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与李大钊齐名，却不愿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同样被国民党暗中杀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就是李汉俊。二李以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李汉俊和李大钊是公认的二大功臣。北方受李大钊影响，南方受李汉俊的影响，特别是一大代表中，十三人中就有五个湖北佬(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说明李汉俊功不可没。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字人杰，号汉俊，潜江（今园林办事处袁桥居委会）人。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是与李大钊齐名的公认的两大功臣。1922年，回武汉后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三十七岁。
　　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在潜江沱埠垸（今袁桥居委会）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金山（1844～1919），字凤亭，早年发奋苦读想走仕途，可到了三十八岁才中县里童试秀才，于是放弃了入仕之求，在县城西堤边开设一学堂，终身以教书为业。李汉俊从小聪慧过人，学习勤奋，五岁起就进入其父所办的私塾读书识字接受启蒙教育。
　　李金山虽然执教于穷乡僻壤，但他思想开阔，通达时局，时常给子弟们讲述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将相和陈胜、吴广、洪秀全、李自成等历史人物故事，这些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又培养了他们的建功报国之心，令所教子弟出了多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巨子，如傅慈祥（1872～1900，字良弼，潜江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刘静庵（1875～1911，又名敬安，潜江人，辛亥革命先驱）、李书城（李汉俊兄，另有传记）。李汉俊受其父影响，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爱国知识，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李金山思想比较解放，没有让李汉俊久读于自己的私塾，希望他到新式学校里开阔眼界，学到更多的知识。李汉俊九岁时被送进县城新式小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十二岁时又被送到武昌新式高等小学堂读书。二十世纪初，中国被世界列强大肆侵占瓜分，各地仁人志士不断举起反帝、反封建统治义旗，满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次年夏天，其兄李书城（留日期间已组织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留学日本归国，即与吴禄贞、黄兴等在两湖地区从事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李汉俊深受影响，并认识了不少革命志士和前辈。
　　吴禄贞、李书城等在策反清军的革命活动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侦得，光绪三十年（1904）春，李书城再度留学日本。十四岁的李汉俊在吴禄贞的资助之下，随其兄李书城一同留学日本。李汉俊到达日本后，先入明治大学的附设的经纬堂，主修日语。十五岁入东京天主教教会学校晓星中学，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土木工程科学习。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抱着救国、强国之梦而负笈东渡。李汉俊说；“我们求学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将来为国家和民族的扬眉吐气出力”。
　　李汉俊留日期间，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多人最初也是通过日本这座“桥”认识的。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均是从日文中知晓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李汉俊结识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和其他进步人士高津正道、宫崎滔天等，树立了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思想。他留日时学习勤奋刻苦，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并认真研读马克思原著，准备以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18年7月，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居上海其兄李书城的家。在上海他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结识了董必武、詹大悲等，向他们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的进步杂志借给他们阅读，共同探索救国新路。董阅后受益匪浅，董必武后来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建党的湖北支部”。
　　从1919年6月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李汉俊先后以“先进”“人杰”“汗俊”“潄石”“海镜”“海晶”“厂晶”“汗”等笔名在《星期评论》《建设》《新青年》《劳动界》《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共产党》等报刊上发了《怎样进化？》《劳动运动之指导理论》《改造要全部的改造》《社会主义是叫人穷么？》《浑朴的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英国大选的感想》《劳动制度研究》等九十多篇译文和文章。尤其所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在1920年9月出版发行，成为《资本论》最早译成中文的读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播种者。
　　1920年4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道同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在上海举行会谈，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5月与陈独秀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月19日加入李大钊、陈独秀发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8月与施存统等八人发起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陈独秀、李达等八人共同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起草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以“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并以“汉俊”的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什么要印这个报？》。指导湖北建立共产党组织并介绍董必武加入共产党。当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担任教育厅长后，李汉俊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书记，全面负责党的工作，并与沈雁冰、李达主编《新青年》，宣传革命思想，为共产党的诞生大造舆论。这些文章和刊物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重要传媒，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抵达上海，他们与李达、李汉俊等经过多次磋商，提出尽快召开中共“一大”建议，得到了多方热烈响应。随后他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李汉俊、李达发函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李汉俊负责落实会场等工作。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其兄李书城的“李公馆”（今兴业路七十六号，“一大”会址纪念馆）召开，毛泽东、董必武、李汉俊、李达等十三位代表参会。李汉俊在“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一是为建党大造舆论，提出召开“一大”建议；二是进行会议筹备工作，并提供会场；三是提出了一些经实践检验正确的意见（如共产党员经批准可以参加国会；共产党员经批准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党应该引导工人进行合法、公开斗争）；四是与董必武一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五是当会议进行到第7天，密探闯入会场，他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与租界当局周旋，掩护代表平安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为建党的有关问题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一是对党员是否可以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的问题，张国焘等人是反对的，李汉俊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的。后来，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在空房子做主人”，“是一大错误”。二是共产党是否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问题，会议决议“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李汉俊认为是可以合作。后来国共合作，中央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团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三是他主张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容许职业工会，而遭到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与否定”，“一大”决定只在产业工人中组织工会。加之此前他在代理上海党组织书记时，发现工会领导和青年团组织的腐败问题，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陈独秀的“公开的讥讽与反对”。
　　建党后的近半年时间内，“高傲”的李汉俊与“一大”选出的脾气暴烈的总书记陈独秀和自以为是的组织主任张国焘为党建问题的矛盾愈来愈深，加之在党内受到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据中共民党党史馆收藏的李汉俊一份“报告”称：很多事情令他“更加灰心，于是年底（1921）卸掉一切责任地位返鄂，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
　　1922年2月，李汉俊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后，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热情投入劳工运动。李汉俊从一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与中国工人运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与陈独秀创办工人自己的杂志《劳动界》，组织成立上海船务工会，在《民国日报》、《劳动界》等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我对罢工问题的感想》《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底教训》等支持鼓励工人运动的文章。为了掩护自己，李汉俊在汉口督办商场建筑事宜处挂名“总工程师”，同时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武昌文华大学（今武汉文化中学）任教，主讲《唯物史观》，并利用讲台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久，与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朝”，迫使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武汉第39中学）校长王式玉辞职。当年10月，李汉俊被选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执行主席，教育主任委员（林育南为秘书主任委员）。
　　1923年1月30日，李汉俊带领爱国学生和林育南、陈潭秋、施洋、林祥谦等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组织参加了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在汉口举行的举世闻名的“二•七”大罢工，亦称“二•七惨案”，林祥谦等三十二名工人惨遭枪杀，李汉俊也由此遭军阀通缉。随后他北上到其兄李书城处避难，在京常与李大钊及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并参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同时，他利用李书城的关系，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任职，为此，党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于是，当年5月5日，他在北京向中央递交了《退党申请书》。后来，不同的书籍中，有的说李汉俊从此时算起自动退党，有的说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没有确凿的史料证实李汉俊退党申请书或开除党籍得到了中央批准。李汉俊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候补委员，他退党或开除党籍应当是中央决定的事。没见中央决定。更有意思的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李汉俊没有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研究李汉俊多年的田子渝先生在他所著的《李汉俊》一书中还提供了一份重要而鲜为人知的史料，即“会后第五天，李大钊离开广州回北京时，一位领导人给他（指李汉俊）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托李交给李汉俊”。这位领导人（研究表明，“领导人”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信中写道：“……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我）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正因为这个理由，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你到这里来”。“关于（你）在北京接受一官职的通告，已被取消……”
　　从史料上看，1924年以后李汉俊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积极投身革命，成为国共合作政策的坚决执行者。1925年4月“五卅”运动后，他积极参与武汉地区的反帝大示威。武汉“六•一一”惨案发生后，再次遭国民党当局通缉。7月6日，被湖北工团联席会议公推为“对汉案应提出条件”的审查委员。1926年初，应陈独秀之请，赴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当年7月，经董必武、张国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便以国民党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夏天，他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的副团长，随董必武抵长沙欢迎北伐军。9月23日，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接受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11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他的要求，讨论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当时不同意，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被搁置了起来。。
　　1927年1月1日，他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2月11日担任刚开办的武昌中山大学的校务委员，同时在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任教，并积极参加毛泽东在武汉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学。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重新成立国民政府，史称“四•一二”-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成立同样的国民政府，史称“七•一五”-政变。由此北伐战争宣告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全面清理和血腥屠杀，国民党内部及各路军阀也陷入了你争我夺的混战之中。这时的李汉俊和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一道站在反蒋、反汪斗争的前哨。他根据中共董必武、李富春等人的意见，运用合法的地位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任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他和国民党元老孔庚及要员邓初民、詹大悲等人，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了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营救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后来，他又发动学生到工厂联络工人反对军阀统治，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共产党“赤色分子”罪名进行通缉。12月17日下午5时，他与詹大悲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街下段）四十二号同时被捕，当晚9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场（今单洞口内）被杀害，时年三十七岁。
　　李汉俊被捕后，董必武立即托朋友进行营救没果。其胞兄李书城惊悉，找时任西路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对卫戍司令部的电话打不通，即派秘书前住汉口济生三马路，可哨兵林立不让进，不一会即传来了李、詹二人被杀害并不准收尸的消息。次日，卫戍司令部发出布告：“照得詹大悲、李汉俊为湖北共产党首领，罪恶昭著，业经拿获执行枪决，特此布告”。
　　李汉俊牺牲后，时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兄李书城由此对国民党政权及当政者更是痛恨，同时，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为其鸣冤叫屈。1932年10月，经南京政府行政院交铨叙部议恤，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决定发给其安葬费，并拨专款在武昌卓刀泉劈墓地对李汉俊进行重新安葬，以“烈士”设奠。从毛道海先生收集到的《汉口中西报》（1932年10月23日）以《李汉俊灵榇定期安葬》得知，省政府“特定本月26日在抱冰堂下之表烈祠设奠，27日下葬”。
　　当时，前往祭奠的党政军各界人士达数百人，收到挽联近千余幅。“总司令”蒋介石赠挽联：“鄂北振弦歌，夏雨春风敷教泽；汉南安窀穸（zhūnxī，墓穴），远山近水慰归魂”。李汉俊是在蒋介石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后被桂系军阀杀害的，此时，他装着与己无关的样子送了挽联，联中只谈教育，避开政治。“监察院长”于右任赠联：“一死青光汉阳树，当年碧血卓刀泉”。李书城作挽联，上款题“亡弟汉俊览”，下款落“兄书城拈花一哭”，挽联云：“本自无生，今亦不灭，凭谁说彭殇，祝君如大梦初醒，即成正觉；冤亲平等，恩怨皆空，此日营斋奠，在我是乘机了愿，随顺世缘”。詹大悲的夫人陈希慧联：“痛朗月被翳晦光，横览神州；何从再觅革命杰；与先夫同日殉义，重过鄂渚，不堪对泣未亡人”。

                                                                                                                                                              
　　李汉俊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死得伟大，也死得很冤。共产党是否承认李汉俊为烈士呢？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1期仅只发了一篇《冤哉枉也李汉俊》，甚至没有承认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二十五年后的1952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了001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纪念证”，上面写道：“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此时才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牺牲时，其遗孀陈静珠身怀有孕，为躲避反动派的“斩草除根”，她带着李汉俊前妻陈氏（1920年病故）所生儿子李声簧、女儿李声馥东躲西藏，终身守寡，抚育其一子两女（次年，小女儿出生，取名李声）长大成人。李声簧，继承其父未竟事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战线工作；长女李声馥十六岁就当上护士，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共产党；次女李声就读于她父亲战斗、工作过的武汉大学，并在武大工作入党。其外重孙李丹阳（居英国）自懂事起就收集李汉俊当年所发表的文章等，后将其收集到的史料与张玉菡（“一大”会址馆研究员）、田子渝（湖北大学教授）合作，主编了一百多万字的《李汉俊文集》，2014年4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让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汗马功劳，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李汉俊被后人了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