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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评论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毛主席的话很深刻。规律不能解释规律,现象也不能解释现象。历史才能解释规律,本质才能解释现象。本质也只能体现在历史之中。1967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来访的拉丁美洲友人说:“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2]
中国现代史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国共两党领导人都重视对明史的研究。这说明明史——其实还有宋史——对中国后来的国家安全重大的借鉴意义。
如果对手国家不能被打倒,那就是用唯心论方法使他们脑残。这种手法在葬送明朝的清朝统治者那里烂熟于心,他们为征服汉人,将那个以乞讨攒钱办学而不置枪的武训立为汉人学习的楷模——明乎此就明白以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坚持反对《武训传》。在明十三陵中,清朝帝王专捡那个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能,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祯墓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
英国也懂这个套路。英国用《双城记》(1859年)——使从法国大革命中走出来的法国人自责“太暴力””太血腥“,太“阶级斗争”,这样导致巴黎公社(1871年)因不敢使用武力而失败——从这场失败中马克思总结并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三个人本是英国和美国资本统治者由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英国让这几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斗争,但必须“和平”;可以有红色,但必须是粉红色。英国用这种方法对印度南非形成有效的殖民统治。20世纪末,英国驾轻就熟,又用同一方法击倒苏联的。1991年11月,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撒切尔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按正常方式竞争过社会主义制度,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非常规的方式“制造其内部问题”,将其击败。撒切尔接着说:
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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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注意到的而又被戈尔巴乔演绎的淋漓尽致的“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的毛病在宋明两代知识分子中也有普遍表现。黑格尔对崇祯有一段非常到位的评价,他写道:“当十七世纪中叶的革命的时候,明朝最后的那位皇帝是很温和的、很光荣的;但是因为他个性柔顺,政府的纲纪废弛了。国内的骚乱便难以遏止。叛党引了满洲人进来。那位皇帝即行自杀,以免陷入敌手,临死的时候,他还蘸血作书,在他女儿的裙边写了几行字,深恨他臣民的不义。”[4]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5]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6]问题的讲话,他将义务劳动和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3]]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425页。
[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5]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