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老虎”和“纸老虎”：从两则消息说起

1960年9月29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将出版的消息。9月30日，外电纷纷作了报道。合众国际社记者克雷格莫在报道中说：毛泽东在最近出版的书中发表了1946年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创造了他最得意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当时他是在延安山洞中的一个叛乱的游击队的领袖”。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专门评论《毛选》第四卷，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这两则消息都特别在意收入《毛选》第四卷的那篇《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斯特朗问毛泽东，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或者从冰岛、日本冲绳和中国的军事基地去轰炸苏联，情况将会怎样？毛泽东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出版《毛选》第四卷前，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对他1946年的这个观点作了发挥。毛泽东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编辑《毛选》第四卷时，毛泽东又为“和斯特朗的谈话”这篇文章加写了一个题注，提出革命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具体斗争中要“重视敌人，采取慎重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

就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说，采用“适当的斗争形式”，就是在敌强我弱和具有广阔回旋空间的情况下，慎打硬碰硬的歼灭战和阵地战，要更多地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才能慢慢把“铁老虎”变成“纸老虎”。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地区性局部战争。在这些局部战争中，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抗美战争，都经历过游击战，然后由小到大最终以弱胜强。在强者们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传统的游击战还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在6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为此，经历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他把强大敌人视为“纸老虎”的观点，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大概是外电特别注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的谈话》这篇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格瓦拉：两代游击战英雄的对话

说来也巧，就在美国发表妄评《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的谈话》这篇谈话的前两天，古巴革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切 ·格瓦拉在《绿橄榄》上发表了其著名的《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毛泽东不久便读到了这个笔记的中文摘要。一个月后，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对他讲：“很赞成你的意见。你这篇文章可能在拉丁美洲发生影响。”接着，还重复了格瓦拉在文章中讲的三个原则：第一人民可以战胜反动派；第二，进行革命不必等所有的条件完全成熟；第三，拉丁美洲的革命工作主要在农村。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同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和游击战思想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

从游击战角度看，古巴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时间相差近30年。卡斯特罗和比他小两岁的格瓦拉在人们的心目中，显然是新一代的革命和游击战的象征。在古巴革命打游击战的过程中，卡斯特罗最喜欢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要求司令部把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著作印成小册子，下发到各部队，被起义军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毛泽东对古巴革命的斗争经历和斗争形式也很感兴趣，在60年代初接见亚、非、拉外宾时经常讲述。他说：古巴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卡斯特罗率领82个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只剩下12个人，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1960年5月7日）。当时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斗争，毛泽东在向其临时政府代表团介绍了古巴的游击战经历后，鼓励说：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1960年5月17日）。

阿尔及利亚的游击战也是毛泽东在60年代初极为关注的话题。他不仅同亚、非、拉来的“穷朋友”讨论，还径直和1960年5月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交换过看法。毛泽东对他说：“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90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3000名游击队员，现在已经发展到10万人的军队了。”“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部队。”这样下去，“对法国很不利”。蒙哥马利承认，戴高乐必须面对这种现实。形势的发展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1962年法国被迫撤兵，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当然，最有兴味的还是同古巴游击战英雄面对面地交流经验。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格瓦拉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一道吃了晚饭。谈话中，格瓦拉说：“我们在斗争中对毛主席一直很敬仰。”毛泽东对他则称许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们很坚决，这就有希望，帝国主义就难办。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格瓦拉说：“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食粮，看不到材料。”周恩来从旁介绍：“毛主席打游击的时候，常常派人出去找报纸。”毛泽东说：“把报纸当作情报，敌人的报纸往往透露敌人的动态。”毛泽东又问道：“你们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时间，同农民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照这样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格瓦拉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环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更困难，但有一个有利的方面。我们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马拉那样的危险，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来干涉。”吃饭的时候，勤于思考的格瓦拉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经验，他说：“有两点相似。你们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向你们进攻，说是 ‘围剿’。我们那里的反动派对我们也用这两个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相似点是，开始的时候，你们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愿意到农村。我们也是一些人在打游击，在山区，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罢工，但结果搞罢工的失败了。”格瓦拉的这个总结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格瓦拉渴望用游击战方式继续推进拉美的革命斗争。1965年，他辞去在古巴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带领17个人到玻利维亚打游击。古巴革命的胜利之路没有在玻利维亚重演，原因是缺少群众基础，仅仅从外面输入革命不大现实。此外，格瓦拉还忽视了他同毛泽东谈话时已经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即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美国和其他势力会来干预。从这点看，毛泽东在阐述他的“纸老虎”观点时，特别强调在具体斗争中要把敌人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并“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是多么必要。

1968年，格瓦拉被俘牺牲了，但他的故事在全世界传扬，成为人们心目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崇拜偶像。法国大哲学家萨特称这位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舍弃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远赴异国他乡苦心奋斗的游击战英雄，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当时中国的红卫兵和下乡知青当中，则有人带着格瓦拉写的《日记》偷渡到缅甸参加了游击队。格瓦拉精神和游击战方式对一代青年人的感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

1965年1月，就在格瓦拉重入拉美丛林前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正是斯诺，在近30年前通过《西行漫记》一书让世界知道了中国革命，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游击战。斯诺对毛泽东说：“最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觉得和你们过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看法，认为“只是两场战争的规模不一样”，随后似有意无意地说道：“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个消息此前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不过，这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曾向毛泽东提起，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基辛格也对毛泽东说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班上的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尼克松则径直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人当时如此重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的需要。越南在60年代进行的抗美战争，打的就是游击战。有趣的是，1960年9月30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访问中国时，曾担心地问毛泽东：“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毛泽东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应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60年代来访的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领导人，总不免谈起游击战这个话题。1967年4月11日，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等人谈话时，便提到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靠熬时间，打了八年（1954年至1962年——引注），打得法国的政策改变，就撤了兵”，同时又说到他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谈话的情况，再次强调，对自己的军事著作，“美国人研究，过去蒋介石也研究，日本人也研究。他们怎么不会去研究我们这一套呢？当然要研究。但是，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因为它是反人民战争，我们是人民战争。”在越南战场上，“你们那里又没有一百万美国人的居民，全体人民都是越南人民”。

正如毛泽东所言，强大的美国军队虽然前后调动了60万兵力，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仍然陷入越南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了对付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美国军队不得不像当年侵华日军搞据点炮楼那样实施“战略村计划”。这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恰恰为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提供了绝好的天地。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甚至像当年的中国敌后抗战一样，打起了地道战。于是，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叫威斯特摩兰的美国军官后来回忆说，他在越南的游击战面前实在是束手无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美国军方编印的英文小册子毛泽东的《论游击战》。

不知是受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还是出于“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派遣突击队作战的经验，1963年底，美国军队在用正规军对付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同时，开始以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越南北方的军队。这个时候，越南北方的军队却反过来派其正规军赶赴南方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无形中换了位，结果，越打越难的仍然是美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来说，恰恰体现了毛泽东说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就美国军队而言，却依然无法在实践中吃透更谈不上发挥游击战的真谛。

毛泽东在1960年代的备战思考

毛泽东及时看到了美国军队派突击队袭扰越南北方的战术变化，于是在1966年2月21至22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诱敌深入，过去灵，过去对日本灵，现在对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这个话，即是就越南战场而言，也是对当时正在备战的中国而言。

对于60年代的中国来说，战争绝非对岸燃火之事。从1964年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到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之战，都使中国领导人感觉到悬在新中国头上的战争之剑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备战由此成为热门话题。毛泽东当时考虑比较多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备战的问题。中央军委曾提出过一种准备战略，叫“北顶南放”，意即如果敌人从北边打，就要顶一下，如果敌人从南边打，就可以放进来打。毛泽东在1965年4月28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子就逼进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又讲：“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他进来，进来就好打了。”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的考虑是：“要准备打仗。不管敌人来不来，我们都要有准备”, “小打就在边境上打，大打就让出点地方放他进来，使他陷入人民包围中间”。这年9月19日晚上，在南京同许世友等人谈话时，许世友谈到曾给毛泽东写信，提议把南京军区的几个军北调保卫北京，毛泽东说：“信看了，你们准备好，现在不要动，准备从外面向内打，他（苏联）要是搞大的，部队统统集中北京附近危险，先看看他从哪里来。北京兵力已集中不少了。”“我们的意见，北京要守一个时期，守一个月两个月，如果敌人要进来，北京就让出去。我看他要用原子弹、空降，正面进。真正要进，他一边要占大同、太原、石家庄，另一边要占承德、山海关、天津，再同上海通过起来，再把北京围起来。”“你们准备兵团，同中南合作，准备在外线，不要统统在内线，圈子太小。我这个办法，只怕军队、人民不理解，要把地方让给人家。主要是开头要保持有生力量。先准备吃点亏，你晓得他怎样来？用什么武器？如果用常规武器，是不会吃亏的，如果用原子弹，可能会吃亏。要准备有很大的困难，不是小困难。”也是在1969年，毛泽东谈到北方的一些备战工事时表示，真正打起来，这些工事恐怕用不上，他从空中来打你嘛。到1970年6月1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还估计到战争的最坏后果，即“无非是黄河以北归苏联，长江以南归美国，美苏瓜分中国，这已经到头了，再升级不到哪里去了。”

罗列这些材料，是要说明，尽管战争终究没有打起来，但毛泽东依然像他说的那样，准备最坏的可能，争取最好的可能，在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的同时，又把它们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并且“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因此他总是反复考虑“时间、地点和条件”，思考敌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发动战争，甚至思考敌人的进攻战略和具体路线，慎重地选择战略战术。

游击战的真谛，从政治上讲，就是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你无法游击；失去正义的战争，则永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战争形态上讲，恰恰在于把对方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只有政治优势不行，仅从军事上着眼也不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上演的游击战大戏中，一些“铁老虎”变成“纸老虎”，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掌握这些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