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位元帅中，罗荣桓是唯一从事政治工作且军功卓著的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点，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双优的元帅。
在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中，罗荣桓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开国元帅;在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中，罗荣桓从农民子弟锻造成军事大家。在此过程中，他积淀了丰富的军事谋略思想。
一、争取民心，政胜为本
1927年9月20日，秋收起义部队撤退到湖南浏阳文家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驻进了文家市西头的里仁学校。21日清晨，全师1000余人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开会，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同志们，革命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而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要整顿纪律。对老百姓的东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根禾草也不要动。只要我们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会如鱼得水，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革命军队应该确立“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策略思想。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令罗荣桓由衷钦佩。从这时开始，罗荣桓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泽东，也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逐步树立了“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的策略思想。
根据《罗荣桓传》记载：到1930年春天，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地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显然，这是红军确立“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策略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结出的硕果。
1930年春天，罗荣桓升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并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安远、寻乌地区。由于在斗争中坚持了“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策略思想，罗荣桓领导的第二纵队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在罗荣桓领导下，第二纵队坚持上述“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队党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执行群众纪律情况，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许多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到处是“分田分地正忙”的喜人景象。
几个月的功夫，由于坚持“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策略思想，不但群众积极参加支前，第二纵队自身的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引起了红四军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1930年5月，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出席全国红军会议，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1937年9月下旬，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的指示，罗荣桓奉命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等部，奔赴河北阜平县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罗荣桓。
为打响第一一五师北上抗日的政治仗，罗荣桓坚持“争取民心，政胜为本”策略思想，一到阜平，宣传队立即奔向街头巷尾，抗日标语写满了墙，到处都在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情绪顿时稳定下来。抗日景象生龙活虎，阜平面貌焕然一新。当晋察冀临时省委成员王平请示阜平抗日工作时，罗荣桓建议：可以因势利导，以当地士绅和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为基础，成立“动委会”(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利用这一合法阵地，发动群众。“动委会”很快正式成立，王平当选为主任，罗荣桓派了10多名红军干部协助王平工作。他们分别到各个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不到一周时间，各区都成立了“动委会”，领导着全县人民的抗日运动。另外，全县还组织了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二、瓦解敌军，胜敌益强
《孙子兵法》讲过，战场上有俘获，“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就是说，应该善待俘虏并争取为我方所用，我方在胜敌之余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关于瓦解敌军，毛泽东高度重视：“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于这些观点，罗荣桓极其认同，并形成了“瓦解敌军，胜敌益强”的策略思想，其主要手段是对敌展开强有力的宣传工作。
在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期间，罗荣桓坚持“瓦解敌军，胜敌益强”策略思想，积极发挥红军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
罗荣桓曾委托罗瑞卿组织过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红一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最终，红一军团又成功实现了“瓦解敌军，胜敌益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严重空虚。为了更多地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日军转而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加紧了对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以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彻底瓦解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这种阴谋，在一份报告中适时提出“瓦解敌军，胜敌益强”策略思想：对付敌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最好办法，是贯彻党中央指出的“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术为辅”的原则。于是，面对日军的“政治进攻”，山东军民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
根据罗荣桓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敌占区的士绅、商人、伪军家属等关系，以夜间喊话、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当时，山东各地普遍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给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喊话时，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1943年起，各地还都进行了伪军家属登记，经常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开展的“唤子索夫运动”。各地还向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对象，与其交朋友乃至将其发展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组织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1943年山东共瓦解伪军7000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1000多个秘密关系，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一起
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罗荣桓根据“瓦解敌军，胜敌益强”的策略思想，指示山东我军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在山东的“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日本解放联盟”由被俘后已经教育转化的前日本军人所组成。那时，山东各区有一大批日本反战和朝鲜反日战友。他们有些人还到过延安，经过学习又回到山东工作，罗荣桓曾接见过他们中的成员。他们经常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话，有时到边沿游击区作“现身宣传”，讲八路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在反“扫荡”中，一些日本反战士兵甚至还拿起武器，与日军奋战，被称为“日本八路”。有一位叫金野博的反战义士，在一次日军的突然袭击中被捕。敌人审问时，无论怎样毒打，他都绝不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1936年12月，在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对罗荣桓等红军大学学员说过：“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所谓“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本质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策略思想。罗荣桓不但亲历了红军作战原则形成的全过程，而且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策略思想。
1939年7月下旬，罗荣桓率领第一一五师到达山东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由于《水浒传》描写过一百单八将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因此梁山也闻名华夏。比旧式梁山好汉更威武的八路军的到来，让梁山再度引起国内外人士关注，他们很快在这里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
这年8月1日早晨，罗荣桓突然接到地方情报站派人送来的情报: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县出动，带了2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迹象。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一面命令继续严密侦察，一面通知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这股敌人属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领头的是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此人官儿不算大，却是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还受过天皇的召见。名列皇亲国戚，他因此特别骄横。这次，他领受了护送一个炮兵小队连同两门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去的任务。
根据侦察，这股敌人孤军出动，没有其他敌人策应。梁山周围没有敌人的据点，稍远一点儿的东平、济宁、郓城、阳谷等地，敌人都没有增兵。我方兵力虽然只有师部4个连，但青纱帐已起，便于隐蔽活动。梁山南面杨勇的独立旅，远不过30里，随时可调来增援。而且，敌人并不知道我方虚实，八路军的攻击可以做到出其不意。只要八路军动作迅猛果敢，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于是，罗荣桓、陈光决定：利用小股游击队充当“狼诱子”，诱使敌人孤军深入，寻机后发制人，吃掉这股敌人。
8月2日中午，青纱帐里扬起一阵烟尘，敌人跟着小股游击队过来了，想顺手牵羊以邀功。日军队列整齐，步兵、骑兵、炮兵神气十足，一直闯到前集。八路军立即出击，长田敏江倒也临危不乱，挥舞指挥刀，下令整理好队伍，并朝梁山开炮。由于敌人火力强劲，加之增援部队未到，罗、陈命令部队暂停攻击。日军轰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长田敏江更坚信碰到的是游击队，遂又继续前进，到了梁山西南角。这时，他们遭到赶到梁山增援的独立旅一个营迎头痛击，日军被迫退守独山庄，终于陷入绝境。到了晚上9时，经过一番恶战，长田敏江以下300余敌人全部就歼。梁山战斗，是一次在平原地区进行的、以日军为作战对象的成功的伏击战。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处于很大优势的情况下，八路军取得了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果。梁山战斗的捷报，迅速传遍全国，中央军委也发来了贺电。
1946年5月19日夜，东北民主联军撤守吉林重镇四平，国民党军又向长春逼近。在公主屯附近的范家屯，林彪、彭真、罗荣桓等开会讨论今后的作战方针。讨论中，一种主张是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主张是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提议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策略思想，高瞻远瞩地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天，今沈阳)吉(林)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经过讨论，中共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罗荣桓和毛泽东合影
同年7月下旬，罗荣桓夫妇由作战科长尹健护送，准备远赴苏联治病。在满洲里办理出境手续期间，罗荣桓仍然牵挂着东北战局。有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事有些什么反映?尹健对他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点想不通，觉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
罗荣桓闻言莞尔，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胜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东北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当年我军北撤到松花江以北，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策略思想，是非常明智、正确的。
四、敌进我进，翻边战术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十年内战中，当国民党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对苏区实行“围剿”时，红军一般是在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之一路，以最后打破“围剿”。罗荣桓反复研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导敌后的军事斗争。
到了抗战时期，敌我斗争情况明显变了，正如罗荣桓当时分析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必须敌进我进，运用“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毛泽东为罗荣桓元帅授军衔
1941年11月初，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当时，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调动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5日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留田合围，把驻扎在这里的第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困住，最近的离留田仅仅7里。这时，包围圈里的战斗部队只有师部1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1个特务连。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罗荣桓、陈光、萧华、陈士榘等都围着地图在沉思，研究突围的方向。当时，大家提的方案有三：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日军头目畑俊六就在那里坐镇。然而，罗荣桓的主张却是：向南!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东面，沂河、沭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到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控制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手中，该军在蒋介石拉拢下同八路军的关系逐渐恶化。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夹击。西面，临(沂)蒙(阴)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罗荣桓这一意见，乍一听出人意料，细琢磨，又非常合情合理，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赞同。随着夜幕悄悄地垂下，罗荣桓利用两股敌人之间1公里半的间隙，命令部队成3路纵队快速前进，有惊无险地跳出了包围圈。
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在突围的行列中，有一个德国进步记者汉斯·希伯。度过留田突围惊险的一夜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处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说写就写，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第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作《无声的战斗》。
从1943年春天起，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1942年11月12日起，日军采用拉网战术，对根据地进行了2万多人的一次“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敌人的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我们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我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而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了修筑的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敌人的拉网合围。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对胶东的拉网合围时承认：“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