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西南部梁山县城东南，由虎头峰、雪山峰、郝山峰、小黄山等七支山脉组成、占地面积3.5平方公里的水泊梁山，气势雄浑、风光秀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山险水恶的自然环境，自宋代后，便成为农民起义军扎营据守之地。作为《水浒传》的主要发生地，自少年起就熟读水浒故事的毛泽东，对梁山心向往之、行之所至。美国作家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所述：1919年（按照《毛泽东年谱》相关记载推断及梁山地方研究者考证，疑应为1920年4月间），毛泽东“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的英雄们聚义的地方”。
距离梁山1200多公里之外，巍巍井冈、千峰相连、翠竹参天。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逐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际斗争中总结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1938年3月，毛泽东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国民党的斗争，指出：“我们没办法，被逼上梁山，那时不是梁山是井冈山。”从梁山到井冈山，跨越时空的纵纬，毛泽东走过的是一段不平凡的思想历程。当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开国上将陈士榘曾笑谈：“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我们“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让我们不禁想去探寻水泊梁山与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之间的东鸣西应。
“《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成语对中国共产党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首要内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的思想同样在水浒中也有大量体现，并被熟稔其的毛泽东用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奠定其哲学思想的代表性成果《矛盾论》中，就举例：“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1927年9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
青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五四运动后，青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革命思想，专门将“新式标点的水浒”作为四大名著中唯一入选者，列为重要书目，在书社通告发布，可见水浒对他的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前后，他曾致信同学、友人：在谈到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总结为“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围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他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研，及研究”；“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这些论述无不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哲学思辨，与“《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一脉相承。字里行间的凌云志终于在1927年秋收时节的湘赣大地上付诸实践。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最初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起义部队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面对实际情况，毛泽东果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9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在这个“定向”的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并发展革命力量。
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书写的秋收起义宣传口号。
文家市会议中，围绕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何长工曾回忆：“毛泽东同志拿着一份从学校借来的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用生动形象的譬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合做我们的落脚点，我们要到那里去当‘山大王’。”《水浒传》中的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四面高山，三关雄伟，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秋收起义部队当“山大王”的井冈山是“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当跨越几百年的“造反者”和革命者都选择了相似的地理环境保留火种，赓续相传的正是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思想源流。其中违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战略抉择，还蕴含着独立自主的思想萌芽。多年后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水浒传》中有一位小小艄公唱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郓城小吏宋公明、江州看守李铁牛、渭州提辖鲁智深、清河莽汉武二郎等等水浒中的英雄豪杰，无一不是普通出身的小人物，却在聚义反抗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毛泽东从水浒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目光认识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1943年秋，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等根据《水浒传》中有关林冲的故事创作了京剧《逼上梁山》。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该剧后大加赞赏，连夜给两位编导写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发表在《文化日报》上的《共党主席——毛泽东》（局部）。
1932年7月15日的上海《文化日报》刊发了中国最早的毛泽东传记《共产主席——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农民王”。“农民王”毛泽东所走的群众路线，是从少年起就用实践的汗水凝聚出的思想结晶。年少时，他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对于这件事，毛泽东纳闷了两年，后来他终于认识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1910年，长沙百姓因饥荒发生抢米风潮，封建统治者逮捕暴动领袖，枭首示众。毛泽东“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毛泽东“深感不平”。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以激昂的文字指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从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用了32天的时间，行程七百公里，实地考察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最迅猛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最终撰写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污官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遇到王佐派出的侦察员，首先详细询问：井冈山有几个大村子？多少人口？农民对地主武装怎么样？行军中，他还和时任副连长的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毛泽东就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为巩固根据地建设，毛泽东领导发动土地改革，“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这让农民高呼“共产党真万岁就好”。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就通过正反对比指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等人就是怕农民起来，农民一起来，他们好像就没有办法了”，“结果怎么样呢？不但陈独秀垮台了，凡是怕土地革命的人、怕农民起来的人都垮台了”。但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创建了红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梁山泊好汉劫法场”“拼命三火烧祝家店”，水浒中一个个“造反”的故事引人入胜，也用中国的故事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炼出的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曾回忆，童年时代就读《水浒传》等“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在与封建父权的实际斗争中，他认识到“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十几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上山赏月。在谈到各人的志愿时，有的同学说要“竞选国会议员且要入阁，愿有朝一日能做中国的伊藤博文”，有的说“准备考北大，然后留学，回来做教授，以学术救国”，还有的说“应该致力于国民教育以救中国”。当大家问毛泽东将来准备做什么时，毛泽东回答：“革命！”大家问他无械无粮，如何革命？他说：“梁山泊英雄好汉，自有办法。”
水泊梁山。
当对斗争的认识从感性进一步上升到理性，青年毛泽东针对社会矛盾的普遍存在，为反抗专制社会而鼓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为反抗顽固思想而喊出：“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为反抗封建强权而鼓励：“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理解的逐渐深入，毛泽东认识到“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这让他对《水浒传》中“造反”的故事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长征途中，红军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急于要找《水浒传》，不明就里的警卫员匆忙抱来一个“水壶”。在战况攸关、生死一瞬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找书来读，一定不是为了消遣，他是要从水浒中汲取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等重要著述中以及党的七大等重大会议上，多次引用《水浒传》中的内容。在党内斗争中，让“毛铁炼成钢”，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新中国成立后，置身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浪潮，《水浒传》是毛泽东书架上的必备之书。面对人民内部矛盾，他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水浒传》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在非常关键的学生教材选用上，毛泽东要求“语文课可选水浒”的作品。
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阅读的部分书籍。
毛泽东在革命加拼命中，底色是自我革命，这其中蕴含着共产党人对价值追求、朴素底色的执着坚守。1957年初，面对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在地方视察过程中，告诫党员干部“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正如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发现有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时，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等政策。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笔下曾写到一位井冈山的女游击队长，面对新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向群众宣传：老百姓受苦遭殃，被抢、被偷、被杀、被奸污受够了。难道红军同白军一样胡作非为、一样地干坏事吗？不，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有革命纪律，我们遵守纪律。我现在做了一个共产党员了，图的什么？老百姓一无依靠，只有红军保护老百姓。
“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水浒传》中，作为梁山泊的首领，王伦对初上梁山投靠的林冲等人持排斥态度。而后来的首领晁盖、宋江则兼容并包，使梁山义军力量得以不断壮大。毛泽东就曾用水浒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教育全党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1955年10月11日，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指出：“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还曾谈道：“《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1915年9月，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到后来有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以此为发端，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等成立了新民学会。虽然在同志间“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但也并不妨碍大家在共同探索理想追求的过程中“围炉共话”“大被同眠”，团结在一起，紧张地工作和学习。据萧三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还广泛联系对封建军阀统治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人士，参加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工作，凝聚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将新民学会会员、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都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活动。
1919年11月，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第五排右五为毛泽东。
武装斗争的战火硝烟，更凸显出团结奋斗的弥足珍贵。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时，这里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也心存疑虑，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面对这种态度，有人建议解除袁文才、王佐队伍的武装。但毛泽东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通过以诚相待、赠送武器、派出党员军事干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等方式，逐步密切了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毛泽东也抓紧对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循循善诱帮助袁文才、王佐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通过在奋斗中凝聚团结、在团结中共同奋斗，来自五湖四海的队伍最终合为一体，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1945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况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做“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代表团秘密访苏。在一次欢迎宴会中，斯大林说：“中国党主要的成就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的看法，印证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张国焘的警卫员何福圣曾回忆，张国焘在一次与陈赓、李特、傅钟、黄超等人谈话时说：“在座的都是接受过正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人，你们想想，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他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他会认为我这个人不太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1943年，中央党校编演《逼上梁山》剧照。
从梁山到井冈山，毛泽东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其理论基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并非“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的所谓“梁山泊主义”。针对这类批评，贺子珍就曾反驳道：“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经常引用历史上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大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么？有什么不对呢”？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毛泽东曾告诫抗大青年，要坚持革命，“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自诩为“接受过正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张国焘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毛泽东思想则最终被历史验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召开，会场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标语分外引人注目。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自此，全党在思想上终于成熟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