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有详有略，有经有权。在他读过的书中，有的作了大量批注并推荐给别人阅读，有的在他的著述和谈话中时常引用和发挥;有的是在某个时期集中阅读，有的是从青年时代到迟暮之年多次阅读;有的对他思考和解决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明显影响，有的则需要放到他一生的经历中来品味，才能看出潜在的渊源关联。总起来说，这些大体属于他喜欢的书籍。

下面选列毛泽东早年喜欢的四本书，具体看看他在早年是怎样阅读的，着重体会他的学用之道。

一、《伦理学原理》——探索理想人格的早期轨迹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湖南第一师范老同学杨韶华托他将早年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归还毛泽东。杨还在该书扉页上写道：“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此书之“趣”还在于，毛泽东曾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的一些书籍和笔记、日记，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时期，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均烧毁了。这本写满毛泽东批语的《伦理学原理》，却因被杨韶华借去而得以幸免，成为见证毛泽东早年思想探索轨迹的珍贵读物。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是柏林大学教授，康德派哲学家。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中文本《伦理学原理》是蔡元培从日文转译，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译《伦理学原理》，除序论和导言外，共九章。

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原著泡尔生。图为毛泽东写在课本《伦理学原理》上的批注。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伦理学，以这本《伦理学原理》为教材。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不甚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毛泽东还根据书中的一些观点，写了篇《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给打了100分。在杨韶华归还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上，毛泽东逐句圈点，画了许多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全书共约10万字，毛泽东写有12100余字的批语，批注时间是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批语及原文，已经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表达他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一些观点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对原著论述的赞同语和一些章节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的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批语中还有不少是结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元、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国事和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发挥，饱含探索真理真知、塑造人心道德、改革国家社会的热情和沉思。

据周世钊(即周敦元)记述，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青年毛泽东一直主张，要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必须改变人的精神和身体，塑造新的国民。通俗地说，就是要先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认识，从思想传统看，源于湘学士风的影响，如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都持这样的主张。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也大体如此，梁启超倡导塑造新民，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代表了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既反映了这股思潮，又有充满个性的认识和发挥。

《伦理学原理》典型体现了康德学派“二元论”道德观。读此书，还使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认识：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常常要经过“二元论”的阶段，要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必须要读其对立面的书籍。1965年8月5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

二、《物种起源》和《天演论》——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自然科学依据”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全译本，由马君武于1919年译出，当年和次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以《物种原始》、《达尔文物种原始》为书名出版。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负责选进图书，《达尔文物种原始》即是其中一种。这年10月，他向股东们提交的营业报告里说该书已销售10本。11月，他又在报上刊登售书广告，把《达尔文物种原始》列为“书之重要者”。

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的进化论学说，基本观点是：栖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原始类型进化而来，在生存斗争中不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趋于灭绝，而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选择保存下来，通过一代代自然条件的选择，变异逐渐积累，形成新的物种。进化论刚刚创立的时候，受到主流学术界怀疑，被讥讽嘲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达尔文进化论辩护并有所发挥。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由严复译为《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全书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三人的理论，对原著作取舍增删和重新排列组合，近6万字，严复写的“案语”就有17000字。《天演论》事实上是严复力图运用进化论学说，来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实际问题的再创作。他在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是违背进化规律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人若以千年文明古国自诩，不改弦更张，奋发图强，难逃悲剧结局;“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可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物种起源》，马君武于1919年译出，1920年中华书局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书名出版。

恩格斯把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学说的启发。中国20世纪初为救亡图存的先进分子，大多把进化论作为最深刻、最有力的理论根据。严复译述《天演论》，把进化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是警醒国人在竞争中求生存，自立、自强、自主。这本书问世后的短短10多年中，就发行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它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这本书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塑造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实乃功莫大焉。

毛泽东1912秋冬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显然，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了解，是读《天演论》在先，读《物种起源》在后。事实上，《物种起源》是比较忠实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学著述，在非专业读者中，影响远不如《天演论》。1941年12月，毛泽东把自己保存的一批图书捐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室，这批图书后来带到北京，入中宣部图书馆保存，该馆目前盖有毛泽东藏书章的还有近三百册，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由此推断，毛泽东自1912年读到《天演论》后，在延安时曾保存此书，或继续读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提及《天演论》和《物种起源》及达尔文进化论。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列举古今中外青年创造发明的事迹，便谈到达尔文，说他是“大发明家，青年时开始信宗教，也被人轻视。他于是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只是没有到过上海，创造进化论时也是个年轻人”。1961年，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社会进化简史》、《物种起源》，并拿着一本《物种起源》对当时在中办机要室工作的一位年轻人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可以了解社会发展史。”1969年8月初，毛泽东同李德生谈话时，要他多读《天演论》。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读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后的体会，毛泽东遂让姚文元找一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给他。赫胥黎在这本书中利用当时解剖学、胚胎学新成果，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人猿之间的亲缘关系，首次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论。毛泽东由这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再次谈到《天演论》，在姚文元报告上批示：《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送给他一张有达尔文签名的照片，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交谈中，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希思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所谓“咬狗”，是指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与人激烈辩论的事情。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外宾，对方谈到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毛泽东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要自己想一想。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引了什法师的话。”这里引用的话来自《天演论·译例言》，原文是：“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到晚年，毛泽东还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印成1函7册的大字本线装书来读。

《物种原始》和《天演论》所创立和发挥的进化论学说，是揭示生物演变规律和人类起源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喜欢读这两本书，并时常谈到进化论，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赫胥黎天演论》封面及严复《天演论》的手稿。

第一，在毛泽东看来，进化论创立以来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科学发现的传播规律：新的进步的学说要让人们认知，不经过剧烈的争论，不进行有效的宣传、阐发和普及，大约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就是这个意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这个认识，并且把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联系起来：“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毛泽东服膺进化论，与他的个性及经历有关。敢于斗争，在矛盾和风浪面前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的鲜明个性。毛泽东起起伏伏的革命生涯，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和大悲大患的斗争，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几度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与严复在《天演论》中宣传的“物竞”、“天择”、“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理念之吻合，不言自明。这是否属于人们一直诟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呢?恐怕不好这样说。完全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或者把人类社会的追求和发展目标仅仅定位在进化论上面，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生物进化论作为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科学成果，不能不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也是事实。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发生那样大的影响，也说明人们把自然科学成果运用到社会发展领域，甚至被当作社会科学成果，是可能和必然的。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许多并不懂生物进化论的人，那样明显地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第三，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自然远远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终其一生，确实也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奋斗才能立足，进而由弱到强，而且始终注意和强调阶级斗争。毛泽东看重《天演论》和进化论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他多次讲，自己在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核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就很可能与此前接受的进化论思想有关。

三、《共产党宣言》——“每读一遍，我都有新的启发”

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从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既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红色航标。

当然，初读《共产党宣言》，并不一定使毛泽东科学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这本书对他，以及对当时的一批先进分子来说，主要是确立信仰的一个“入门”标志，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全面领会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要靠此后的实践。对此，毛泽东在1941年9月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过真切的回忆：“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说得很客观，也辩证。既充分评价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小册子，对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理想信念，初步掌握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表明，这些书并不一定教会他们怎样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进行革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领会、掌握和运用书本的知识，才可能巩固信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最为熟悉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延安，他对曾志说过：“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遍，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毛泽东“经常读，重点读”的经典，也是他经常向党内领导干部推荐阅读的著作。从1945年到1970年，他先后几次推荐马列经典的阅读书目，或五本，或十二本，或三十本，或九本，每次都有《共产党宣言》。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还读《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在上面留下了一些批注。晚年，又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大字本来读，还推荐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读。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已融会贯通于他的理论著述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中。他的著述和讲话，经常引用、化用和阐发《共产党宣言》一些具体观点，比较频繁的有下面这些。

毛泽东多次谈到，自从读了《共产党宣言》，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此后，他经常化用《共产党宣言》里“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这句话，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前途时，毛泽东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个提法，以说明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和方向，称这“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为提倡党内讲真话，他又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

为了说明财产、资本决定着并束缚着人们的个性人格，毛泽东喜欢引用《共产党宣言》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句话，进而发挥说：“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

为了提倡党内民主，澄清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毛泽东经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进而发挥：“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总要谈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某些论断，同1848年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实际的关系，并反复强调，对《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个观点，尤为毛泽东重视，常引用这句话来强调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甚至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为同一本书写不同的序言，事实上是用实践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阅读吸收和运用发展经典著作的理论观点。在毛泽东看来，这涉及到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自然是“很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