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政界意志而非学术界共识

杨斌说，“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政界的主流，而不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留学期间，我亲身体验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对立冲突。当时哈佛一位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被董事会任命到我们系当系主任，他把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课程砍掉了许多，大量增添讲授抽象经济数学模型的课程，弄得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美国著名教授们非常愤慨，他的做法遭到大多数美国教授的反对，他们鼓动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集体签名抗议。记得当时有一个未接触过经济学的数学系的学生，他连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凯恩斯乘数都不知道，课改之后竟然考了全班第一”。这段小插曲杨斌至今记忆犹新。杨斌认为对自己学术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美国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著名教授安德鲁·威斯，他曾长期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从事合作研究，很早就向杨斌传授了斯蒂格利茨的独特学术观点。“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经济学模型仅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研究一个国家是要考虑到复杂的现实，对于不同发展中国家没有统一适用的经济模型，必须依照具体情况建立不同的模型，新自由主义用自由市场模型套所有发展中国家是脱离现实。”

曾看过一篇介绍杨斌的文章，题为《一位老“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特别强调了他长期的海外求学背景。的确，在当今经济学界，拥有丰富留学经验者并不显见。翻开长达近十年的留学日历，日本就读期间，杨斌师从于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先生，那是一位在中国大连出生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杨斌回忆到，大来先生虽然年事已高，活动不便，但是还是坚持在秘书的陪同下每周亲自为学生授课一次。特别令杨斌感动不已的是，大来先生能够直接担任自己的硕士论文导师。“大来先生特别关心发展中国家，撰写了论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著作，而当时新自由主义已经开始流行，单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忽视发展中国家特点，贬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性，大来先生的态度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反差。”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杨斌的脑中开始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审慎思考。

如果说日本是杨斌独到见解的萌芽地，那么在美国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中心波士顿大学继续深造，则让他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里，他正面接触了被西方尤其是被美国政府极力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亲身体验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对立冲突。

杨斌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之所以比较独特，不同于一般海归派经济学家，原因之一是自己涉足的专业领域比较广泛，研修过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理论，经济领域不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研修专业还选择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制度学，因而能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全球视角多方面来考察经济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善于从历史角度思考，比较自己同老海归派经济学家留学经历的差异，体会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学术思想形成背后的历史原因。杨斌称自己撰写学术专著的观点，更能获得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欣赏，原因是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亲身经历过旧中国的资本主义，丰富的历史阅历使他们更能洞察西方经济学的利弊，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也更为全面、成熟。

“一些人初到美国访问，走马观花看着摩天大楼，羡慕地说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这同我刚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心情相似。”话锋偏转，杨斌接下来的话题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 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只身站在美国的繁华街头，怎能不为所动？“其实这是刚接触西方社会容易产生的误区。当时我在羡慕西方的情绪冲动之后，常常静下来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我接触的一些解放前留学西方国家的老前辈，他们一直坚持批判资本主义？许多老一辈留学生都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为什么他们留学后反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投身革命？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普遍受到尊重，而当年不少老留学生却饱受歧视和屈辱？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留学美国后曾撰文称‘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新、旧中国两代留学生经历的不同境遇，究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究竟扩大还是缩小是中西方的历史差距？一些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不羡慕美国、日本，反倒羡慕社会主义的中国又是为什么？这些看似书本之外的细微观察和深入思考，恰恰是我形成独特学术观点的重要原因。”

杨斌始终坚持称自己是改革派，对新左派、非主流的称呼都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是主张继承、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功之路，提醒人们警惕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从“北京共识”的改革成功之路，滑向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公开主张回到亚当·斯密时代，因而绝不是改革而是返古复辟，而且是复辟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拉美、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的这一点。

 “我不是泛泛地批判西方经济学，而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受它影响很大，其实它在西方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都只是一个边缘学派，是代表美英右翼势力的里根、撒切尔政府上台后，才依靠政界和资本力量而非学术界的共识，当做所谓规范改革药方推荐给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靡全球成为垄断资本掠取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的。” 

（摘自《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