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改变了苏联——“穷病”、白求恩与共产主义

桜铃莉

最近《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非常火爆，在知乎上，大家对这部电影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讨论的也很热烈。

于是不出所料，在我开开心心摸鱼的时候，又有不识趣的人来催我了：“在吗？在吗？《我不是药神》看过了吗？感想如何？写个影评呗？别拖稿……”

不过老实讲，首先我没文化，你要我写豆瓣式的影评我也写不了；第二这部电影我没看过……也不能这么说，毕竟知乎上对于电影的讨论早就剧透我一脸了……

如果说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什么，恐怕还就是那个满脸横肉的假药贩子说出来的大实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白求恩，想到了他的那个发自肺腑，却被人有意和无意遗忘掉的论断——“穷人肺结核”。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

为什么说肺结核是“穷病”？关于白求恩的“穷人肺结核”，可以看看这一段：

【我家里是地主，所以对土地改革的问题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走共产党这条路？我在高雄中学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以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

当时我看了日本的《三代实录》，书中收录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许多政治历史事件，没有特别立场，只是报道。

书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在法庭上的陈述让我很震撼。有个日本医生加入共产党，被问到为什么？

他说，他家是大地主，她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

他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

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

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

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

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非要参加共产党呢？

医生反问，（除了共产党以外）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有意愿、有胆识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

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对土地改革不会反对，我很希望解放土地给农民。

——陈明忠，台湾共产党党员，地主家庭出身，久经考验，数次被捕，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险些牺牲。】

在上世纪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在“医生”这个群体所讨到的骂名和当今那些损害西方大企业利益，分享知识、提供服务和廉价物资，还要被爱资病跳脚骂的倒霉蛋们简直如出一辙——在那时，医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稳”的代名词；医生数量稀少（读医科学校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行医资格证也被人为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收取高额的诊疗费用，在社会体系中维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如果谁要是打破了这种默契（例如义务出诊、降低出诊费治疗疑难杂症），就要遭到行业“圈子”里无情的嘲弄和打压：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写了一部报告：《我在胸外科手术中犯过的25个错误》，这是一篇有高度价值的自我批评文章，它能够帮助年轻的外科医生在白求恩的错误和经验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代价——学习医术并且避免错误。

然而，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许多同行，在他们看来这等于是向社会“揭同行短”、“败坏医生声誉”，某种意义上还破坏了资深医生带实习医生，门徒、派系/学阀式“口口相传”的不成文规矩。最终这篇文章没能公开发布。

除了不计较个人和小利益团体的私利，以真理为标杆，全身心的投入到医疗科学事业。白求恩还义务出诊，派发药品，他深感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和恶劣的居住环境、无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匮乏的医疗卫生保健是导致各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医生同行都对穷苦人予以帮助，此外他向政府请求：应当建设各类公立医院和保健机构、承担部分诊疗费、平抑药价。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恶毒的攻讦：在政府和医疗行业，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敌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当成把柄大肆宣扬——一如当今在中国，有些网络媒体就有点得意忘形地不断重复，白求恩是一个薄情无义的花花公子、浪荡阔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病理学大会，他在苏联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广泛地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医院、疗养院和休憩地。详细的了解苏联的医疗制度和保健、劳动保护与疗养体系。

他惊叹于苏联在连年动乱战争，一片废墟还遭受西方经济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还能够普及全民医疗，着力于提升全民的身体素质，控制与消灭诸多疫病的蔓延与疫情。

白求恩确信，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医生面前再也没有穷富之分，医疗能够真正的践行其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沾满铜臭味。即使一个人得了慢性病或者传染病，他也能安心的去住院和疗养，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

在白求恩和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苏维埃制度所能够控制并消灭的不仅仅是传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穷病”的源头——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妈妈重病，两个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饿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是啊，谁不想活命？电影中的老太太，她想活命，可昂贵的药吃没了房子吃垮了家。这位年轻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须要在重病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当中二选一……都是被逼的，被这……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白求恩也和那位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一样，深感以自己一人之力行善，充其量只能让自己沉浸在“大善人”的自我感动当中；根本无法改变世界数亿贫苦者在沉默中被无声屠杀的境地。

（例如某个“念经治病”还被西方炒作起来的基督教神棍）

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愿意和致力于“让人活命”“人能做人”的问题……

要么，打倒他们。

要么，倒逼他们：这些人既不害怕年轻白求恩规规矩矩的上书请愿，“为民请命”；也不害怕一些人所吹嘘的，漂亮、无瑕、温和的“人道”、“改良”、“纯洁的革命”。

他们只害怕能够真正切实地消灭自己，并且取而代之的存在；尽管在他们的嘴里，这个心中燃烧着烈焰，头颅仰望着太阳的利维坦冷漠残暴，浑身血污，粗鄙丑陋，手中的巨斧狰狞可怕。

但他们偏偏不害怕规矩、打扮得体、还喷香水的“正人君子”，只有在“利维坦”的大棒之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搞“让利”，一如格瓦拉说的，“不是他们发善，而是我们来过。”

于是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中国人民都无比熟悉的那一段艰苦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