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划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2010年08月24日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访谈室记者赵健摄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秦华）今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划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为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警惕两种思潮

程恩富在访谈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一方面要借鉴一些西方好的理论、做法，同时又是要坚决的摈弃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的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

程恩富说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目前还没有得到人们一致的认识，认识还是多样化的。

有一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模式就是要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换一个词，或者是西方用的最多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这个是由各国的社民党、英国的工党为代表，这种思潮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或者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潮，他们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模式的。把它理解为是朝资本主义方向趋同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左翼思潮，或者是中左翼思潮。这个指导思想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目前影响比较大，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模式的冲击。

另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由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代表，比如说英国的保守党等等。这种思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也要达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第一强调经济的非调控化，主张市场万能。第二是主张私有化，反对一切公有制。第三是主张经济完全的自由化，而这个自由化又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一种不公正的一种经济，包括政治秩序。反对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现有的很多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第四是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等等，就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它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是这样一种主张，显然这种主张是国际大资产阶级，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

程恩富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一方面要借鉴一些西方好的理论，一些好的做法，同时又是要坚决的摈弃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的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这对我们中国的强大和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不利的。现在中国出现的某些问题，和这两种思潮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经济模式”有两种基本含义

程恩富在访谈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式”，其内涵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两个方面。

程恩富说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30年来有没有形成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中国经济制度的模式，在舆论界、知识界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一些舆论认为，中国没有发展模式，中国没有制度模式。简单来说，认为不提中国模式为好。他指出，就其研究来说，还是有“中国模式”的。

程恩富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含义：

（1）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新农村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现代化道路、产业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演变的发展模式，简称经济发展模式。

（2）经济体制模式或者叫经济制度模式。这个“模式”程恩富把它概括为“四组型经济体制模式”。第一个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第二组是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模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三组是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一个国家主导型的多市场结构的一种制度；第四组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导，同时又是多方位、全方位开放的这样一个自立型的多方位开放的机制。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体制模式都是有它的特定内涵的。

计划经济功成身退总体上是成功的

怎样认识计划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程恩富表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总体上是成功的。

程恩富表示，从理论上来说，从西方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就是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当时学术界爆发了一次“社会主义大论战”。这个“社会主义大论战”是标准的学术讨论，有的文章也概括成“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计划经济可行不可行，效率高不高。当时以帕雷特和他的学生巴罗勒写的论文引起了当时的论战，赞成他们这种观点还有著名的兰德，还有美国的泰勒等人，他们都是赞成计划经济的。认为计划经济的难处是两个，第一要进行信息的收集工作。能收集到那么多供求关系的信息吗？第二是解答。能通过计算把这个供求关系平衡吗？一个是信息的收集，一个是供求关系的梳理。但是理论上只要完成这两点，计划经济的效率就高于市场经济。

这样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争论，到最后是赞成计划经济这一派，在理论上、逻辑上是占上风的，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英国的米塞斯当时都处于下风，因为逻辑有问题。当时的背景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蒸蒸日上，他是没有经济危机的。而且在二战前，工业已经成为欧洲数一数二了，所以为反法西斯奠定了工业和经济基础。

30年代西方发生了大危机，这是当时的一个争论的背景，是理论上、逻辑上和实践上西方标准的一个学术讨论，这个学术讨论是和实践密切相关的。怎么评价计划经济？我们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注重时政资料，注重数据，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一方面要承认计划经济总体的绩效是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以及它在执行上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兰格作为经济学家他说过一句话，比较客观的总结了计划经济，他说：“不是计划经济不能实现高效率、促进生产发展，而是计划经济要避免官僚主义”。而这种“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在中国就比较明显。

去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时就是有关部门也提出，就是要处理好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后来有一些主流的媒体和电影作品都肯定了前30年重大的成就。尽管我们是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在探索中间有一些失误，有的失误还比较严重，但是总体上还取得了很大的绩效，国家越来越富强，初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解放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说法是有统计资料为依据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如果肯定计划经济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话，为什么还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客观的肯定市场经济的绩效，不会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取得了共识，如果我们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绩效赶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在经济绩效上就有可能超过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所以说，计划经济以中国、苏联为代表是功成身退，总体是成功的；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新事物，是继往开来，开辟历史新纪元，就是史无前例的”，程恩富说。

以人为本、自主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特点

程恩富表示，以人为本、自主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特点，以此可以区分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学派，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在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国内外都存在不同的主张，有一种主张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张。在现阶段怎样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怎样和“新自由主义”的立场相区别，摒弃这种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

第一，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改革30多年来我们国家调节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是超过西方，这就是在国家调节这个层面上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区别，和新自由主义更有区别。因为世界有三大经济学流派，一个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三是中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三大流派和三个政党相联系，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和各国的共产党性质的政党相联系。而新老凯恩斯主义是跟各国的资产阶级的左翼、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相联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各个学派，是和资产阶级有些政党相联系，所以说推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相联系。所以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话，它在国家调节这个基础上是有区别的。

第二，关于所有制制度。凯恩斯主义主张要保留相当程度的国有企业，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认为私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区别，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区别。

第三，在经济自由化或者是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上，过去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世界银行的第一副行长斯迪科里斯，他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现代代表之一，坚决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世贸组织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他认为这三大国际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经济结构改革，结果导致拉美等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东亚也发生金融危机。所以他作为凯恩斯主义代表，反对自由主义、神话主义，他和索罗斯坚决反对市场万能主义。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自力更生基础上的一种自主发展，同时又是对外开放，我们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又在经济全球化中维护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以及维护全世界人民合法、合理的权益。这与美国为代表的某些发达国家，他们主导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制定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制度，非法地掠夺各国人民这个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关于福利，新自由主义是反对的，高的福利除非做出让步，否则原则上都是反对的。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就坚决反对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等等。而且把这次金融危机算在凯恩斯主义头上，很多网民也都知道。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强调民生、强调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公有制在生产力和价值双重标准上都全面超越私有制

在谈到如何判断一种所有制优劣标准问题的时，程恩富指出，公有制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它的效率是高的，是比私有制更有发展；从价值观角度来说，公平程度公有制比私有制要高。

程恩富说到，一方面，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对公有制和私有制这两个制度进行比较，首先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原意，“公有制的提出它本身就是要克服私有制的弊端。所以，它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也就是私有制在发展过程当中，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他们每过几年出现一次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损失，发展的缓慢以及民生问题的倒退。危机的总根源，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著作中所揭示的，是因为生产的越来越社会化，这个社会化客观上要求公有制，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是由私人来占有的，简单来说是私有制。这个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它就互相冲突，这个冲突就要求公有制越来越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现代化的生产。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公有制它肯定是优于私有制，所以我个人提出的一个学术观点，就是“公有制高级效能”。公有制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它的效率是高的，是比私有制更有发展。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程恩富谈到，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从价值标准来看，也是辩证的。一方面公有制它体现的经济平等肯定是要高于私有制，我想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因为在财产占有上，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大家都是作为一分子在整体上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是国有资产，等于是全国人民总体上占有，这个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不是某一个人局部的占有。如果是集体所有制，那么在集体所有的范围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所有上是平等的，同时所有制的平等又会影响到分配。在分配上，简单来说利润不是个人得，利润是集体的或者是国家的。集体拿了这个钱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搞集体福利。国家拿了这个钱如果是合法使用的话，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这个价值观角度来说，公平肯定比私有制要高。

程恩富强调指出，虽然公有制从价值方面来看、从平等方面来看优于私有制，但也绝不能搞纯粹的公有制、搞单一的公有制。从现阶段发展来看，保持一定程度的有限度的不公平，反而是有利于整个经济社会的一个更快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都应当辩证的来看待，不能用一方面完全否认另外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