区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启发工人觉悟，播撒工人运动的火种。此后，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陆续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易礼容、毛泽民、毛福轩等多批次骨干，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从此，安源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组织了声名远播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事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鉴于安源路矿已经形成一支成熟的工人队伍，毛泽东于1922年5月和9月又两次到安源进行具体部署和发动，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并取得彻底的胜利。1923年4月，在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陷于低潮的时刻，毛泽东在奉调去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前，专门带蒋先云再次去安源，召开工作会议，对以后的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弯弓待发”的策略原则，要求当地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齐心奋斗，好好保护工人俱乐部。他还指出，工人必须同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军阀。这使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巍然独存”，被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称赞为“硕果仅存”。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培养教育下，安源路矿涌现出朱少连、周怀德、黄静源、袁德生、刘昌炎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工人领袖，到1927年上半年，安源有青年团员600多人，到同年8月秋收起义前，有3个区委、17个直辖党支部和700多名中共党员，最多时参加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工人达12000多人。
安源路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关系，可以追溯到1925年9月。当时，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一度遭到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安源党组织派出千人以上工运骨干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农讲所学习。安源矿工刘桂山回忆，1926年农历二月初八，安源党组织安排他和120多名矿工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这之前还去了四五批。[8](p.1019)开国中将韩伟回忆，他是1925年底经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莫青（疑是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引者注）介绍到叶挺独立团做战士，经历了北伐战争洗礼，1927年9月又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p.942)1926年6月，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进军至攸县和醴陵地区，中共安源地委组织工人破坏队、侦探队、运输队、慰问队、救护队等参军参战。9月，叶挺独立团和其他北伐军部队围攻武昌城，久攻不下。据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回忆，为减少伤亡，就从安源动员了几十名矿工在通湘门车站附近帮助挖坑道，抵近城池。工人们冒着弹雨，日夜轮班，不断掘进。在城内敌军派出敢死队企图破坏坑道的危急时刻，工人们拿起枪与独立团战士一起投入反击。周士第感叹道：“安源工人此次与独立团并肩作战，表现很勇敢，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真是拿镐是劈开大地的劳动英雄，拿枪是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后来有一部分安源工人参加了独立团。”[9](p.83)此后，不断有安源的工人参加叶挺独立团。开国中将唐延杰回忆，他是1926年冬被安源党组织派到武汉的，经中央军委的聂荣臻亲自介绍到叶挺独立团，在第二营第八连二班当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8](p.930)还有回忆材料说：1927年2月，毛泽东翻过衡山去衡阳考察农民运动，与夏明翰、陈佑魁等座谈时，就曾表示，一旦形势右转，他就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搞游击去。[10](p.529)
安源路矿工人成批次汇入与秋收起义军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相关的军队，有两批。
“马日事变”后，安源矿工在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组织下，和各地农军一同参加了围城长沙的斗争。围城失败，湖南反动军阀在6月初对安源工人进行报复性镇压，刘昌炎、周怀德等党团工会的领导人牺牲。在危急时刻，在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再要求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两度讨论改组湖南省委问题，先后决定由毛泽东出任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毛泽东因此有机会于6月下旬短暂回湖南，进行应变部署。临行前，毛泽东请中央选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和他一道去湖南，中央选派湖北省农民部长、湖北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蔡以忱与他同行。4毛泽东在湖南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根据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指示，为保存精干，中共安源市委改造矿警队，派了许多党员、团员和工会骨干到矿警队任职，实际控制了矿警队。据7月23日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安源可借矿警局练兵二百名，而一两股兵力可以上山。”[11](p.62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立三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为师长）的新兵招募委员来到安源，顺利从安源招募了100多名矿工组成一个连，连长黄赞，成为叶挺正在负责筹建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新兵营的一部分，后来这个营被编为警卫团第三营。[12](pp.373-374)
另一批就是秋收起义前，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组建的秋收起义军第二团。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奉命组织包括安源在内湘赣边界7个县的秋收起义。安源路矿的党团工会在蔡以忱领导下，修造枪支、制造土炸弹，集结队伍，积极筹备。同时，萍乡、衡山白果区的农军和王新亚率领的安福、莲花、永新等地的农军，齐聚安源。9月初，毛泽东告别在长沙板仓的妻儿，赶到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安源会议”。蔡以忱、王新亚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把驻修水、安源和铜鼓的起义队伍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兵分三路，进攻长沙。5日，毛泽东把在安源的各路力量组成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下辖3个营9个连，共2000余人。据9月27日任弼时就湖南秋收起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记载：秋收起义爆发后，“安源矿警及王新（亚）部（系江西的农军）五百余人会同工人炸弹队、宣传队将近二千人于十一号清晨进攻萍乡不遂，乃弃萍攻老关，十二号破醴陵城”“15号占浏城”，报告特别写道，“在此次战斗中，安源工人表现极勇敢”。[11](p.630)也就是说，至少有1400人以上的安源工人，5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秋收起义军。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刘先胜和王耀南。刘先胜参加了1922年安源大罢工，1924年在安源入党，并打入路矿的矿警队，秋收起义时是第二团排长，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王耀南是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的安源儿童团团员，后成为闻名全军的“工兵王”“爆破王”，开国少将。安源工人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当时就得到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高度肯定，他在10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2](p.106)秋收起义军发动时总人数为5000余人，安源路矿工人成批次参加的人数接近总数三分之一。
学界关于秋收起义的著述，大多会述及起义爆发前师长余洒度收编贵州军阀残部，编成以邱国轩为团长的第四团，以及其危害起义的情况。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第四团”。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赴安源途中，路经株洲，找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最早培养的安源路矿工人领袖朱少连（党的三大中央委员）等议事。毛泽东说在秋收起义中，株洲是个重要的地方，要抓紧恢复工作，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要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2](p.146)朱少连随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准备。中共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9月5日关于安源张家湾会议情况的信件后，批准了安源会议的暴动计划，并决定在株洲成立第四团，作为秋收起义军的一部分（隶属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朱少连为团长。起义发动后，朱少连曾组织攻占了株洲团防局和株洲火车站，以夺取枪支组建第四团。后因攻打长沙的行动失败，计划由安源路矿工人为主组建的第四团，遂成为一个遗憾。
（二）造就农村大革命的主力军
随着北伐军凯歌行进，1927年初，国民政府自广州迁都武汉。这为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毛泽东被聘请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委（另外两名常委是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邓演达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陈克文），培训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活动主要有：
一是整合全国农民运动力量，培养武装暴动骨干。1926年12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应邀到长沙指导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表演讲并办理农运骨干培训班；1927年1月4日起，他用时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湖南农民运动；2月16日，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3月5日起，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战士》周刊上连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8日，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并做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28日，和方志敏等参加由邓演达主持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组织全国农民协会事宜；30日，出席湘鄂赣豫四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3人，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谭延闿、陆沉为常务委员，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4月9日，与其他各位执行委员联名发表就职通电，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正式成立；18日，同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会的名义，致电各省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筹备处，决定于7月1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是时，全国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900余万。[13](p.350)
毛泽东在武昌主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据张国基回忆，毛泽东每天都到讲习所一两次，检查教学情况。[14](p.49)这个讲习所原计划是培训湘鄂赣三省的学员，每省招收200名学员，3月初即开始上课。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又扩大接收其他十几个省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200多人，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讲甚至有内蒙的学员。4月4日，开学典礼正式举行。和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但该所“实际是完全独立的”“所里一切训练工作全在毛周两人手上（指毛泽东和所教务主任周以栗——引者）”。他说毛泽东“一方面调查农村实况，了解农民生活，找寻他的农运理论根据，创造他的革命策略。又一方面指示他的党徒组织农民，鼓动农民，布置共产党的势力，准备农村暴动。讲习所的农运理论，便全以老毛的调查所得和他的意见为张本”。[15](p.1332)
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将其与政治学习并重。学员全部按军事建制编队，设总队、大队、中队、分队和班，班长从学员中推选，其余各级队长均由军校或部队选派。据回忆，开始时学员每天进行两个小时军训，形势严峻后，军事训练时间每天要四个小时，甚至全天练兵习武。并从汉阳兵工厂运来枪弹，给每个学员发一支新步枪。除去课堂的军事教学外，学员们经常全副武装上步兵操典、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6培训期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学员参加了4月23日武汉30万民众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示威游行；5月初，毛泽东安排大队长傅杰率200多名学员赴麻城平息地主武装发动的叛乱；其余学员编成一个营三个连，与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一同组织为中央独立师，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下，参加平息5月17日夏斗寅叛乱的战斗；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周以栗抽调20多名湘籍学员，经过短暂培训，提前毕业，派回湖南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19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800多学员奔赴各地斗争前线。
二是致力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最大程度动员农民群众投身武装斗争。1926年12月13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则反对把是否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主要是满足农民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什税的要求，而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16](p.79)
在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其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运动后，经过冷静思考，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13](p.61)此后，毛泽东积极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奔走呼号。在撰写和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同时，毛泽东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草案》（通过时改为《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认定“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17](pp.786-787)他多次参加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会议，积极发言，并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等文件草案。1927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认为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他主张“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6](p.191)4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系统阐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一是“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二是“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不能“发展中国工业”；三是“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13](p.341)在此前后，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的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6](p.191)准备提交党的五大讨论，但是被陈独秀拒绝。7不仅如此，党的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
但是，毛泽东仍以极大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制定农民土地问题方案中，并认定土地问题是唤起广大农民觉悟和投身土地革命洪流的关键。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湖南省委讨论土地纲领时发言精神被彭公达概括于给中央的报告，即“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稳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1](p.10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个在刚要起步阶段就拿出来准备实施的土地革命路线。
三是力主并力行建立农民武装。这首先是基于毛泽东对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的深恶痛绝。早在1926年10月28日，他就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甘乃光等提出《关于民团问题决议草案》，指出：“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局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摇动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基础，于党及政府之前途危险实甚”“凡摧残农民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局，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该草案被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通过。[6](pp.168-169)1927年1月，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进一步叮咛湖南省委要把农民武装“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3](p.29)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省有45个县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或工农义勇队。这成为他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重要生力军。
5月17日，夏斗寅叛乱，隶属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主力在第二期北伐的河南前线，武汉兵力空虚。在毛泽东支持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部分学员，编成一个营，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国民党左派侯连瀛任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跟随武汉卫戍司令叶挺迅速平叛，稳定了武汉的局势。21日，“马日事变”后，在毛泽东要求下，他在6月24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冒着生命危险去湖南进行危机的应急部署，但很快就被陈独秀召回武汉。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6](p.203)这一阶段，毛泽东以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与湖南保持着密切联系（蔡和森当年记述其情景：“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18](p.493)曾指示湖南省委拿出详细的军事报告。他不仅多次与蔡和森商议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后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提出，其中包括把中共中央机关由汉口迁至有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武昌），而且他本人也受中央委托于7月下旬8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准备以汝城为中心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大纲》得到新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本人也在8月1日中共中央给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信中，被明确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大纲》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筹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时第一个成文的斗争方案，它的制定和酝酿实施是中共中央确定湘鄂赣粤秋收暴动筹划的先声，虽然当时未能立即付诸行动，但却为1928年1月朱德与湘南特委成功领导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大纲》特别提到“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4](p.456)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湖南农军的分布情况完全通晓。秋收起义前，这支原来拟调往汝城的浏阳平江农军，一分为二。平江农军由余贲民（与时任警卫团代理团长的余洒度是同乡、同族）率领开往修水，与在那里驻扎的警卫团汇合，作为秋收起义军第一团；浏阳、醴陵农军则前往铜鼓，成为秋收起义第三团的一部分。毛泽东召集安源张家湾会议后，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一同赴铜鼓。张启龙回忆：毛泽东到铜鼓后，“成天在部队开会，调查了解情况，传达八七会议，在整个部队开展了艰巨的工作，不久，部队进行了整编，浏阳工农义勇队改为第一师第三团”。[19](p.81)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主张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只有建立一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才能镇压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巩固和发展农民政权。[3](pp.17、28-29)
党的五大召开前，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通过了关于武装问题的决议案，制定了8条关于建立农民自卫军的办法。这包括：一是“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议”“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全国农协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二是“农民应即建设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标、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三是规定了对付旧有地主阶级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的三种办法：“（一）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你们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不能实行以上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转移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18](pp.71-72)这是一个极富战斗性和极具操作性的文件，是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关内容的具体化，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农民武装问题上绝不妥协的坚定态度。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民武装的号召和他对湘鄂赣等省农民力量的发动，产生了极大影响。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曾回忆他在大革命失败时被捕，当时分别任赣西农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王新亚和袁文才，为营救他和其他农运骨干，在7月20日发动第一次永新暴动的情况：1927年上半年在江西永新就有了农民自卫军（游击暴动队），“主要是受到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影响的，特别是毛主席当时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对我们影响极大”。[19](pp.118-119)而毛泽东正是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通过王新亚，第一次得知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等领导的农民武装。毛泽东当年在农民运动方面的成就，不仅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组建，而且为湘南暴动，为弋阳、横峰起义，为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发展，积蓄和准备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三）与叶挺独立团和湘南农军的交集
秋收起义军和朱德率领与之会师井冈山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均源自叶挺独立团。因此，有必要探讨毛泽东与叶挺独立团的渊源。毛泽东很早就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他在广州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国民政府铁甲车队的作为，据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回忆，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讲话时，曾高度评价铁甲车队支持工农运动、平定杨刘叛乱、肃清广州右翼势力和在封锁香港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前文述及“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建议依靠叶挺独立团反击蒋介石挑衅的史实，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叶挺独立团的信赖。
北伐时期毛泽东与叶挺独立团可能存在的交集，有三条线索：一是叶挺独立团成立时，时在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的饶卫华回忆：周恩来“从铁甲车队、黄埔军校毕业生、安源煤矿工人和农民运动干部中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独立团当骨干”；[20](p.48)另有袁也烈回忆，叶挺担任独立团的前身——第三十四团团长后，“把原来的官兵都遣散了，重新在湖南、广西两省招收农民，还有各地工厂、矿山的党组织介绍部分工人作为兵源的基本成分”。[21](p.9)二是北伐途中，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接到中共广东区委通知，要求他们增设一个准备担负特殊战斗任务的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叶挺就以侦探队、监视队、担架队为基础成立了特别大队，并在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招募新兵，组建起补充营。[9](p.62)三是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中共中央要求叶挺独立团扩军，10月23日，中共湖北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独立团也已经派人去湖南招募新兵，枪支不成问题，下级军官不够，请广东方面派送的军官还没有到。[22](pp.15-16)这三条史料隐约反映出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同叶挺独立团的某种渊源。
毛泽东与叶挺独立团的直接交往鲜有史料可考，但他对于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主持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巨大成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北伐开始后，毛泽东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共同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互信关系。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等有密切合作；他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副党代表（第一至第六军的党代表名义上均由汪精卫兼任）的湘籍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以及担任其所辖各师党代表的方维夏、萧劲光、李六如等因既往形成的密切关系而有频繁交往；他本人曾兼任第二军军官学校的教官和第二军政治讲习所代理主任，他的《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一文就是1925年12月在第二军刊物《革命》上首发。这些都使邓演达深切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部分军队中的影响和作用。对那时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23](p.380)而叶挺部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在北伐中声名显赫，是国民革命军的佼佼者，这或许是毛泽东对它的间接了解。
毛泽东与由叶挺独立团扩充发展起来的部队，却有直接交集：一是随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军的主力——警卫团，直接源于叶挺独立团（学界很少言及）；二是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分兵后，朱德指挥的部队是原叶挺独立团主力，后随朱德、陈毅会同湘南暴动的农军，辗转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里先叙述后者。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北伐中一路夺关斩隘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打下“铁军”英名的叶挺独立团，先是被扩充为第四军二十五师（由第十一军副军长朱晖日兼师长，叶挺任副师长实际主持，李硕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由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任团长的第七十三团，集中了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是叶挺独立团的正身。第七十三团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陈毅在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到该团任政治指导员），在三河坝分兵时，该团划归朱德指挥。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将“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合编为一纵队，朱德充纵队司令，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路，第九军编为第二路，七十四团编为第三路，七十五团编为第四路”，9转战粤湘赣边界，后发动湘南暴动。
毛泽东很关心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引兵井冈山不久，即派何长工去联络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并打听南昌起义军的消息；朱德和陈毅等则是通过信丰的党组织得知毛泽东所部在井冈山的消息，就派南昌起义时在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供职的毛泽覃化名覃泽，上井冈山联络他的哥哥毛泽东。机缘巧合，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军第一团往遂川途中受到当地地主武装萧家壁的靖卫团伏击，队伍被冲散。张子清率领第三营一路转战于11月上旬至上犹县营前，与正在那里集结的朱德所部汇合，并参加了朱德、陈毅随后在崇义上堡组织的整训。一个多月后，补充了弹药物资的张子清第三营回到井冈山。这样，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互通了消息。这期间，何长工找到朱德，进一步沟通情况；1928年1月，朱德、陈毅等在起初毛泽东部署过暴动计划的宜章、汝城、永兴等地成功地发动湘南暴动，部队扩充为万余人（包括8000多人的湘南农军）。最终两支部队在1928年4月下旬在井冈山麓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胜利会师。这段过程的亲历者粟裕，后来写文章称之为“激流归大海”。
（四）为秋收起义寻找“发火药”
毛泽东与叶挺部队的另一直接交集，是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1927年3月25日，叶挺由第二十五师副师长转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104月19日，武汉政府誓师开始二期北伐，叶挺部队的主力随军出征河南前线。而叶挺本人则奉命兼任武汉卫戍司令，率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和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留守武汉。为加强武汉防务，在平定夏斗寅叛乱后，叶挺又组建起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央安排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行至黄石，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经南下，而去路又被追随汪精卫的张发奎部队阻断，便辗转江西奉新再到修水驻扎，并因此得以作为主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秋收起义。[24]
警卫团不仅源自叶挺独立团，而且与毛泽东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有诸多材料可以证明。朱德就曾明确指认该团起初“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25](p.123)陈士榘回忆，警卫团是我们党协助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在1927年6月成立的，部队中不少成员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和湘鄂两省农民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26](p.2610)何长工在回忆录中记述：马日事变后，他和蔡协民等在武昌向毛泽东请示下一步工作方针，毛泽东说你们已经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回湖南工作，就亲自安排蔡协民到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安排何长工、程学敬、欧阳健到警卫团，何长工回忆警卫团是以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是张发奎二方面军警卫团，编有四个营，还有炮兵连、通讯连等，大约有三千多人。[27](pp.70-71、74)杨立三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第二十四师补充团首先组织了一个营，“除我们连外（指前述由安源矿工组成的那个连——引者注），其余几个连都是湖南、湖北两省来的农民及若干做过工农运动的同志”。[28](p.3490)张宗逊回忆，这个团“新兵的成份多数是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29](p.21)刘型回忆，“最初把各地不能立足的农民、学生暴动分子，一部分安源矿工（约一个连），武汉失业工人，以及叶师一部分老兵组成，……军官除见习排长是黄埔五期学生以外，其他都是四期及四期以前的学生。这个队伍党员最多（士兵中还无党员），所以这支部队成了秋收起义反抗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的一支军事力量”。[30](pp.130-131)谭希林回忆，秋收起义军的第一师第一团是由警卫团和平江的工农义勇队、崇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等组成的，他们“由武昌出发时，三营担任警戒任务没有来，补充了二十四师新兵营，还是三个营”。[2](p.148)遵照周恩来指示，于1927年6月下旬到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具体负责组织收容训练新兵的陈树华（陈明义）回忆：当时“只收了一个营的新兵，这个营收容的兵员都是湖南马日事变之后在白色恐怖之下被迫来参军的一些工会、农会干部”。他回忆警卫团一营长是余洒度，二营营长是钟文璋，而这个新兵训练营后被编为警卫团第三营，营长陈浩，副营长伍中豪。[26](p.2633-2634)警卫团参谋长韩浚（时为共产党员）回忆，警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营，他到警卫团时，一二营士兵已满员，三营士兵只到了一半，第四营的士兵都是从广东招收的，尚在途中。前三个营军官多是由中共组织介绍来的，连、排长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营、连指导员几乎都是党员。[31](pp.31-32)范树德回忆他在任警卫团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队长之前，在叶挺部队当过十一连政治指导员。[26](p.2715)从上述回忆材料看，一是说明警卫团有毛泽东领导组织起来的安源路矿工人；二是有相当数量的两湖工农运动骨干（何长工等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安排到警卫团）；三是有大量党团员；四是以叶挺部队为骨干组建的，该团不仅有由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陈浩（后叛变）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新兵训导处的一个新兵营，而且包括成建制地从由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抽调的一些连队，以及一些来自原叶挺独立团的军官。
酝酿成立警卫团时，叶挺提议，并经时任第二十五师参谋处处长的张云逸（与张发奎有旧谊，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学，张发奎任第十二师师长时的参谋处处长）从中劝说，最终使张发奎同意由卢德铭为团长。卢德铭原是黄埔二期生，叶挺独立团创建之初即为该团二营四连连长，后接替在攻打武昌时牺牲的曹渊任一营营长，再后由七十三团参谋长转任警卫团团长，秋收起义爆发时任总指挥。警卫团在党的领导关系上是直属中央军委，卢德铭就职前，中央军委的聂荣臻专门交代他要掌握好队伍、扩大党团员、提高官兵的革命觉悟等任务。[32](p.203)
前文述及，毛泽东在7月下旬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他认为“以革命军一团做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4](p.456)根据潘心源当年的报告，毛泽东到湖南筹备秋收起义时，带有中央的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个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2](p.119)但因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无从联系而未果。对于警卫团7月下旬从武昌开拔赶赴南昌拟参加南昌起义的行程，毛泽东是知晓的。但是，目前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当时所拟从江西革命军中调的一个团，就是指警卫团；也没有材料可以明确，中央介绍信所说的“两团人”是否包括警卫团，或许只是泛指。但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对警卫团官兵给予充分信任并表现出极大耐心。警卫团实际成为秋收起义的“发火药”，并在后来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一同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骨干力量。罗荣桓在总结这一历史过程时指出：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必须有一部分觉悟的正规军为军事骨干，才易于形成战斗力。罗荣桓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在二者结合中的灵魂作用，即“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在战斗中势必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12](p.45)毛泽东本人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则更明确指出：“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3](p.50)对党领导下革命军队的信任和倚重，是毛泽东在攻打长沙计划落空后，仍能够继续保持秋收起义军相对稳定的重要条件。
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形式上是出自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与会），但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他本人意愿。毛泽东虽然从未领过军，缺少带兵打仗的经验，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这支由正规军、湘鄂农军和安源工人等多方面人员临时组织起来的秋收起义军，没有人比他能更全面了解，也没有人能在总体上超过他对这支队伍的影响力。因此，毛泽东是统率这支队伍的不二人选，有信心带领这支队伍去攻克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千难万险。
三、井冈山上军旗红
秋收起义军出师不利，攻打长沙的计划失败。毛泽东在主攻方向已失的情况下，却能够率领一支溃败之师另辟蹊径，在井冈山重整旗鼓，除去毛泽东和秋收起义军各组成部分，以及与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的历史渊源外，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原因。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前文已述，在酝酿发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就力主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起义过程中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子。秋收起义军不仅继承了叶挺独立团和由其扩充发展的部队，在团级设置党代表，营、连设置政治指导员，以及团里设有党的干事会（支部），营有党小组的做法，而且更进一步，在“三湾改编”时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班排设党小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具体规定：“连上支部干事会应改变称连支部委员会，扩大委员数量，使多数同志参加干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支委人数定五至七人。”[12](p.157)毛泽东认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pp.65-66)
秋收起义军抵达井冈山后，毛泽东还大力在士兵中培养发展党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与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注意到在农村环境和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p.66、77)1928年4月下旬，朱毛会师成立第四军后，军一级设军委，团设团委，营设营委，连设支部，排班设小组，军部设特支，[33](p.15)毛泽东作为军委书记兼第四军的党代表，健全了党的组织，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且针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士兵政治觉悟低下的问题，“军委师委团委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情形日益良好”。[34](p.207)红四军自在4月底建军到11月中旬半年间，连续召开六届党的代表大会，党建工作的力度和密度可窥一斑。
在部队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关系问题上，秋收起义军是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上井冈山后仍然由湖南省委领导，并由于要继续执行湘南暴动计划，一度还要接受湘南特委领导。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后，设立军委，但仍归湖南省委领导。6月4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及前委的信，仍明确指示：“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35](p.96)这封指示信辗转于11月才被送到井冈山，此时毛泽东和井冈山红军正在筹措“围魏救赵”以打破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三省“会剿”。也就是说，即使到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在组织隶属关系上受湖南省委或江西省委领导的状况，一直未能改变。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军队的领导，一方面是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给予他们政治指导和人员、物资、情报等多方面帮助，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产生了危害。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3](pp.79-80)其中特别是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派杜修经和奉命接替毛泽东新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一同上山，要求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26](p.2697)此举后来造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八月失败”。痛感于此，毛泽东后来在代表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特地指出：“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36](p.302)
与此相反，由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委是在秋收起义军抵达后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形成了部队党对各县委的领导关系。1927年12月至1928年3月，毛泽东多次以前委名义分别向湖南、江西省委及中央写报告，建议设置湘赣边界特委。4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及：“因为没有人的关系，暂时将湘赣边界特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万安、永新、宁冈、遂川等地的工作由他指挥。”[36](p.86)在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批准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后，5月20日至22日，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下辖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5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同月底，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袁文才成为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样，在井冈山根据地形成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军委书记兼边界特委书记，统一领导边界党政军工作的格局。秋收起义后，中共中央第一次获取秋收起义军情况，是收到江西省委5月19日转来的毛泽东的报告。6月4日，中共中央向毛泽东发出指示，“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定毛泽东、朱德等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指示信还特别认定“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35](pp.95-96)这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摸索出的军队党与地方党隶属关系的认可。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组织领导关系，突出了军事斗争的关键作用，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协调一致，是党的建设在农村环境中的创新发展，保证了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这是红四军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和推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二，实行军队内部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武装——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就形成了定期公开账目，官兵伙食标准一样，节余的伙食费官兵一样平分，严惩贪污和吃空饷，并利用党团组织开展政治训练和民主教育的传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曾指出：“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37](p.1038)
秋收起义军从“三湾改编”开始实行士兵委员会制度。红四军后来逐渐建立起从连到军的各级士兵委员会，与各级党委到支部、党小组的党的组织系统，与各级党代表、政治部和营、连的政治指导员的政治工作系统相配套，推广军内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官兵关系，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了全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官兵一致，从军长到伙夫每天都是5分银钱的伙食费，奠定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阶级的团结，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的雇佣军性质。毛泽东当年就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然维持不弊者，党的工作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他深有感触地强调：“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3](p.65)这一与白军区别的重要标志，对瓦解敌军，粉碎敌人的军事“会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井冈山时期，当红军内和党内还有人在疑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时候，就先后有毕占云、张威分别率一个营的国民党军投诚参加红军。毛泽东这样描述：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3](p.65)
第三，团结改造有绿林习气的农民武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注意到“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曾经结成哥老会一类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互助团体，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3](pp.8-9)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时，就特别提出“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13](p.81)在武汉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之际，3月2日，邓演达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就推举毛泽东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以解决北伐河南前线由众多失业农民组织的红枪会问题。前文述及，5月初毛泽东安排农讲所200多学员持械赴湖北麻城平定地主武装叛乱，麻城地主就是利用红枪会屠杀农运分子的。但是，临时中央当时一再强调的是“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并特别指责“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2](p.62)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同，他在八七会议发言中特地指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一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4](p.402)这是毛泽东后来能够正确处理井冈山绿林农民武装的思想认识基础。
井冈山地区存在着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武装，二人是结拜兄弟，在山上山下形成互相呼应的生死关系。他们在大革命时期都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袁文才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具有浓厚绿林习气，杀富济贫，占山自保。毛泽东在永新三湾村，就通过他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陈慕平，同宁冈县委和袁文才建立了联系。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召开秋收起义军前卫和宁冈县委等参加的联席会议，他否定那种像《水浒传》林冲火并王伦式的建议，确定了争取和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在毛泽东等耐心细致的帮助教育下，袁、王二人及其部属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部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真正的工农武装。团结改造袁、王的成功，不仅壮大了革命队伍，而且为秋收起义军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第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为革命、为理想、为人民而战，是北伐时期接受了政治工作教育的国民革命军就已经具备的觉悟。曾任铁甲车队队长和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当年就指出“保护人民”并不是不拉夫，不筹饷，不扰民，就算够的；是要将压迫人民的剥削人民的最凶的帝国主义和军阀完全打倒，使人民的利益得到确实的保障，人民的痛苦完全解除。11毛泽东特别赞许“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23](p.380)
在井冈山，毛泽东看重和发展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尤其强调“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3](p.64)毛泽东把党的领导和党代表制度视为搞好军队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关键。
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好军民关系问题。为树立秋收起义军人民军队的崭新风貌，毛泽东率队到井冈山伊始，就制定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看似是为了解决当时发生的具体问题，实际是出自人民军队本质的要求；井冈山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接受和自觉执行这些纪律规定，也“实由于兵士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饷银而当兵”“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四军在过去的经验上使每个士兵都知道对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士兵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33](p.14)
毛泽东在军民关系问题上最大创举是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罗荣桓认为，三大任务“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洁的语言固定下来”。与这三大任务相应的，就是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口号的提出。[12](p.44)这一创举改变了千百年来军队只是单一打仗的惯例，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同时，这实际上就是把军队的多重任务融入争取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日常斗争生活，由秋毫无犯约束部队纪律，升华到联合人民群众共创美好新天地，在更高层次上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水乳相融的密切关系。后来，毛泽东在转战赣南闽西途中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曾特意报告了这个问题：“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指叶挺、贺龙——引者注）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38](pp.118-119)
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红四军），每到一地，一是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为详细的调查表（毛泽东曾多次亲自设计这类的调查表），对该地的地理、交通、民俗、物产、人口、教育、宗教、宗族以及阶级状况，地主、富农、自耕农、贫农、雇农的土地占有情况等，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作为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的依据。二是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部队设置有宣传兵制度，每个部门（连、营、政治部、卫生队等）都有5个专门的宣传兵，负责挨户和沿街宣传，刷写标语，组织集会，毛泽东还曾多次亲自修改标语口号，制定宣传方案，督促检查落实。三是帮助地方培养骨干，组织农会，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和成立基层工农民主政权，以及组织农民赤卫队，进行分配土地、发展经济、移风易俗等各项工作。这样不仅极大密切了军民鱼水关系，而且有力保证和推动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红色割据斗争的全面开展。
第五，形成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实现由正规战到游击战、运动战的转变。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养成英勇顽强、一往直前、无坚不摧的战斗作风。毛泽东曾高度赞许这种战斗作风和战术，他指出：“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北伐的胜利。”[23](p.380)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和红四军，发扬光大了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同时，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登上军事舞台的毛泽东，根据时代背景、战争性质、战场环境、作战对象、敌我力量和武器装备以及后勤供给的变化，和朱德一起总结1927年秋季以来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游击战争的16字诀。毛泽东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38](p.118)游击战争16字诀，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它不仅对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得到党中央赞同和推广，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作战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八七会议以来，急于从大革命失败中重新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一个最严峻的现实问题，即如何把“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
毛泽东抓住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也就是他本人后来所概括的那样，“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37](p.1074)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毛泽东把他关于“上山”“下湖”的主张付诸实践，经过艰辛探索，逐步摸索出一条人民军队的建军之路，其要素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立足广大农村，依靠农民群众为主力军，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要任务，通过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农会、农民赤卫队和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当中一系列根本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包括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党的组织体系保障——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政治工作的深入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细化，军队内部民主主义的广泛实行——官兵一致，“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约束下的军民关系，红军三大任务对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根本性质的规范，农村环境下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
虽然本文通篇是讲毛泽东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关于上山建军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但必须首先正视的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是当时全党形成的共识，是中共中央正式确定的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人纠正大革命后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场自我革命。正如中共临时中央所指出，“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4](p.410)当时，全国有组织和自发的暴动如风起云涌。比如在广东军政当局1927年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不久，广东省多地就最早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农民暴动，持续时间也最长，从4月下旬到12月，先后出现三次高潮，农民暴动的范围遍及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以及海南；再如8月20日，湖北通城先于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举行鄂南农民暴动。可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是全党和全国工农大众人心所向。而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负责改组湖南省委领导发动秋收起义，也是出自临时中央的决定；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中共中央关于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计划的一部分，得到全党支持。大革命失败之际的历史，八七会议总方针，给毛泽东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活动舞台；成竹在胸的毛泽东接受了历史挑战，创造了新的辉煌。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是否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部署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起初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为领导核心，潮汕失败后，南昌起义军剩余力量分为两支，分别由朱德和董朗率领；广州起义发动不久，张太雷牺牲，就没有了领导核心。而秋收起义不同，在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虽然一再遭遇来自各方面挑战，甚至包括瞿秋白主持的临时中央追究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中的责任，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4](p.646)（这一决定辗转传达到井冈山时被误传为“开除党籍”12）那样严峻的挑战，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始终受到秋收起义军和井冈山军民的拥戴，直至得到中共中央1929年“九月来信”那样的充分肯定。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毛泽东准确认识了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尚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多个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领导阶级、主力军、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及革命的步骤、方法和主攻方向等，有了明确的认识和相应的理论与措施。
其次在于，毛泽东常年战斗在革命实践第一线的风口浪尖，务实深入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一方领军人物，成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杰出实干家，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佼佼者，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即使是在涉猎较少的军界，大革命的风云际会也使他结下了诸多渊源关系，在全党形成了崇高威望。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李维汉、陆沉都提议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p.405)被毛泽东婉拒；瞿秋白则认为党内能独立思考者当属泽东，邀他会后到上海参加中央的工作。[6](p.219)蔡和森曾生动记载了毛泽东当时的重要作用：“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18](p.500)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赢得了各界革命群众广泛信赖，罗荣桓回忆道：“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12](p.41)
再者在于，毛泽东特别注意倾听下层群众呼声。比如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并一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秋收起义前给中央的信中写道：“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着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2](p.50)再如，在对待是否要立即动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党内分歧上，毛泽东有过犹疑。他后来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1](pp.46-47)由此，毛泽东明确认识到必须站稳阶级立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鲜明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3](p.13)对此，毛泽东和由他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当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厉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权力，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面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的加以纠正。”[18](p.67)正是基于这段经历，毛泽东特别强调“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1](p.47)
坚持实践第一，勤于独立思考和勇于在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的毛泽东，在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披荆斩棘，成为开创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新局面的时势英雄，并完成由文人到军事统帅的重大转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地区的农民率先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壮大和发展起最具代表性的主力红军——朱毛红军，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重新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炬，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式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毛泽东当年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3](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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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308页。另外，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此事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②赵自选，湖南浏阳人，1922年在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被发展为青年团员，1924年春又由中共湖南区委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③参见《湖南组织报告（五月-八月）》（1927年9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26页。
④蔡以忱自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与毛泽东结识，以后在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任委员，又和毛泽东一同参与筹办全国农民协会，他到湖南不久就出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
⑤任弼时在《秋暴前后湖南和安源路矿工人的状况》中记载“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参加”，参见任弼时：《秋暴前后湖南和安源路矿工人的状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王耀南则回忆：“我们安源路矿的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和临时用梭标、大刀等武装起来的安源矿工共3000多人，同萍乡、安福、永新、莲花、醴陵等地农民自卫军一起合编为第二团”，参见王耀南：《安源爆破队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⑥张季任：《忆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宁乡文史资料》第1辑，宁乡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7页。
⑦毛泽东后来和斯诺提及“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7页。
⑧目前发表的《湘南运动大纲》落款时间是“1927年8月”，根据8月1日中共中央给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信，内中已经涵盖了《湘南运动大纲》的基本内容来判断，该大纲应是在8月以前已经完成。参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十卷（1927年1月-1927年5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53页。
⑨参见张启图：《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1927年12月22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也说：“改编为四个支队。”参见《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信》（1927年11月4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⑩参见《十一军第十、二十四师正副师长今日就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⑪参见周士第：《听副军长训话后的感想》，《四军周报》1927年第8期。
⑫毛泽东指出“但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参见《中共江西省委代转的毛泽东给中央等的报告》（192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