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2日下午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在北京东风宾馆举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老中青三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改革的首倡者和支持者。其他与会学者辨析并批驳了企图误导我国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政策，并反思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自身原因。最后，大家形成共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坚持追求真理的原则，本着为国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努力提升发展面向中国当下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水平，与社会公众和媒体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下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的书面发言稿：

完善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四主型经济制度

                             程恩富

近年，中央除了提出“科学发展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正确方针外，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其意义重大。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即可以具体体现在这政治、法律、文化、体制、社会和生态六个方面的文明状态。当前不仅要看到社会不和谐的种种现象，而且要找到其深层根源，更要寻求缓解它的机制和制度。

就奠定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要构建初级社会主义的“四主型经济制度”：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它应当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我国应当在多种所有制共同的动态发展中保持这一“主体－辅体”的宏观所有制结构，而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的上升。但如果私有经济占的比例过高，必然引起就业等一连串经济事物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和谐。这就是为什么20世界90年代以来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正是“私有产权神话”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导致了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等的经济不和谐和各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或健康发展。

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目前我国收入的基尼系数和五等份所表示的差距已经较大，甚至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但更令人担忧的应是社会财产占有上的贫富分化。近年为何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在一片反对和控制中反而扩大了，那是因为不懂得包括许多公有资产采取廉价送卖等所有制措施必然决定分配走势。现在中央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极有针对性的，应采取产权和分配上的双重措施，才能真正做到“提低、扩中和控高”的分配和谐。

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科学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与随意滥用“市场化改革”是不同的。现在中央讲究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就是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功能性双重调节机制，这样，容易达到社会经济和谐。为何上访、闹事、犯罪和社会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就是因为国家调节存在不到位，或不得当的情况。只要看看在近年所谓管理层收购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引发各阶层公众的不满和不和谐，就可得知某些政府部门的调控有多滞后和不明智。没有人否定市场化产权改革，但不可背离市场规律乱来。

第四，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应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正负双面效应而片面迎合强国推行“殖民地科技”的开放式爬行主义思维，都是不高明的科技发展“线路图”和开放理念，也不利于整个开放素质的提升和国内外经济的统筹与协调发展。在以往的对外开放中，土地、资源、生态、税收等一些问题上均存在程度不同的无序性和不协调，值得进一步改善。一国的经济和谐与经济全球化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