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两弹一星”战略决策

　　王纪一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20世纪辉煌的历史成就之一，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出的奇迹。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大漠深处升起的蘑菇云震撼了整个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实现了核技术的又一次飞跃。中国的核科技力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太空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至此，我国跻身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并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竖起了一道安全屏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是怎样作出研制“两弹一星”战略决策的，本文拟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和探究。

　　一、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出发，决策研制“两弹一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雅尔塔体制的影响，世界分裂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为了争夺在远东的势力范围，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大型轰炸机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刚刚研制出来的原子弹，两地上空升起的蘑菇云，久久不散，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造成了日本10万多人死亡和8万多人受伤。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打击展现了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与威慑力，也使人们对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的巨大爆炸力制造核武器有了认识。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战略上对核武器的藐视。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被问到：“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回答：“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使毛泽东对原子弹有直观了解的是1950年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原子弹的纪录片，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战略核武器不仅成为遏制对手的重要砝码，也是军事手段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表现形式。史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先后遭受4次核打击威胁：

　　第一次，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参战使美军在朝鲜战场遭到惨败，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震惊和恐慌。恼羞成怒之下，杜鲁门抛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原子弹。

　　原子弹是美国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威慑武器。早在1950年7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提出，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在朝鲜参战，美国应该使用原子弹，并认为这可以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同年11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应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问题，他们认为倘若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干预，那么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当五角大楼在秘密讨论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泄露了“天机”，他在回答问题时说：“同以往一样，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12月，一枚尚未完全装配完毕的原子弹，被悄悄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预备伺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攻击。1951年4月，志愿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美军还在几个月后举行了核战演习，并且公开予以报道。美国军方更是一直主张“给中国人颜色看看”。麦克阿瑟甚至建议，投掷20―30颗原子弹轰炸中国，在中朝之间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地带。他认为，采取这些行动，将严重削弱并大大抵消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从而确保美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时，已经作出最坏打算，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讲到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时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这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

　　第二次，越南战争第一阶段期间。1954年3月，3000法军在奠边府陷入越南人民军重围，法国将军厄雷飞赴华盛顿向美国人求援。5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如果中国军队支持越南人民军进攻河内，美国应立即用原子弹轰炸中国。

　　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1955年初，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后，美国认为解放军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和“军事上的外围阵地”，并扬言必要时将使用原子弹。

　　第四次，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为打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部署，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轰大小金门等岛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5个机场各投一枚当量为7000吨至1万吨的战术核弹，观察中国的反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但是，美国的核大棒没有吓倒毛泽东。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谈话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同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朝鲜战争中的较量，敌我武器装备的悬殊，给毛泽东“可以搞一点”原子弹的想法注入了催化剂。恶劣的外部环境，更促使毛泽东考虑加快发展原子能技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深谋远虑，从国家安全出发，既藐视原子弹是“纸老虎”，也下决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术。

　　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历史的机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制定的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建立战略同盟，争取和平空间。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革命也得到苏联的援助。“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在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方面，需要苏联的援助;对国家的管理也需要苏联的指导。选择“一边倒”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必然结果。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便踏上访苏的旅程。在毛泽东的积极努力下，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中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这明确规定了中苏两国任何一方受到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巩固了东方的和平。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的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实际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空间。事实证明，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中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由于这一条约的存在，使得美国最终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个阶段，利用外援发展核工业。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来使用”。朝鲜战争的较量，使毛泽东对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在核威胁下，只有手中握有核武器，才能最终消灭核战争，因此必须发展核武器，抢占战略制高点，以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以当时我国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要迅速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有很大的困难。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同年10月，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国庆5周年庆典时，毛泽东提出希望苏联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有答应，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资巨大的东西，但表示可以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给予援助。苏联政府于1955年1月17日声明，将帮助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原子能和平利用”，并提供用于科学研究的原子反应堆和供研究的裂变材料。同年1月20日，中苏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探工作的议定书》。此后，中国政府先后同苏联签订铀矿地质勘察、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业项目建设等协定。这些协定不但为中国核工业在初创时期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将苏联的援助范围扩大到核军事领域，从而为中国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外援方面的保证。

　　赫鲁晓夫的态度，激发了毛泽东发展核力量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决心。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科学家介绍在我国广西省发现的铀矿，地质学家李四光讲解了铀矿资源勘探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形成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会上他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现场演示给与会者看。毛泽东在听完汇报作总结性讲话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追逐“蘑菇云”的征程。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结论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苏联的帮助推动了我国的原子能研究。

　　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最近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在军事方面，先后出现了原子弹、氢弹，以原子能为动力的潜水艇等;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原子能发电站建设的成功，给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难以估量的巨大的动力资源，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在工业、农业、医药和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广泛利用，将无限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研制“两弹一星”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1957年，赫鲁晓夫为了战胜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为照顾中苏关系，公开表态支持。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中方适时地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苏方迅速作出同意答复，并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在中国建成了铀矿、核燃料棒工厂以及卫星研制基地、核实验场等。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这时，毛泽东列出了制造核武器的时间表。

　　第三个阶段，自主优先发展国防尖端技术。1959年6月，中苏出现分歧。随后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原本已经准备好两节车皮的模拟原子弹和测试控制器及原子弹支撑的铁架，不再运往中国。

　　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他们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不啻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当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并没有阻止中国追赶“蘑菇云”的脚步，反而促成了中国自主独立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性转折。1959年6月苏联拒绝提供援助后，同年7月，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研制“两弹”是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其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面对困难，有些人认为国防尖端技术研究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研制。在“上马”与“下马”的争论中，中共中央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照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成果，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由周恩来为主任。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同时明确提出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制造技术上远比原子弹更为复杂。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

　　经过两年多时间研发，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中国不但有了原子弹，而且制造出氢弹，当毛泽东的预期目标全部实现时，他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在毛泽东的幽默中，或许隐含着他既没有忘记赫鲁晓夫给中国发展核技术的压力，也没有忘记苏联科学家和人民给中国的巨大帮助。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的一声巨响，使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

　　三、“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成功，对冷战时期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

　　1970年4月11日，日本将一颗柚子大小的探测装置发射到地球轨道，宣布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卫星的国家。10多天之后的4月24日，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升空，中国成为世界航天家族一员。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了我国外交的发展。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1971年7月，美国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隔绝了22年的坚冰开始融化，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中国力量的大幅提升所带来的战略地位的改变。同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中国不但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信赖的朋友，也逐步实现了与西方许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打破了霸权主义对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垄断，保障了我国的安全，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军事实力是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决定大国国际地位和发言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只要国际形势局部动荡，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还存在，军事实力的强弱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大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正如江泽民所言：“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搞出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安全的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撑起了中国经济崛起的保护伞。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先导，而军事则是牢固的后盾和最终的保障。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发展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历史意义时深刻地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和平之可贵，在于赢得和平不易，维护和平也不易。维护和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必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思想，将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历史证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下决心搞出“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是中华民族免遭战争之苦的强大安全屏障。

　　(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编审)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2期，摘自2012年第12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