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在北京逝世。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7年8月28日陈云为纪念周恩来文集《不尽的思念》题写书名，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战友的不尽思念。

周恩来与陈云都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们走到一起。周恩来与陈云相识于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陈云多次陪同周恩来等人赴商务印书馆，召集会议，了解情况。中央特科时期，周恩来与陈云相互熟知，陈云协助周恩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特殊贡献，周恩来推荐陈云为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后又担任中央特科书记。陈云也在危难时刻，挑起重建中央特科的重任。让我们一起回顾两位伟人相识的片段，感悟他们的深厚友谊。

相识于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发动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建立党的特别委员会作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委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肖子璋组成，并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特别军委。而陈云也在这一时期，从浙江回到商务印书馆，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也正是这次武装起义，使周恩来和陈云得以相识。

由于前两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在军委会上专门作了 《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总结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在报告中，他明确指出这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即“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当时为了更好地落实各项政策，周恩来等经常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沪东工厂等党的力量较强的重点单位了解、察看起义的准备情况。他们每次来到商务印书馆，陈云与徐梅坤都会陪同察看相关情况，召集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和工会骨干开会，了解前两次起义情况，查看东方图书馆周围地形。

为了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周恩来还专门从工人中选调一些当过兵，又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担任教员开展军事训练。

为了迎接起义的到来，陈云和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其他负责人派出一批纠察队骨干前往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军事训练班轮流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同志后来分别担任了工人纠察队的大、中、小队长。

1927年3月21日中午，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开始，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由于当时北伐军白崇禧部已占领上海郊区松江，薛岳部到达龙华。陈云作为特委派出的代表，向薛岳部队说明上海工人准备起义的情况，要求他们迅速进兵，援助苦战中的起义工人。但是，白崇禧等人借口“军队初到，很疲困”，拒绝了陈云提出的派兵请求。

陈云愤然离去。这时，起义已临近尾声。陈云从龙华返回市区后，参加了最后的决战。经过2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工人纠察队在22日下午6时终于攻克了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最终胜利，上海工人已完全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

先后领导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一年以后，中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陈昌浩、张国焘从上海到苏区(豫鄂皖)。回到武汉后，顾顺章在汉口的新市场娱乐场所公开表演魔术时,被叛徒王竹焦出卖被捕，当即叛变。顾顺章被捕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于中央机关在上海领导人的住处、秘密联系方式等党的重要机密都了如指掌。顾顺章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向蒋介石请赏。顾顺章叛变后，他立即要求面见蒋介石，准备提供只有极少数党的领导人才掌握的信息，建议国民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他的叛变给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极为重视，密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的地下组织一举破获。

顾顺章被捕那天，刚巧是星期六，国民党的政要都去度周末了，武汉紧急电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顾顺章叛变的6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正好被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钱壮飞心急如焚，立即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特快列车从南京赶往上海，向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克农紧急报告。李克农一时无法找到中共中央，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刻，李克农找到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当即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由于事态紧急，周恩来把陈云调来中央特科，协助处理后续事宜。陈云临危受命，协同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陈赓、李强等，商定对策，采取应变措施：立即改变接头地点、接头暗号，销毁机要文件，中央领导人赶快转移。

鉴于党内众多同志并不认识顾顺章，为加强防范，陈云派人连夜找了一个印刷所，花了四倍的价钱，在两小时内印刷了一百多张顾顺章的照片分发到上海各级党的组织，让大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更大的损失。

接着，陈云组织人员，仅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特科工作人员也紧急转移出上海，使得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完全破产。

当特务冲进周恩来住处之时，文件燃烧的纸灰还没烧尽。用敌人的话讲：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差距，前后只有5分钟。有研究者指出：“如果中共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许多重要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身份暴露，已经建立的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在危难之际，陈云成为新的中央特科负责人，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

中央特科从1927年成立到1935年落幕，仅存8年时间。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因叛徒出卖而临危受命的陈云与周恩来患难与共，以他们超凡的智慧、机警的才干，在艰苦卓绝中领导特科战士进行绝地反击，为特科工作再添浓彩重墨。

化解“伍豪启事”

陈云对在特科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

1967年6月，周恩来致电陈云：关于1932年2月上海报纸登载伍豪先生的小广告，这件事你是否知道？陈云回答：我记得，有这两个广告。

1932年2月，上海《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先后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启事一经刊出，就引起不小的震动。

伍豪，是周恩来1919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过的别名，党内文件中也曾用过这一名字。此时的周恩来早已前往中央苏区，这明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恶意陷害。为了彻底粉碎敌人阴谋，还周恩来清白，中共临时中央立即采取多项措施，进行反击。

当时《申报》在上海的报纸中影响最大。1932年2月18日，临时中央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代写的“伍豪启事”，用来否定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广告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20日《申报》刊登了伪造启事后，临时中央当天又派人到申报馆询问：既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广告处律师回答说：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名义，于22日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否认他们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一种方法。

这份“伍豪启事”在当时并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很快被平息下去。然而，几十年后，这件事却成为江青等人恶意攻击周恩来的武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见到有人从旧报纸中翻出的“伍豪启事”，如获至宝，立即批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当即给予驳斥，指出其纯系敌人伪造。

伍豪事件又多次被人提出，陈云都仗义执言：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限于“文革”特殊的政治环境，伍豪启事终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1974年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前，周恩来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自己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76年，周恩来逝世。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代表时特别提出，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

在陈云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一文。

1983年1月23日，陈云将这篇文章及附件批转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并指示中央办公厅将这批材料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文章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内部刊物上发表。

在陈云出面过问下，“伍豪启事”至此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这盛世，如你所愿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