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合理化。简言之，他们的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
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
今日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当其他手段都失效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则视而不见。
当你审视这个国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款丑闻中，这桩丑闻的涉案金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少见多怪、微不足道。
不平等扭曲了社会
美国的不平等以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比如，大肆宣扬的生活方式效应。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但行为作派的向下“滴漏”却已经实现了。
今天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无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样的数字)。所有这些就足以证明，是什么堵塞了那种所谓从塔尖1%者手中“滴漏”给所有人的好处。从而疏离感的产生就可想而知了。20-30岁人群在最近一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21%，与失业率相当。
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描述过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独有的主要优势“适度的利己主义”。“适度”两个字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隘的利己主义：我要我想要的东西，马上!“适度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实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义，事实正相反，他认为这是美式实用主义的标志。狡猾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也有好处。
塔尖1%者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即意识到他们命运和其余99%的人生活得怎样息息相关。这就是历史上塔尖儿们最终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为时已晚。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
（按：本文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上的同名文章的节选。宋丽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