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之首。他参加革命70余年，历经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毛泽东更是称赞他为“人民的光荣”。朱德既是伟大的，也是普通平凡的，他在家庭、家教、家风方面的修养堪称表率，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朱德出生时，全家有11口人，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大家庭，朱德的长辈们、叔伯们都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勤劳朴实，所以虽然家境贫穷，却是一个彼此融洽、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朱德的父亲朱世林，和厚忠耿，亲孝持家，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农活。相比之下，母亲钟氏在朱德的记忆里更为深刻。钟氏出身贫苦，身材高大，体力强壮，但性情和气，从不发脾气。钟氏为朱家生了13个儿女(因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8个)，平日里，除了抚养孩子，家里大大小小的活，煮饭、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都是她来干。不仅如此，在朱德眼里，母亲钟氏还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家庭窘困，但钟氏还接济、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人，“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花子也要说几句话”。朱德从四五岁就跟在母亲身边帮忙，这些细节对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朱德回忆说：“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1960年3月10日，朱德，康克清在朱德父母故居。
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朱德始终坚守并践行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人，他也紧绷这根弦，严格要求自己，他常说：“生活条件越好，越不能忘记艰苦年代，越要想到党和人民。”1955年，国家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个是实行军衔制，一个是实行工资制。从实行军衔制起，朱德就从来没有拿过元帅工资，而且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先后三次主动提出减薪，从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的649.6元，到1957年1月的579.5元，再到1959年4月的460元，最终到1960年10月以后，一直都是404.8元。不仅如此，朱德以言传身教感染、教育着家人、子女和身边的人。
朱德、康克清和朱敏、刘铮的合影。
他经常教育子女：“工作上要向高标准要求，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1963年12月26日，朱德在给女儿朱敏题词时就写道：“……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三个勤俭”不仅是朱德一生的革命品格，更是他对子女后辈们的寄托和厚望。有一次儿媳赵力平来北京看望朱德，一进门就看到工作人员在补被子，因为赵力平针线活做得好，所以大家看到是赵力平来了，就高兴地说：“老赵快来帮个忙吧!”赵力平上前一看，才知道，“这不是爹爹盖了多年的那床被子嘛，我过去帮他补过几次，被里、被面都缝过好几次了。”大家伙接着说：“这床被子你补过好多次了，这次碰上了，还是由你来补吧!你比我们熟悉‘战况’。”赵力平顺手拿起这床被子仔细看了一番说：“被面没办法缝了，我给买套新的吧。”警卫员李庭良接过话来说：“首长不让买新的，说缝补一下还可以用。”听了这话，大家也只好照办，于是便一齐缝了起来。朱德有个侄子叫朱传书，从小就离开了家乡，一直跟随朱德长大，就读于一所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工厂当工人。朱传书遵从伯父的教诲，主动地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同工人打成一片。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农村姑娘结婚成家，这件事得到了朱德的大力支持：“这很好，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他们的婚礼也是按照朱德的要求一切从简。后来，传书的爱人身患癌症，不幸去世，留下一个三岁的孩子。传书就把孩子带到工厂住在集体宿舍，边工作边抚养孩子，生活上十分困难，但即便如此，传书也没有向组织要过一分钱的补助。每逢节日家人团聚之时，朱德总要给家人、子女们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我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们的只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在朱德逝世前的最后五天里，他仍不忘告诫晚辈：“要做无产阶级!”
二、“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出身于佃农家庭的朱德，从小就目睹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困境，早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对投机革命、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才说出立志“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人民服务”就成为朱德一生坚守的信条。靠着人民群众，朱德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1943年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朱德满怀感触地写道：“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1946年毛泽东为朱德六十大寿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肯定。当然，最值得肯定的是，朱德真正做到了与群众融为一体。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看来，虽然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尼姆·威尔斯(斯诺妻子，美国记者)也同样认为“朱德与其说是个有权威的指挥官，还不如说是个受群众爱戴的领袖”。朱德爱护部下是出了名的，在他担任全军统帅后，他的生活以及穿着跟普通士兵并无两样，时常赤脚走路，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他还喜欢到营地里面转悠，同部队弟兄们有时一起打球，有时坐到一起给他们讲故事，朱德说话非常朴实，他们基本都能听懂，因此，部下亲切地称呼他为“伙夫头”。
深知人民群众重要性的朱德，对子孙后代说的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这里的“最安全”并不是说为了个人利益而到人民中间去，朱老总是要告诫家人、子女，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人的品格品质才不会被腐蚀掉，才能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做到为人民服务。1937年朱德的儿子朱琦到达延安，但没过多久就被送到基层部队锻炼，1943年在一次战斗中右脚负伤一度残废，伤好后又被分配到抗大工作。当时的抗大条件比较艰苦，需要边学习边参加基层劳动，朱德并没有因为朱琦是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因为他受伤而有所照顾，却是教育鼓励他服从党的需要，到群众中学习锻炼。后来，朱琦被组织上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练习生干起，最后当上了火车司机。5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朱德外出坐的是朱琦开的火车，这事朱琦开始并不知情，等到站后，朱德见到了满身油渍、穿着工作服的儿子，不由得为他学会了开火车的本领而高兴。
1953年，朱德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朱德的女儿朱敏小时候就被送到苏联读书，曾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尽了苦头。1953年朱敏从苏联大学毕业回国后，朱德就鼓励她到一所大学当一名普通教师，还要求她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去住。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了，而且学校的新宿舍楼还没有建起，但朱敏还是欣然接受了，在单身宿舍住了四年时间。有一次，朱敏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就陪朱德出去走走，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庄稼地，看到地里的农作物长得十分茁壮，朱德禁不住连声称赞，“好庄稼!好庄稼!”说完他就回过头来问朱敏：“这些庄稼，你都认识吗?”朱敏试着说了几种作物，朱德又问：“你能估算这片玉米地一亩能打多少斤吗?”朱敏这时就讲不出话来了。在回去的路上，朱德对她说：“你对农业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少，应该拜农民为师。中国现在工业还不发达，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听了父亲的一番教导，朱敏当即表态今后一定争取机会，到农村去调查和锻炼，补上这一课。恰巧，1965年底，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要组织部分师生到山西农村调研，得到这一消息后，朱敏非常热情地报了名。朱德知道后，鼓励她说：“你应该去。尤其是你从小在国外学习，不懂得中国的农村，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去经受锻炼。”但当时朱敏患有高血压，组织上综合考虑后建议她不要去，而朱敏坚决表示要求下乡锻炼。为此，有关领导同志专门找到康克清征求意见，康克清了解情况后替女儿说道：“这是毛主席对下一代的要求啊!她父亲也要她去，要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对农村实际了解得太少了，请组织上把她带去吧。”就这样，组织上批准了朱敏下乡的请求。在临行前，朱德再次叮嘱道：“晋东南是个好地方，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就设在你将要去的武乡县。那里的老百姓觉悟很高，是他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八路军。你去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经过这次下乡锻炼，朱敏加强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加深了对农民群众的感情。但遗憾的是，在调研期间，朱敏的一只眼睛突然患病，因为农村医疗条件差，得不到及时治疗，最终不得不摘除。回京后，朱德强忍难过鼓励朱敏说：“你虽然丢了一只眼睛，但是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民当中去了，你了解了中国的农村，收获大于损失。”
1974年，刘建向朱德汇报体会。
朱德的外孙们从小就跟在他身边长大，深受朱德的教育影响。1969年，外孙刘建初中毕业后，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跟同学一起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临行前，有位同学好奇地问刘建：“你爷爷是三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这样的问题刘建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向朱德征求意见的场景。朱德非常支持刘建作出到农村插队的选择，并对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后来，年纪轻轻的刘建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被分配去养猪，时常因挑不动猪食而把泔水洒在身上。黑龙江的冬天很冷，但仍要每天早起给猪喂食，还要打扫猪舍。这种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一度使刘建打退堂鼓。当朱德从来信中得知刘建因条件艰苦想调回北京后，就回信鼓励他：“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朱德最小的外孙刘武选择参军后，从最普通的士兵做起，经常要深入到边境、海防、深山和哨卡，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一干就是33年，这是多么强大的意志啊!后来，刘武所在的基层部队被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刘武被授予“全国优秀基层指挥官”的光荣称号。
三、“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44年4月5日，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纵观朱德全部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以至于母亲去世前他都没有回去再见一面。朱德用自己一生的奋斗，传承着母亲教给他的革命意志，延续着大孝为国的奉献精神。正是这样，晚年朱德忍着丧子悲痛之情，仍要求子孙后辈：“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1975年，已89岁高龄的朱德仍工作在主持会议、接待外宾的第一线，3月6日，他奋笔书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1976年7月初，病情加重的朱德躺在病床上，坚持提出要看文件和报纸，嘴里断断续续地对家人以及前来看望的同志说：“革命到底。”“革命到底”，不仅是朱德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家人、子孙后辈的鞭策与教诲，更是对朱家家风的一种传承。
1961年中南海书房，左起朱和平、朱援朝、朱德。
对于家人、子女晚辈而言，每次回家看望父亲朱德，都会受到相同的“待遇”——说不了几句话就要求回去工作，“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就不要老回来看我了，要好好工作。”“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朱敏从苏联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朱敏生完第一个孩子，产假期刚过，朱德就催促她回校上班。为了能让朱敏安心工作，朱德决定把外孙留在自己身边抚养，并为此专门定了一条“硬规定”：只有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来。1970年5月，孙子朱新华从广东兴宁调到广东军区总医院工作，当时朱德在广东兴化休养，领导照顾起见，就在工作报到之前给朱新华准了几天假，让他能够回家探望自己的爷爷。一见到朱德，朱新华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朱德很是满意，随后就问起了工作和学习情况。当朱德知道自己的孙子刚刚调到广州，还没开始工作就先回家后，立刻变得严肃了起来：“你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应该遵守部队的纪律，要严格要求自己，以工作为重，我这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就这样，朱新华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单位开始了新工作。
1974年，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因病去世，组织上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子孙后辈们都在外地工作，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因此决定将在青岛海军某部当兵的小孙子调回北京工作。调回后的第一个周末，小孙子就去看望爷爷奶奶。一进家门，朱德就惊讶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小孙子知道爷爷要求严格，没敢说实话，于是就撒了谎说是临时到北京海军某部帮忙。但是，两个月后，小孙子又去看望时，朱德感觉这里面有事情，于是就盘问起小孙子：“你在海军帮忙多长时间了?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回北京了?”小孙子招架不住一连串的问题，只好说明是组织上的考虑，如实说：“我调到北京了。”朱德一听，便严肃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为此，朱德专门把海军领导请到家里说：“请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基层去锻炼吧，年轻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要留在大机关里。”海军领导非常关心地说：“您年纪大了，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朱德继续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组织上的照顾，用不着他们在我的身边。”“一个人浮在上面时间久了只会做官做老爷。……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北京，这不是在搞特殊化吗?那还有谁去保卫祖国的边疆和海防?”最终，海军领导被朱德说服了，并遵照朱德的意见去办。两天后，小孙子就被组织上调到南京海军某部基层连队去工作。
四、“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
1949年11月9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的5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从不搞特殊，时时处处以一名普通劳动者自居。朱德一以贯之的清廉自律的作风，为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的家乡就有一些亲戚朋友写信希望能够投奔于他。1937年9月27日，朱德给前妻陈玉珍写了一封信，让她代为转告：“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时军委总部有汽车，有一次，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朱琦拖着一条伤腿，因走路不方便也坐上了车。朱德看见后立刻对朱琦说：“你下来。”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朱琦，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朱德发脾气了，狠狠训了儿子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错，向父亲作了深刻检讨。经过这一次，朱琦再也没坐过父亲的车。朱琦后来从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朱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朱琦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为此，朱德给家人定下一个不成文的“三不准”家规：“不准搭乘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
1951年朱德65岁寿辰时，老乡人民出于对领导人的热爱，派了几名代表到北京看望祝寿，朱德以家宴形式接待了诸位老乡。席间，老乡们向朱德递上了一份仪陇人民的请愿书，说的是“为了感谢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我们建议把仪陇县城迁到马鞍场，……还希望把仪陇县改为朱德县。”朱德一听，急忙说道：“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无数没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在1933年川陕大巴山根据地时期，仪陇县就迁到了马鞍场，还改为朱德县，但后来又都改了回去。对于这段历史，朱德是清楚的，因此他接着说：“胜利前中央就决定，不能用个人名义改地名。特殊情况，由中央决定，可不能以个人喜恶而定。……我的意见：一不能迁县址，二不能改县名。”在朱德推心置腹地劝教下，几位老乡才欣然同意，并表示回去耐心地做乡亲们的工作。朱德还有位侄孙，几次写信想到北京来工作，朱德每次都是严辞拒绝。后来这位侄孙适龄就到了东北参军入伍。有一次借着回家探亲的机会，路过北京看望朱德。一见面，朱德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别无其他关系，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等到这位侄孙退伍复员后，首先想到的是到北京请求朱德在城市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明白侄孙的来意后，朱德坚决地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决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军队入了党，共产党员应严格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广阔天地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党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听到这话，侄孙的内心很是失落，一时想不通也不理解。见侄孙的情绪状态不好，朱德就多留他住了几天，只要一有时间就给他讲革命历史，做思想工作，对他说：“现在国家工业还不发达，全国这么多青年都涌进城市还了得，没人种地，大家都去喝西北风吗?”经过一番教导，这位侄孙提高了政治觉悟，愉快地回到家乡，在公社担任一名电影放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