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蛋糕”与“分蛋糕”能够分开说话吗?
“做蛋糕”与“分蛋糕”问题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发展生产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吃的蛋糕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会出现“拉动内需”话题。社会主义“转型”之后，这个问题才以微妙的方式出现，“先富”，“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效率优先”，尼基系数话题，等等皆是也。重庆模式从“科学发展”角度尝试探讨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广东省遂抛出“蛋糕做大论” 与之对抗的。“做大”云云，不过是早已千孔百疮的“先富”与GDP“硬道理”的新版，除了摭拾点美式余唾以吓唬人外并无些许新意。不过他们掌控着话语霸权，所以依然声势可观。
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常识，改开以来被霸权话语人为地遮蔽罢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消灭所有制。后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又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强调：“《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改开以来，“攻关改制”也好，“产权明晰”也罢，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宣告资本主义地久天长，它无比优于“平均主义铁饭碗普遍贫穷”社会主义，“人间正道私有化”——不过“只能做不能说”罢了。“蛋糕” 话题，不过是不得不“说”的曲折暧昧。
离开了所有制，离开这个生产方式孤立地谈论分配，谈论“分好”，无异于隔靴搔痒，要么是糊弄百姓。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转型之后，“主人”下岗了，“买断工龄”变成弱势群体之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希望工程”，《国际歌》的主题也就演变成了依赖“扶贫”，变成“杨白劳靠黄世仁扶贫”以及“慈善事业”、“媒体救助”等等的与时俱进喧嚣了。
1，生产分配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自觉调节。
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是公有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用人们曾经熟悉的话说，“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生产与分配的调节，比如积累与分配的问题，农轻重的比例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分配比例问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探讨的课题，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探讨的光辉记录。
转型接轨之后，过去曾经引起争论的“满足需要”云云话题，实际上已经变质：中国 “做大蛋糕”的目的，原来是为了满足中外富豪的超额利润需要，“满足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结果恰恰证明了八大以后对基本路线争论的必要性。
毛泽东高瞻远瞩察微知著，对涉及党和人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最为敏感，他从不搞无谓的争论，这是为历史证明了的，许多问题当年人们不理解，经过30余年的曲折反复，人民才慢慢理解。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政治路线的正确，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其实，“经济建设为中心”云云不过是政治路线的一种回避方式。改开以后，“平反冤假错案”与 “民主化进程”是政治且不论，从“分”“包”到“股”到“攻关改制”“快卖卖光”，刀子全都挥向生产关系，那一项不是“政治”!不过政治的内容不同罢了。近期《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向前走，需超越左右之争》社评，虽然标榜“不左不右”，但也承认“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有左右之争”，不过坚持说“但回头看，可以说中国走了一条没往左转，也没往右转的路。中国既没有陷入‘继续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路标安排改革。”秃子护头瞎子护眼，“融入世界”“现代企业制度”，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哪一点不是与资“接轨”。
“做大蛋糕”“硬道理”畅行无阻30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和苏东覆辙的无底深渊。“居安思危”，“公平与效益”问题调整下提法，如今广东抛出的 “做蛋糕”命题，从“兼顾”又倒退回去了。
2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调节，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
资本的生命即使无限的追逐利润。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眼里只有“利”而不存在“义”，不存在人道和良心——这些玩意是资本的奴才买办精英糊弄老百姓用的。
八小时工作制是西方无产阶级一两个世纪前仆后继流血奋斗的结果，美国工人阶级也为之流过鲜血，绝不是老板绅士“人道”的赏赐。直到今天，特色中国的外资、合资、“民资”企业，八小时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西方的发达，不是“普世”的结果，而是“大国崛起”对世界几个世纪掠夺的结果，是航母霸权和金融霸权对第三世界残酷掠夺结果，也是中国外向型奉献的结果。小岗模式下的中国农村，为资本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是雇佣劳动大军的庞大蓄水池。它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最残酷的血汗工厂，可以将劳动力价格压到了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之下，使农民工跳楼索薪成为中国特色。“法制”自觉保驾护航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实际地位远低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分蛋糕”的问题，“效益与公平”问题，是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背景下提出来的。
没有通钢工人阶级的拍案而起，不会有黑龙江省的“攻坚改制”的暂时缓步。如果中国有十个通钢，买办势力也不至如此猖獗。
广东对 “做蛋糕”的鼓吹，说明买办势力依然强大，这是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一次较量，这较量，是18大之前的一个政治斗争。
重庆强调“分蛋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可贵尝试，表现的是中国完成“转型”前共产党依然有着改弦更张调整路线的可能性。“做、分”云云，是既定霸权语境下的表述方式，虽非根本，却也实际，所以才会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举国右翼精英所激烈反对。
两种模式，两条道路，各自代表，阵线分明：广大群众为一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一方，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3， 广东的“蛋糕”是怎么“做大”的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他们越来越富，“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的结果是股市、房市和矿难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能“大开快流”出亿万富翁。2010年世行报告，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这可是洋人说的。
GDP“硬”了30余年，人均却不到被超过的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的蛋糕就是这样分的!
这GDP，发生在中国，但大头并不属于中国，中国以超国民待遇 “引”的是中国自己借给美国人的外汇。跨国资本控制我们的支柱产业，“拿走利润，GDP留给中国”，中国用牺牲环境资源和血汗换得的是小头，这小头再拿去换美国的白条，如此“招商引资”循环不已——中国的“蛋糕”就是这样“做大”的!
汪洋 先生“杀开一条血路”，就是要坚持这样的道路“不动摇”，不仅如此，还要通过“普世”政改，将这“蛋糕”的做法“深化”——用政改彻底转型，将其进一步恶化、永久化。
珠三角是改开搞的排头兵，中国的“第一世界”，它以“外向型”模式做大殖民经济“发达”起来。在与内地的关系上，东部与 “西部”地区恰恰换了个位置：后者的供奉成就了珠三角的“做大”，就像广东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与跨国资本的关系一样，内地为广东提供者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如果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那么，广东珠三角则是中国最大的血汗工厂。每年一次的春运，就像非洲大陆的数以百十万计的食草动物的大迁徙一样，声势浩大的农民工群可怜的短暂回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宏伟景观。农民工，这支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准无产阶级大军，30年来一直以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为珠三角的中外资本创造者超额利润。小岗模式下的中国农村，不断为这支饥肠辘辘的大军提供着产业外维持生存的营养补充，虽然这一模式在“土地流转”的喧嚣中，正面临着进一步被剥夺的危险。买办精英的土地私有化的心愿也许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但不要忘记，中国农民被彻底剥夺之日，也就是资本的掘墓阶级成长壮大和一切“先富”“做大”骗局彻底破产之时。
此外，中央多年的税收优惠，正像“出口退税”一样，那时从全国人民口袋掏出的倒累进税，为广东的发达提供着呵护和补贴。
仇和等改开政治明星发明的“招商引资”模式，一个市县设十几甚至几十个招商局，不过是广东模式“做大蛋糕”的普世形式，这种模式的理论价值，除了傻瓜和三岁孩子，都不难看出来。可在时下中国，依然是行政的根本，招商引资和增持美元的二重奏依然是响彻云霄，在广东和云南，执政党变成了“招商引资党”和“保驾护航党”。这些地方的“小政府”，却最大化地“突出政治”，为中外资本的掠夺揠苗助长和保驾护航!
“做大蛋糕”云云不过是个骗局。
不能离开所有制谈论“做蛋糕”与“分蛋糕”。
二，决定社会的“型”和“特色”的是经济基础
不能离开所有制谈论做分蛋糕，不能撇开“姓社姓资”谈论分配。
真的像“不左不右”论说的 “中国既没有陷入“继续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路标安排改革”么?
未免太自欺欺人。
1，乞求美国承认的“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了乞求美国承认这个“市场经济”， 我们不知付出多少代价，至今依然坚持不动摇。
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能从理论上考量考量吗?
流行的与“计划经济”对立的“市场经济”说法，是个伪命题。
毛泽东主席在文革期间讲过“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甚至说“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实行商品制度”就要有市场交换与价值规律，不是“市场经济”是什么?这一点，斯大林就明确肯定了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党上下头脑发热，大刮“一平二调”之风，后来鼓吹“市场经济”的人，当年热衷废除商品制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主席建议大家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批注。
毛泽东反对“平调”，十分肯定价值法则的作用，称“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时代并不排除“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也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既然“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说起来不该有“争论”。如果是就“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主次关系之类说事，那就不该用“市场经济”否定取代过去的“计划经济”，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现实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根本 “转型”。
左翼的经济学家谈论这一话题的文章，驳斥右翼主流，囿于“体制”说话，就像带着镣铐跳舞，施展不开拳脚，非平煤的文章，把话说透才能一针见血。比如，右派讲的“市场经济增长一分，国有经济就萎缩一分;市场经济建成之日，就是国有经济消亡之时”，其实倒是大实话。“究竟哪种所有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不争论”的“做”中，谁也不曾怀疑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先进生产力”?不然何来“接轨转型”“攻关改制”!
记得“不问姓社姓资”刚出现时，连《中流》都刊文论辩这句经典的原意如何如何。其实这在右翼看来很好笑——转型年代的话语特色，右派自己心知肚明，绝无左翼的书呆子气。
改开问题，许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市场经济”，“做”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也。
“不争论”“大胆的干”时，令旗上大书“市场经济”;需要应对“争论”时，就加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论证过程“不能说”：
它有一个“原道”式的预设前提：“计划经济”是“贫穷社会主义”，因此，“市场经济”自然是先进生产力。
接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并加否定，继而将“市场经济”事实上变成“资本主义”。
至少有三个漏洞：
1，预设的霸道前提不是通过逻辑论证，而是通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霸权舆论完成的。
2，以偏概全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偷换概念。
社会主义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 计划经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 +以消灭剥削为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 = 社会主义经济
3，偷天换日。“市场经济”一会“姓社”一会“姓资”：“争论”时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大胆的“做”时，百分之百地变成“资本主义”。
看看“做”，就一目了然了： “市场经济” 一旦写上旗子，“转型接轨”、“全球化”、“融入世界”、“为洋人打工”、“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公关改制”、“快卖卖光”、MBO、“管理层收购”等等，就霞光万丈纷至沓来，“资本主义”就披着“市场经济”的轻纱与“特色”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堂而皇之地变成“先进生产力”了。
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区别，毛泽东讲得十分清楚：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
抹杀了这一前提的“市场经济”，还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邓小平同志也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主席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单看这话，十分相似。但如果一看要害，二者的天差地别就出来了。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方面对斯大林反对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不以为然，同时又批评他的只见物不见人：
“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 ，“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
因此才有后来的著名论断：“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商品生产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重要经济基础，老人家一直探索如何“限制”，包括发动文革，不幸的是人亡政息—— “市场经济”就是颠覆“限制”的必然产物。
所以毛泽东一直强调，市场经济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对那些反共反社的人，邓小平同志也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谈论“做蛋糕分蛋糕”问题，不能离开“姓社姓资”的根本。
2，中国“走资”必然“走殖”， “再为再为洋人打工20年”，成为跨国资本的附庸
毛泽东60年代重上井冈山收的一段话50年后读之依然振聋发聩：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决策者与其花力气争论“做蛋糕分蛋糕”，不如把这段话能够认真读一读——如果能认真反思一下，则中国之大幸焉。
中国眼前的危险，已经不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时下的最大危险已经是“不问姓中姓外”的问题了。买办汉奸把持着许多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要害部门，中国被美国绑架着迅速地在殖民化的道路上下滑，广东是买办势力的桥头堡，他们每一举措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做蛋糕”云云即为其一。
先不说 “分”，经济日益殖民化的中国，“蛋糕”能够做大吗?
3，国企在时下的地位与作用
转型的国企，国企在转型中。
恶性的市场化，连教育都产业化了，不问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掠夺和利润就是一切。整个中国被投进了资本的熔金炉，成为中外资本狂欢掠夺对象。千万个马明哲刘志军掌控下的国企，早已“转型”成官僚资本或官僚买办资本。不要说下岗，在岗的工人与老总，地位天差地别，比毛主席当年说的“比资本家厉害”要厉害一万倍!WBO、“管理层收购”不过是在法律上“明晰产权”而已。这不是“个别”，而是“一般”，真正的“普世”。国企的利润不过是推行“攻关改制”和“保驾护航”以及“救美国”的物质基础。比如，个别资本的疯狂制造层出不穷的矿难，“维稳”总是由国家来埋单。
但是，中国毕竟还处于“转型”中，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还未尘埃落定。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较量，还不知鹿死谁手。就是说，国企一天不彻底“改制”，它依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回归的物质基础。也因此，整个右翼都把国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铁路“市场化改革”所造成震惊世界的高铁事故，国人都在反思，而右翼媒体却倒打一耙，以之作为鼓吹私有化的借口。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说“最坏的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也，恶性的市场化也，疯狂掠夺，自我殖民化也。
捍卫国企是时下经济方面左右两翼斗争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