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北京，开始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楼里，中间在文革的探监路上，最后在机关大学的院子里，有时也在高干疗养院里，看到一些人，从孩子成为老年，有些是标准的外国面孔，有些则是中外混血，但共同点都是一口京腔，还经常讲一些中国人已很少用的革命语言。

他们是外国来华的共产主义战士、国际主义同志的孩子，有些父母一方是外国人，有些双亲都是外国人，但都入了中国籍。

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发身份证，虽然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但由于不在中国认定的56个民族之列，所以民族栏据说都写的是中华民族。

今天讲的这位老者，不久前在北京去世，享年108岁。她的名字叫饶素梅，虽然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都叫她伊莎白·柯鲁克，后面是她英国丈夫的姓，她原姓布朗，加拿大人。

她之所以叫饶素梅，是因为父亲叫饶和美，母亲叫饶珍芳，1915年在成都的教会医院生下她。父母都是加拿大来华的传教士，和孩子们长期在中国生活。

她1933年至1938年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心理学硕士后，又到伦敦政经学院读人类学博士，但没有读完。1939年回中国探亲，并进行社会调查。

这是她那时的打扮。

这是2019年70周年国庆纪念，她104岁时接受勋章和领导握手的照片，看起来更像个中国老太太。

她丈夫大卫·柯鲁克已于2000年在北京去世，90岁，也是高寿。

两人是在中国认识、相爱，1942年回到丈夫的祖国英国结婚，几年以后重回中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这是他们1947年在晋察冀根据地教英语、培养外事干部的照片，背后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时他们既是土八路:

也是老农民:

穿四个兜的衣服，能骑马，是革命干部和国际主义战士。

49年进北京后，一直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开始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三个孩子也都在北京出生。

中国革命胜利后，作为国际革命家的她丈夫，和她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英语，被称为新中国外语教育革命事业的开创者。

她是人类学家，曾和丈夫用英语出版过中国农村问题的著作，但49年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不需要什么人类学、社会学，就一门心思教英语，教支援世界革命、反修反美的革命英语。在那个很少有外教的年代，夫妻培养了大批学生和外交官，直至退休。因为是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应该是离休，待遇优厚。

当然不管是她父母来中国传教，她在中国长大、做田野调查，还是她丈夫作为职业革命家，全世界战斗，并没有想过以后有什么级别、待遇，但也在秦城监狱享受了六年待遇。

因为她丈夫的经历更为复杂。

大卫·柯鲁克是犹太人，出生于英国，祖辈为逃避沙皇俄国的迫害，从波兰移民英国。他在英国、美国受过很好的教育，1934年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到英国，加入英共。1936年作为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西班牙内战。

受伤住院期间，被发展为苏联克格勃特务，监视革命队伍的中的不坚定分子，包括一起战斗的乔治·奥威尔（《1984》的作者）、海明威等。

他后来为此道歉，但当时确实是革命理想主义者，伤愈后又重返前线。因表现积极，1938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表面上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英语，实际是苏联间谍。在此期间游历中国，遭遇了抗战时期的日军轰炸，认识了终身伴侣伊莎白。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和伊莎白回到英国，作为英共加入皇家空军，又成为英国情报人员。二战结束后，他在欧美游历，1947年和妻子再来中国，参加土改，培养外语人才。先在解放了的石家庄外语训练班，49年迁入北京后，夫妻在北外任教。

由于他的历史问题，文革作为外国特务被批斗、囚禁。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后，被来晚的周恩来总理解救，重回学校。他的回忆录里提到，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被错误关押的外国专家，代表中央道歉。

在他2000年去世后，《中国日报》采访她，她说丈夫“很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以他从不因在秦城监狱关了很长时间而责怪中国。”

妻子在那几年一边等待丈夫，一边在歧视中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局势逐渐正常后，继续在北外教书，贡献很大，晚年获得各种荣誉。

薪火相传，曾经在北外的校园能看到伊莎白带孙子的身影。

2010年，她的一个孙子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选择去成都华西医院读研，这是她父母当年传教行医和她出生成长的地方，家族故事又回到起点。

纽约时报在报道她去世时称，柯鲁克夫妇是共产主义和中共的忠实信徒，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始教员，帮助培养了几代中国外交官。

伊莎白说她一生爱中国，对中国的土地和人民非常有感情，但对社会、政治也有自己的看法。夫妻在中国经历了许多起伏，改革开放，特别是80年代末又亲身见证参与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不解，有想法和评论，在中国不好说，外媒采访时，会在境外有所表达。

他们看到中国的问题，有痛惜，也有希望，正如1990年她丈夫用英语所写的：

“这些年来我已经认识到，改造一个具有百年封建历史的亿万人口的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挫折和错误。但我有信心，到本世纪末—运气好的话，我可能会看到：

这个我和伊莎白深爱的、已经成为我们第二故乡的中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会努力奋斗，避免那些困扰这个进程的邪恶、苦难、丑陋和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