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由此开启了一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

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保证党和国家能够长治久安，这是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历史背景。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后，帝国主义就采取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手段，千方百计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于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继续坚持武装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又推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即利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渗透，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地、和平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就提出通过“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主张。

明确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设想的就是，从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出发，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不同的压力，逐步将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了“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在旧金山的演说中，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到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右)和国务卿杜勒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及对斯大林的批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刚刚开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大动荡，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波兹南和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相继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与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苏共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企图把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共认为斯大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然而苏共领导人却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在两国关系上采取大国主义，极力想控制中国，而且还干涉中国内政。在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后，苏共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行动。

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前夕，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有关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赫鲁晓夫在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前后，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一方面激烈地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使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对中共党内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问题，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特意要求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同志引以为戒。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中共执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在一些党政干部中还是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行为以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感到中共党内确实存在“和平演变”的土壤。他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风潮，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间出现了严重困难。但是在调整过程中，毛泽东与中央一线的领导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发，认为中央一线领导人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64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他说：“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正在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尤其是中苏论战后一段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他把培养接班人同防止“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提出

1963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到福建调研，发现在干部队伍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地、县两级的领导干部，一是年龄较大，二是本地干部所占比重甚小。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新干部。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非常赞同这个意见，他经过再次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情况调查，向中央写了报告。

1963年9月，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显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的平均年龄是56岁，过十年、八年，岁数大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如果现在不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将来就会有脱节的危险。报告建议有计划地注意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毛泽东阅后批交中央书记处研究，中央书记处认为报告所提原则是正确的，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和意见。

1964年3月3日，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具体研究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要求和措施。安子文在会议上指出，解放初期的青年人，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时的中年人，比方说35岁到45岁的人，现在已经50岁到60岁了，算老头子了。现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核心，普遍缺乏新的血液。各级领导骨干，现在年龄都比较大。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的领导干部，多数是五十几岁，甚至六十几岁，少数是50岁以下的。省的部、厅、局，地、市委和中央各部的司局一级领导干部，一般是四十六七八岁。县委书记一般也是40多岁。

安子文

安子文还指出，从现状来看，各级领导干部经验比较丰富，正是为党工作的大好时候。但是，要培养一个比较成熟的、有全面经验的领导干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十几年，不是几年。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老的骨干总是要衰老的。如果不及早培养新的，将来就有后继无人的危险。苏联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从现在起，就应该注意培养出能够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继承下去的接班人，把党的革命事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把优秀干部及时地提拔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优秀干部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他还提出，为了顺利地进行这一工作，使新生力量逐渐成长起来担负各种领导工作，必须对年老体弱的长期患病的领导干部做好工作安排。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年轻人打败了老年人。

1964年5月，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了辽宁省一个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培养支部接班人的做法，认为这个党支部“有政治远见”，提出应重视“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接班人”。不久，在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宋任穷写的报告，很值得注意。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他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1964年7月，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中央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搞世袭，也不是靠某个领导人指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要“搞几层接班人”“准备几线”，要“三线接班人，一二三把手”。

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各级领导工作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起，各级党委大力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1964年8月，中央组织部首先从自身做起，率先提拔一批干部。在已有7位副部长的情况下，又从内部提拔两位40岁出头的副部长李力安、杨以希。李力安44岁，时任中央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处长(当时部直辖处，处长相当于局长);杨以希43岁，也是中央组织部的处长。他们俩也是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为数极少的“20后”(即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干部。同时提拔两名年轻人担任司局级干部。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一位32岁的年轻人被提拔为副主任;安子文的秘书邱建鼎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当时，胡耀邦也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1964年7月，在共青团九届一中全会上，34岁的惠庶昌提拔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35岁的李淑铮、34岁的徐惟诚、35岁的胡启立提拔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4年9月，中央组织部进一步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四项工作，即将年轻优秀的知识青年干部分批下放到基层挂职锻炼;将理论水平较低但有培养前途的干部送到各级党校学习;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领导干部搞好传、帮、带。中央组织部特别指出，要把优秀干部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挑选一批特别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锻炼。按照安子文的话就是挑选特殊的人才，进行特殊的培养，用于特殊的用途(即“三特殊”)。1964年夏，全国一共选出了60名大学生(其中一人最终没有参加，实际为59人)，由中央组织部重点培养。

1965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高等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起草的《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时指出，分配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是实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加强基层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以后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分配一批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经过两年锻炼，根据他们的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配到县以下基层单位担任党政和财贸、文教等方面的实际工作。

1965年夏，中央组织部继续选出了120名大学生重点培养。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其他领导亲自带领前后两批大学生分别到山西、河北、陕西等农村基层，进行锻炼。这179名由中央组织部重点培养的大学生，原本是作为省部级干部的候选人培养的。不过，据后来资料显示，最终只出了4名副部级以上领导。

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并作了批示。批示指出，报告中所提的坚决地、放手地、逐步地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讨论和领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大力培养、大胆提拔新生力量。反对重资格、排辈数、论级别等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要制定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具体规划，并且要一个一个落实到人。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培养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运动、同调整班子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培养好接班人，这是每一个老干部对党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中央的领导下，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65年，全国共提拔400余名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数十名中央机关正副部长、省正副书记、主席，有相当一部分是40—50岁之间的中年干部。在中央机关，1965年1月，48岁的周荣鑫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提拔为秘书长，48岁的孙大光由交通部副部长提拔为部长;3月，42岁的叶志强由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提拔为副部长;7月，43岁的黄幸白由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第一司司长提拔为副部长。在省一级，8月，42岁的纪登奎由河南省委常委提拔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1月，49岁的陈丕显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提拔为市委第一书记，36岁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长才学(藏族)提拔为副省长。1966年1月，38岁的陈俊生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破格提拔为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他也是“文革”爆发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中唯一一位不到40岁的年轻干部。

当时，中央党校也参与了对新生力量的培养。经中央同意，在高等教育部的配合下，中央党校开办了“青训班”，计划从全国各地选拔高中毕业生。因为时间紧迫，1965年的青训班只从北京市招收政治表现优异的45名高中毕业生进入了这个班，30名男生，15名女生。入校时曾计划，这批学生第一年“四清”，第二年开始去工厂和部队实践，最后一两年学习理论知识，五年后毕业挑一定的担子，逐渐培养。但这五年间，这一批学生先后经历了“四清”、下放干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等一个个运动，几乎没怎么上过理论课。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并没有受到特殊对待。

同时，各省、地、县也积极开展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参照中央组织部的做法，地方组织部门也于1964年和1965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了一批优秀者进行重点培养。各级组织部门还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规划。中共安徽省委皖发〔65〕136号文件批转《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制订一个大体规划：“就全省来说，可以考虑在两三年内，要求每个县在县委正副书记中、在正副县长中，都配备一至两名三十岁左右的干部，每个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和社长中，配备一至两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干部;在四五年内，要求每个专市在地、市委正副书记中，在正副专员、正副市长中，省直每个厅局在正副厅局长中，配备一至两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干部;在两三年内，要求在大型厂矿、高等学校的主要领导干部中，也都配备一些年轻优秀干部。”

另外，新中国培养的不少劳动模范在提拔新生力量的进程中，也快速走上提拔的快车道。如在山东，30岁的郝建秀由青岛国棉六厂工程师室技术员提拔为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在北京，31岁的张百发由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区、市构件总厂一分厂青年突击队队长提拔为市第三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31岁的李瑞环由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工人提拔为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书记。在山西，劳动模范、绛县南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山被破格提拔为绛县县委书记。

着眼于扩大新生力量，中央还开展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鉴于“大跃进”中党员数量迅速扩大、党员质量有所下降的状况，中央于1961年、1962年相继发出通知，要求慎重发展党员，控制党员数量。从1961年到1964年，全国党员人数只增加了60万人，存在青年党员过少等问题。1964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有领导有控制有重点地接收新党员的指示》，提出应该把接收新党员当作一项经常的工作去进行。1965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提交的《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要求积极地较多地接收新党员。按照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生产一线，注意吸收青年党员。经过努力，1965年全国接收新党员94.3万人，1966年全国共接收新党员319万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贯彻始终，但这项战略性任务的提出和初步实施，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因而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

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100年》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1年

2、《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历程》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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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野苹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5 年

8、《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年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1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19卷》中国党史出版社2000年

11、《铁骨英风：张启龙传奇人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

12、《肖纯回忆录》 2005年

13、《宋任穷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14、《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