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失业和危机

马也

关于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已经探底，甚或已经复苏和走上增长之路，世界主流舆论差不多是一个调子。欧洲一些国家，自己当局说好话多，传播开来的坏消息——特别是与债务危机有关的消息——也多。至于美国，自己当局好话连篇也就罢了，其他地方跟着文过饰非，调门还要更高些——主旋律是美国金融危机过去了。

危机袭来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动用国内生产总值的1/4救助银行。现在，白宫预测，救助大银行的资金，从曾经设想的7500亿美元中减少了2000亿，而且美国金融机构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赢利。这成为关于危机过去了的宣传的主要根据。

宣传家齐步走一样，回避另一个根据：不管危机到怎样的程度，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比2008年实际增长5.9%，达到1.5亿美元的新水平。其中美国实际增长7.7%，创造66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占全球新增军费的一半，6倍于中国。墨西哥一篇文章写道，全球金融危机没有阻止军火商销售5年内增长22%，没有阻止“欧美军事企业利润以几何级数增长”。[1]

总之，在国际垄断资本的俱乐部里，一个银行家，一个军事工业和军火商，钱包鼓起来了；这成为世界主流判断经济形势的风向标，而且是唯一的风向标。

这一套在主流媒体不胫而走，自己把自己树为权威。但是主张和信服这个风向标的人，在全球人口中占一个怎样的比例呢？终归不是多数。

美国彭博新闻社6月11日报道，波士顿咨询集团前一天发布的报告说，全球百万富翁家庭2008年减少14%，降至980万个，控制全球财富的36%；2009年增加大约14%，达到1120万，控制全球财富的38%。所谓百万富翁家庭，指除房产和艺术品等财产外，可供投资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它们占全球家庭的比例不足1%。

对于这个不足1%，宣传危机过去了，经济复苏和增长了，应该是欣然接受。正如他们操纵着世界的权力和财富，他们也操纵着世界的绝大部分媒体，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就被传扬开来，被认为是全球的声音。

倒是奥巴马，在论及他的医疗改革的必要性的时候，面对来自富裕白人人群的沸沸扬扬的抗议，也没有忘记，仅仅在美国国内，还有一个“每天在医疗体系下默默挣扎的数千万”[2]。

在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默默挣扎，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力和机会，只有在哭泣、呻吟、穷困、疾病、流离和战乱中等待死亡的人们，何止数千万。全球百万美元家庭增加到1120万个，它们控制的全球财富增加到38%的同年，全球饥饿人口首次超过10亿，绝对贫困人口新增2亿，就业者中的45%即14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3]

失业梦魇一样纠缠着世界。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1月发表的就业趋势年报称，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2.12亿，2010年仍将维持高位，“不稳定就业人口在全球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已经接近一半，高达15亿人。”[4]英国《经济学家》估计，2010年将会再增加6000万失业者。[5]

美国官方承认，失业率2009年10月达到10.2%，创27年来最高，2010年1月为10%，3月以来高唱复苏之歌，仍然高居9.7%。

6月13日，奥巴马给美国国会领导人写信，呼吁国会“迅速批准”向各州及地方政府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防止教师、警察和消防队员大量失业”。事实导致的困境，使他无法回避坦率：“失业和丧失房屋赎回权，已经造成各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收入锐减。这反过来可能造成各地教师、警察和消防队员大量失业，并导致各地方政府采取破坏性的预算削减措施”，他担心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长期经济破坏，“已造成各州及地方出现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

欧洲失业率一直在10%左右。在失业大军中，到处是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全球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几乎所有地区和群体都不例外。但年轻人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其失业率上升速度远远快于成年人。”在经合组织29个富裕国家，1500万年轻人失业，比2007年增加400万。和两年前相比，2009年第四季度，西班牙成年人失业率从7.4%上升到16.9%，年轻人则从19.1%上升到39.6%。[6]

失业率急剧上升，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给予失去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的最大礼物。东欧演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波兰，被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在2009年5月欧盟平均失业率为8.9%的时候，它达到12.5%。据说德国“转轨最快、代价最小、复苏最快”,但是西部失业率7.7%，东部13.7%。罗马尼亚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罗马尼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经济危机》，所列“过渡”的第一贡献，就是“大规模失业”。二十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荣获“妓女出口大国”的称谓之外，失业率达到35%。2009年适逢柏林墙倒塌20周年，这一地区多次民意调查的共同结论，是对社会主义时代失业率为零的普遍怀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发现社会主义”。发现了什么呢？——发现那是一种“保证充分就业”的社会制度。[7]

在一个号称文明的时代，失业不仅意味着饥饿和贫困，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和丧失人的尊严，意味着灾难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一家报纸文章[8]认为，失业的影响比想象的更可怕。犯罪率大幅上升，心理疾病成为顽症，沮丧和与社会隔绝的情绪迅速蔓延，同时导致仍在工作的人们减少社会活动的频率。经济危机过去了和经济复苏的童话，不属于他们，仅仅是他们这种地位愈加恶化的结果。

贫困者和失业者已经是一个多数。如果加上所谓中产阶级，将是绝对的多数。

如果把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生活水平作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那么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巨大人群的存在，既是东方国家、也是西方国家国内政局的平衡器。新自由主义沿着这样的三步曲制造两极分化：先加重对边缘和底层的盘剥，接着肢解中产阶级，最后如美国之弱化欧洲、折腾高盛，在金字塔的高层自相厮杀。弱化欧洲，动机之一，是剥夺它和自己竞争的实力。有一种议论，说奥巴马政府向高盛集团开火，是发射出推动金融监管的“精确制导导弹”。这种监管，作为垄断集团最高层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手段，只有挖肉补疮、强化这个集团整体力量这样一个结果。至于是不是会对高盛伤筋动骨，尚不甚了了，或许不过是“精确制导哑弹”。

三步曲还在继续。

不仅对于贫困者和失业者，而且对于已经被排除出来的、昨天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来说，对于今天属于中产阶级却担心随时被抛到下层的人们来说，对于期望进入中产阶级却仅仅在这种期望中苦苦等待的人们来说，危机过去了、经济复苏了或是增长了吗？

在全球两极分化的加剧中，第三世界的出路一如没有光明的深深隧道。阿富汗价值上万亿美元的丰富矿藏，把美国和它联系起来，使它的富饶成为灾难的源泉；美国和阿富汗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关系。在第三世界国内两极分化加剧中产生的富裕的上层，成为西方权贵的延伸和附庸。所谓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曾经被吹嘘为经济成就和先富起来的标志，而且深信自己必定将成为“华盛顿或者伦敦的郊区”。比如在巴西，他们现在仿佛突然发现，30%的人在非正规市场谋生，收入很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网络，创业机会极为有限，许多人通过借贷达到较高生活水平，“53%中产阶级说自己生活在对失业、收入锐减甚至破产的恐惧之中”。“这些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新特征，在许多方面与明显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9]

曾经以“1亿中产阶级”傲视全球的日本，现在最流行的畅销书，是《2010年中产阶级消失》和《愤怒把，日本的中产阶级》。2月18日，美国一位软件工程师驾驶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奥斯汀市税务局大楼，象征美国中产阶级愤怒的爆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载文《美国中产阶级的绝望》，说消失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由失落陷入走投无路。在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回答各国政府削减预算政策的，是连续爆发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英国《经济学家》有《仔细瞧瞧，到底谁在欧洲罢工》就说，现在抗议的主角，不是久经考验的下层民众，而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公共部门职员等中产阶级——他们“根本承受不了失去这份工作”。

世界的绝大多数，不会把银行家和军火商的钱袋，作为衡量经济形势的风向标。他们有自己的风向标，这就是他们的地位、处境和命运，这就是他们的贫困和失业。他们的可预见的未来，仍然阴霾漫天。他们没有或很少属于自己的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网、出版机构。他们被今天社会的主流所藐视、所压抑、所抹煞、所湮没。但是他们的声音，仅仅因为数量，就终将获得历史的巨大优势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2010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