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教育界提出反“白专道路”的口号。所谓“白专”指的是不关心政治，只顾学习专业。1958年，全国还刮起一阵“拔白旗”的运动。这样一来，学生不敢大胆地学习，老师也不敢大胆地教书，都怕被扣上“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帽子。很快，教学质量下降，于是，又开始纠偏，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号召学生既要政治上“红”，又要在业务上“专”。但怎样才能做到“又红又专”?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成为20世纪60年代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于1961年9月20日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给全院师生作报告，详细阐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给北外师生指明了方向，促进了外语教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认真学好外语才是政治挂帅的表现”

性格率直的陈毅，向来敢于在原则问题上明确表态，绝不含糊其辞。他说：“外语学院的学生，如果脱离外语来搞政治，就不是真正的政治，这种政治是错误的!认真学好外语，才是政治挂帅的表现。”他接着说：“外国语文是最容易联系政治的，我们可以读毛主席著作的外文译本，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外文版，这都是很好地联系政治。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既可以学习外文，也是政治学习。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也都有外国译文，都可以读。但是，不是要我们学外语的人都成为政治专家。而是要求我们的学生，在政治上能辨明大是大非，不能让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后，连个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说到这里，陈毅进一步强调：“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介绍出去，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因此，外语工作，是一项既带政治性又带理论性的工作。外语专家要懂得政治，要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

针对把用功学习的学生说成是个人主义，陈毅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支持和鼓励同学们刻苦学习，钻研业务。他说：“有一种错误说法，认为用功的学生是个人主义，这种提法要取消。我最喜欢用功的学生。国家几十年以后要靠你们负担责任，你们不学习，干什么?不搞本行，搞什么?”接着，他就“个人主义”和“个人作用”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什么是个人主义呢?个人主义是只管个人，不要集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极端个人主义会变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人，剥削人，制造战争。因此，个人主义当然是要反对的。个人作用，个人积极性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还要提倡，要保护。没有个人用功，你怎能掌握得了外语?你不苦读，不精读，不博览，大学五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马列主义不反对个人作用，任何时候都要估计个人作用。我们很感激毛主席，因为有了毛主席，我们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积极学习的人，不能认为他只为个人前途着想而批评他，只要他的个人前途不违背国家利益就应该鼓励。功课好，我们尊敬他;功课不好，就要批评。”

陈毅

由政治和专业的关系，陈毅很快把话题转到“又红又专”上来。他说：“搞专业非常重要。3个月来，我到处讲搞专业的问题。我讲专业，是又红又专。不许随便批评人家是白专道路。如果让我们5年毕业出来的大学生都搞成个中等水平，那就是个超大的失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就永远落后，就永远翻不了身。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绝大多数是优秀的，绝大多数是高材生。我们中国如果有几百万个第一流人才，中国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目前，我们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还没有过关，就是因为专家太少。外国专家只能给我们提供帮助，过关还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花这么多钱办学校干什么?就是为了过关，就是为了培养高级专家，帮助国家工农业过关。工业农业过了关，人民生活就能提高。因此，没有专业知识不行，政治挂帅，就要挂在这上面，忽视专业就等于取消了政治挂帅。”

关于外语专家的作用，陈毅发表了他独到的见解：“外语专家与工农业专家门道不同，但作用一样，同样可以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来。只有对革命、对党的事业有认识的人，才能有积极性来搞好专业。如果你对党、对革命事业很热心，但就是不好好学专业，那你的热心、你的觉悟如何表现呢?那样，只能算个空头政治家。鲁迅先生曾说过，不希望他的儿子当空头文学家，这话说的很对，要做落实的文学家，写出表现人民喜怒哀乐的文学作品。同样的道理，要做落实的政治家，没有专业的人是不能做好政治领导的。我们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也是有几门专业作基础的。他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他是伟大的诗人，他专门研究了马列主义理论，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马克思主义以《资本论》为基础，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也是有几门专业作基础的，他在俄国大学学过法律，他的法律成绩最好，以后又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证明他是专门的经济学家，他的哲学著作证明他是专门的哲学家。世界上哪有不懂任何专业的空头政治家呢?我们学外语的人，要以外语为基础，表现我们的立场，表现我们的政治，表现我们赞成哪一边、反对哪一边。专业就是政治的表现。”

陈毅在讲话中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他的核心观点是“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不要做空头政治家!”

语重心长话外语

批评了政治和专业、“红”与“专”问题上一些错误观点后，陈毅就怎样学好外语进行畅谈。陈毅曾和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同志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有学习外语的亲身体验，他说：“我年青的时候学过几年英语、法语，可惜没有过关，加之后来没有使用，全还给老师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当个外语学院的学生，把外文补习补习，但时间不允许啊!”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北外学生要珍惜大学学习机会：“五年的学习时间切不可浪费，五年过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时乎，时乎，不再来!五年之内，无论如何要使你们的专业和外语过关，过了关，就不容易忘记。我年青时外语没有过关，主要是很多时间都用去搞政治运动了，同时，当时学习条件也不好，我们穷得连词典都买不起。至于外文画报、杂志，更不敢想了。现在同学们机会很好，和我们当年求学环境截然不同了，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1956年10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从左至右)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

接着，陈毅详细阐述学外语的方法，反复强调“要学地地道道的外语”。他说：“外国人讲话有外国人的语法，学外语要强迫自己去学会外国人的语法，要暂时把中国人的语法放在一边，迁就外国人的语法，学习地地道道的外语，达到文从字顺的程度。学外语要多读、多记，光看不行。要把看、想、说三者，用一道手续完成。不要看了或者听了外文，翻译成中文后再想，想了以后再翻译成外文讲出来，这就很难学到地道的外语。学地地道道的外语是件很别扭的事，只有‘别’过来了，才能学好。要学外国人说话的那个腔调，腔调儿学好了，你就过关了。这就首先要练你的耳朵、要练嘴、练读，要养成说外语的习惯。”

陈毅还提议：“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内，是否可以只许讲外语不许讲汉语呢，请你们讨论。我认为外语学院至少在课堂上不许讲汉语，教员用外语问，学生用外语答。我看这样可以‘别’出一些外语来。学外语要有外语环境，这种外语环境我们自己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陈毅倡导的“课堂上只讲外语不讲汉语，创造学外语的语言环境”，很快得到采纳，并成为北外外语教学的传统。

针对一些反对意见，陈毅毫不客气地批评：“据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反对大家讲外语，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不让人家讲外语，我们为什么要办外语学院呢?既然你只让说汉语，那你上北大中文系去好了。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非常不健康。我建议至少在课堂上要讲外语，不讲汉语。一早起来，要拿外语材料到操场上朗读，每天早晨大声读它半个小时。彼此要用外语讲话，彼此纠正，不要怕讲错，要脸皮厚，不怕难为情。教科书要选点文学的东西，让大家精读，要读到能‘倒背如流’。要精读，然后还要有博览，要广泛阅读报纸上、杂志上的材料。”

上世纪60年代，北外学生一起进行听力学习。

陈毅倡导的“晨练”，也成为北外的传统。每天早晨，学生们手捧外语书，大声朗读，或者三三两两在一起用外语对话，成为北外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校园里有一尊引人注目的少女晨练外语的雕塑，用凝固艺术再现了这道风景线，成为“晨练”的标志物。

陈毅是学过外语、懂外语的内行人，他总结学外语的经验，概括为“闯三关”。第一关是语音关，他说：“发音这一关，首先要突破。发音不准确，人家就听不懂，结果就搞成中国人听到你讲外文，外国人听到你讲中文。发音，从一开始就要‘别’外国语的调调儿。外语发音不是容易学会的，但一定要‘别’出来，‘别’得出来就不难了。如果克服不了发音这个困难，那一辈子也就过不了关。”

第二关是语法关。

陈毅说：“要克服文法上的困难。中国人脑筋里本来有一套中国文法，不容易接受外国文的文法，但必须克服这个困难。如果不能克服它，写出来的外文尽管看得懂，但只是中国式的，犹如我们看外国人写的中文，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

第三关是成语关。

陈毅说：“成语、习惯语也很重要。它们本身是讲不出什么道理的，习惯了这样讲，就这样讲。中国成语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语文成语多，说明这个国家的语文发达、丰富多彩。中国语文就是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语文。这些东西如果不熟悉，就是外文没有过关。外语学院的学生，不只要求能讲几句外语就行，而是要成为精通外国语的专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办外语学院的。”

除了“闯三关”以外，陈毅要求北外的学生至少要记住5000个外文单词。对此，他是这样说的：“要突破生词难关，至少要记住5000个生词，当然，多多益善。生词，又叫单词，除了死记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们十几、二十岁的青年，记性好，过了三十岁，记生词就困难了。记生词就是要下苦功夫，没有什么便宜可讨的。有人问欧阳修写文章的秘诀，欧阳修回答说，只有多读、多看、多写。我看学外语也是这样。一个生词要多读它，多和它见面，还要应用它，才能记住。”

1964年，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报告。

在结束这次讲话之前，陈毅饱含深情地说：“同学们，党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很大。希望你们在5年学习期间，认真刻苦地把外语学好，政治上能够明辨大是大非，毕业后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5年时间不算很长，但对你们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5年时光一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希望你们少壮多努力，老大不伤悲。”

陈毅讲话就又红又专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和论述，解开了笼罩在师生们心头的疑团，同时，就北外的办学方针、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事后，北外立即落实陈毅讲话精神，强调以教学为主，安排有经验的教师，包括知名专家、教授，到教学第一线上课，狠抓学生基本功训练，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陈毅这篇精彩的讲话被整理成文，以《语重心长谈外语学习》为题，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1962年第一期上。197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全国外语院校产生了广泛影响。

“又红又专”续新篇

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归来，深感外语人才缺乏，难以适应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于是提议创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并亲自为“北二外”选址。是年10月24日，北二外正式宣告成立，在建校庆典前夕的10月22日，陈毅亲临这个新诞生的外语学院，并作报告。这个报告整理成文，以文件的形式发到北外。陈毅1964年在北二外的报告实际上是1961年在北外报告的续篇，主题依然是论述又红又专。印象最深的是，他用飞行员作例子来说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一个飞行员，如果飞行技术不过关，上了天，飞机往下掉，机毁人亡，给国家和个人造成多大的损失!反过来，你飞行技术很高，但上了天，把飞机开到台湾去了，那也是很大的失败!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是用黄金堆起来的，必须政治立场坚定，飞行技术高超!”他要求北二外要像培养飞行员一样来培养外语人才。

1964年，陈毅与周恩来、宋庆龄合影。

陈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用形象的比喻，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阐述得生动而贴地气，给六十年代的外语学子指点迷津。这一代外语大学生在陈毅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刻苦学习，用所学得的外语知识报效国家，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