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左权将军墓
左权将军
左权，是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壮烈殉国于涉县与左权县（辽县）交界的十字岭上，年仅37岁。左权自1930年留学回国，整整12年，没有一日离开军队；在抗战5年中，没有一日离开前线。他在炮火与硝烟中度过了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太行山里的涉县，是左权将军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牺牲前转移突围的地方，也是八路军总部为他隆重举行公葬的地方。太行有幸埋忠骨，清漳无声悼将军。左权将军牺牲纪念日又将到来，老区人民更加怀念他。抚今追昔，不禁引发无尽的思考：“到底是什么，让左权舍得下生死、放得下亲情、受得下冤屈？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为了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所有脱险的机会他都放弃了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出动3万余人的兵力，对太行根据地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被迫由麻田向涉县偏城一带进行转移。
李达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中记述：“二十四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二十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二十五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
生死攸关面前，“在一片树丛中，彭德怀、罗瑞卿、杨立三及北方局负责人等紧急碰头。大家认为，总部机关已处在日军的合击圈内，由于山区道路少，掩护条件差，机关人员多，目标太大，集中行动很困难，必须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具体行动方案：总司令部、北方局由左权率领沿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突围转武安方向，后勤部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黄泽关、羊角方向突围。”“突围命令下达后，各路部队迅速行动。日军觉察到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便急速地收缩包围圈，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围部队轰击，数架飞机也轮番向突围队伍投弹、俯冲、扫射。”“战斗愈益激烈，局势异常危险。这时，左权首先想到彭德怀的安全，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他的安全就是总部的安全，就是八路军的荣誉。左权遂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两个参谋一起陪同彭德怀先行突围，由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一个排掩护。彭德怀则坚持要同机关一块突围，双方争执不下。左权严肃地说：‘事关重大，时间不允许争了。你是副总司令，你安全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我直接指挥机关突围就行了。’随即命令警卫人员硬把彭德怀扶上马。此时彭德怀不忍心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沉默刹那，翻身上马。”（《左权传》记述）
彭老总安全了，但左权却仍然坚守在战斗一线。收录于《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一书的《军事家左权将军传略》叙述：“25日上午，总部机关终于突出重围。左权检查队伍，发现担文件箱的人还没有上来。此时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竭力保护好党的机密，立刻命令身边的警卫员转回去找。此时警卫连长转身回来要左权赶快离开这里，但他临危不惧，认为十字岭这个时候不能没有他，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决心率领最后一批人冲出敌人包围圈。”
“一架日机突然转过头来搜索扫射。左权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树下跑，那里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直起身来，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冲出去！’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的一发炮弹在她们身旁炸开。一块弹片击中左权头部，左权血染青山，壮烈殉国。”（《彭德怀传》这样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寄养在彭德怀家里。若干年之后，彭德怀回忆起左权牺牲时悲壮的一幕，深情地对左太北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这就是惨烈的十字岭突围战。其实，左权有几次脱险的机会。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他完全可以和彭德怀、罗瑞卿、杨立三等一起先行撤离，但他却坚持留下来，主动担负起掩护总部撤退的任务。彭老总突围出去之后，作为高级指挥员，本应迅速撤离战场，但左权拒绝了警卫连长的再三劝解，仍然坚持亲自组织最后的突围。当时他已经冲上了十字岭，离山脊仅有数十步。只消几分钟，翻过山梁，就是安全地带。就这几十步，跨出去就是生，留下来就是死，左权却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他一面组织寻找机要人员，一面指挥大家躲避轰炸。当第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响后，作为黄埔一期生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左权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他只顾着指挥没有战斗经验的后勤人员隐蔽，全然把个人的安危抛在了脑后。当第二颗炮弹落下时，他伟岸的身影消失在了山垭口，硕大的身躯倒在了英雄的十字岭上。
左权的牺牲本可以避免。他不是没有撤离的机会，不是没有战斗的经验。从挺进太行开展游击战争，到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大小数不清的战役、战斗，他没有一次不是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安全脱险的。是他心里只装着总部，只装着战友，唯独没有他自己。生死存亡关头，他不可能丢下部队率先冲出包围去，不可能只顾着就地卧倒而忘了指挥。他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总部的安全，换来了战友的生还，换来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几个生命中的女人他都抛下了
左权与妻子、女儿
左权牺牲了，他是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愧恨离开的。妻子、女儿和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相信他最遗憾和愧恨的，就是对这三个他最挚爱的女人，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许多的事没有做，许多的“感情债”没有偿还。
左权夫人刘志兰和她的六个姐妹被誉为“七仙女”，和另两个女干部被誉为“延安三美”。左权和刘志兰在抗战前线八路军总部结婚时，左权34岁，刘志兰22岁。前线的婚后没有蜜月，结婚之后两人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为了集中精力于抗战事业，也为了刘志兰的前途考虑，左权让妻子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离开太行，回后方延安。由于相隔千里之遥，左权只能用书信表达内心的思念。在与妻子分开的21个月里，左权共写下了11封书信。信中反复出现得最多的名字是“志兰亲爱的”。他特别疼爱她的妻子，在第一封信中就急切地问：“带着太北小鬼长途跋涉真是辛苦你了……你在征途中及‘长征’结束后，身体怎样？”就在牺牲前三天的5月22日深夜，左权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失去丈夫的刘志兰，一度觉着自己走完了一生；丈夫的去世，也影响了她整整一生。1982年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如果不是1942年5月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团聚，以后的生活是会很美满的。他对我们俩人的照顾都是会很好的，绝不会像他抛开我们以后的那种情景。”
左太北出生太行山的北段，因此左权给女儿取名“太北”。为了筹划百团大战，左权不得不将她们母女俩送去延安，谁知这一别竟成诀别。和女儿分开时，小太北不到100天；殉国时，小太北刚满两周岁。左权还没有来得及听女儿叫一声爸爸。在太行前线奋战着的左权，时时沉浸在因女儿的成长带给他的快乐与幸福里，同时就想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可在战火纷飞中，他只能把对女儿所有的爱倾注在一封封书信中。他说：“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小东西还是很怕冷的。今冬怎样？手脚没有冻坏吧？前寄的小棉衣能穿吗？”11封信件，没有一封不提及女儿，没有一封不关心女儿的健康与成长。可是左权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小太北还不到两岁，她怎么可以理解远在太行前线的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和牵挂，对不能尽父爱而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呢？不仅如此，四十多年中，左太北压根也不知道有这样一批信件的存在。1982年，母亲把珍藏了大半生的信件寄给女儿，这时候左太北已经42岁。女儿感受到的父爱，从这一刻正式开始，可又何尝不是从遥远的抗战年代开始呢？
更让左权牵挂的还有远在湖南的老母亲。1930年，他回国到苏区工作，随即就给母亲写信：“我虽回国，但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1937年，左权叔父告知其大哥病故，家中老母亲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希望左权回来看望。左权回信：“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母亲对我的恩爱，报答兄长对我的培养。”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再一次给母亲写信：“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我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左权从16岁离家求学到牺牲，20年来从未回过家，也没有见过家里的亲人。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进入湖南的部队绕道去看望英雄的母亲，老人家才知道，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经为国捐躯7年了。她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痛，但却没有恸哭。她请人代书，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不久，老人安然辞世。
这就是铁骨柔肠的左权。透过他的一封封信件，可知他当年内心里万般的痛苦与挣扎。在他写给妻女的书信中，句句含泪，字字有愧，字里行间无不倾诉着作为丈夫和父亲那浓浓的爱意，可让人感受更多的又是他为了抗战不得不抛妻别女的那份无奈。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中，句句藏孝，字字泣血，简短的文字中饱含着对母亲的无限敬爱，可让人感受最强烈的又是左权那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
左权不是不牵挂家庭，相反，相聚加起来只有短短三个月的家，在他心里格外温馨；他不是不关心妻子和女儿，相反，他对她们娘俩儿疼爱万分，为自己的不能相守尽责而充满愧恨；他不是不孝敬母亲，相反，他对母亲敬重有加，始终怀有最深的感情。家国情怀，在左权心里同样重。只是他明白，家有大小，爱有大小，无国家哪会有小家，无大爱哪会有小爱？他抛下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牺牲了自己的小家庭，是为了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小家庭，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这个大家庭。
多少不公正的待遇他都忍受了
左权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让无数人敬仰，可谁又能想得到，他牺牲时还背负着莫大的历史冤屈，扣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死后才平反昭雪。
《左权传》记载：在苏联留学期间，“左权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共产党员，对王明等人的所做所为也非常不满。他曾多次批评过王明等人，认为不应该在党组织里面搞这种小宗派、小团体。”王明出于打击报复的目的，利用各种时机，不择手段打击左权。“令左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一次几个好友间的平常的聚餐，使其背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江浙同乡会’的‘卫士’”“1928年秋，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共同组成了联合审查委员会来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最后的审查结论认为：根本没有‘江浙同乡会’组织的存在……周恩来专程来到中山大学，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并正式宣布了审查结论。”1929，苏联开展“清党”运动，“左权则因这一事件的影响，被认为行为‘失检’……”，受到牵连。“在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再加上王明等人从中作梗，左权在‘清党’运动中因‘行为不检’被指控有‘托派嫌疑’，受到党内劝告的处分。”左权后来对此事进行说明：“国际清党委员会指出行为不检，而且给予劝告处分，我是完全接受了。”尽管左权在“清党”运动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接受了党内处分，但他与王明所结下的“仇怨”并没有到此为止。1930年左权回国后，王明仍旧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对左权进行排挤与打击。
1932年6月，因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大搞肃反扩大化，左权被诬陷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并被撤销军长兼政委职务，调到红军学校任教官。“无论是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只要是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需要，他都不推辞，不畏缩，能上能下，任劳任怨，艰苦奋斗，10余年如一日。他对党的事业忠诚，还表现在个人处在逆境时毫不动摇。当他被诬陷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处分时，襟怀坦白，顾全大局，虽曾一再向党表明，但在当时的中央不相信时，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党，也没有因此而动摇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仍然是始终如一地为党努力工作。”《军事家左权将军传略》记述。
对左权将军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品格，八路军将士钦佩有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予以肯定。《左权将军》一书中写道：“1941年11月，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告捷之后，彭德怀有感于左权的工作，于25日主动致电中共中央，为左权申诉冤情。”1942年春天，彭德怀再一次上书中央。5月27日拂晓，终于等来前方电报的毛泽东为左权的牺牲“殊深哀悼”，称左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楷模，题词“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打破中央不以领导人名字作地名的规定，亲自指示保留左权县名。后来中央军委给左权夫人刘志兰回信：“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
这就是左权的曲折人生。从1928年留学苏联期间被王明迫害，直到1942年牺牲，10多年的时间，左权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而他从没有丝毫怨言，没有对党发泄任何不满，没有叫屈，没有计较，更没有消极对待工作。正如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所说：“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低过头。我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我没有灰心与气馁……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去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来安慰自己。
历史问题，是笼罩在左权身上巨大的阴影。在左权心里，不是没有委屈，只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事业重于山。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左权忍辱负重，始终忠诚于党，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从苏区到长征，从长征到延安，从延安到太行山，左权始终革命在一线，奋战在前线，从来没离开过一天。无论党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他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格，证明了对党的无限忠诚。朱德作诗赞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不同时期的安葬他终于魂归太行
左权牺牲在华北抗战的十字岭战场，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容不得战友们停下脚步将他从容安葬。最后的突围者流着眼泪，只能将左权将军的遗体临时掩藏在横岭南坡的树丛中，悲泣着翻过山梁，掩护部队同时撤离。
突围出去的彭德怀和战士们聚集在小南山村，悲伤至极，他们无不牵挂着左权将军遗体的安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欧致富撰写的《在辽县战斗的日子里》记述：“第二天晚上，彭总命令我带领3个连返回北艾铺一带接应和收拢突围失散在山里的同志。这时，已风闻敌人开始撤退回城的消息。我临走前，彭总特别交待我：第一，尽快找到左权副参谋长的遗体，并负责掩埋好，记住地点以便日后重新安葬。第二，迅速打扫战场，把牺牲的同志集中掩埋，伤病员集中治理，收拾到的遗失物品集中管理。我带着部队以及辽县地方政府的同志和总部卫生队赶到十字岭脚下时，敌人已经完全撤退了。第一天，我们在十字岭一条沟沟里很快找到了左副参谋长的遗体，上面盖着青草，当时不知是谁匆忙给盖上的。他的警卫员也牺牲了。卫生队队长宋一珍同两名医生含泪把左副参谋长的遗体擦洗干净，换上崭新的灰布军服。然后，我们庄重地把一面红旗覆盖在遗体上，抬上岭顶掩埋好。当时来不及立石碑，只立了个木牌做记号。”
八路军总部为了隆重纪念左权将军，决定举行公葬。经过多方选择，最后确定涉县石门村莲花山下作为左权的墓地。“1942年10月10日，太行区各界公葬左权将军等在反扫荡中牺牲的诸先烈和朝鲜友人大会，在清漳河畔的涉县石门村山麓隆重举行。罗瑞卿、滕代远、刘伯承、李大章、杨秀峰等同志和朝鲜独立同盟的代表及五千名群众参加了会议。刘伯承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亲手给左权将军的墓穴掩上黄土。刘师长站在阶梯形的青石方墓前讲话。他号召大家‘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习和发扬他们勇敢、坚决、顽强的斗争精神，强化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反攻力量。’罗主任也在墓前作了讲演。他说：‘给烈士们行礼还没有完毕，今后还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刘师长、罗主任的深沉凝重的声音，和五千名群众‘复仇’的呼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清漳河畔。”（《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中如是记载）
为了更好地告慰左权将军和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的英灵，1946年3月19日，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提出在邯郸建立烈士陵园。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请示政务院后，决定左权将军灵柩移葬与邯郸陵园落成典礼同时举行。10月5日，内务部和陵园派人到涉县政府办理迁墓事宜，县政府立即组织临村群众将诸烈士的遗骨从墓中取出，换上新的棺木，10日用民工抬的办法移至涉县城内。由于连日的大雨冲毁了道路，汽车不能行走，用马车把棺木运送至磁山火车站，19日下午2时顺利抵邯。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等领导人和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等执幡前导。21日下午举行左权将军诸烈士安葬仪式，谢觉哉等领导人亲自扶柩入墓。左权将军灵柩移葬及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举行的第一个国家级葬礼。
党和政府和广大的太行人民没有忘记左权将军，更没有忘记那血雨腥风的抗战岁月，没有忘记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几次安葬左权，就是向世人表明左权不巧的革命功勋和崇高的革命风范，号召人们永远地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左权将军的生命长度虽然有限，但他的人生高度却如巍峨入云的太行山！他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纯洁的党性修养、无私的道德情操，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用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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