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阴谋”之美国货币战争两步骤

中短期，美联储大量增发的货币会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渠道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奉行开放经济的经济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但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输出通货膨胀压力还不是货币洪灾的最大冲击，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这或将摧毁很多准备不足的经济体

《环球财经》编委、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 梅新育

从日本到美国，西方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相继訇然落地——日本央行10月5日金融政策会议决定，重新实施业已停止4年多的零利率政策，并创立总额35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购入资产，以便为市场进一步提供流动性。
市场议论多时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落地，继第一轮定量宽松政策期间购买1.725万亿美元资产之后，美联储在当地时间11月3日宣布，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规模超过此前普遍预期的5000亿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已成事实，美国和美联储已经因此而成为国际社会众矢之的，以至于二十国集团（G20）韩国峰会变得好似“十九国集团加一”，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中国、德国、巴西、南非⋯⋯多个国家财经高官出面发言，质疑美国此举。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其他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由于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的需要，美国必然诉诸定量宽松政策，这场货币洪灾进一步泛滥将是世界各国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美财政刺激空间显著缩小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由于打着反对大政府、大财政旗号的美国茶党异军突起，共和党赢得美国中期选举胜利，美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将显著缩小。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博纳高调承诺，将就削减政府开支每周投票一次。部分极端分子甚至宣称，为了压迫奥巴马在削减政府开支方面让步，他们不排除重演1995年共和党拒绝提高国债上限，导致联邦政府关门的局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表明，财政整顿在短期内通常抑制经济增长，在削减相当于GDP 1%的预算赤字后两年内，国内需求（消费和投资）将下降约1%，失业率上升约1/3个百分点；由于削减预算赤字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通常增加，对GDP 的总体影响是下降0.5%。假如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成功逼迫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那么从现在到他寻求连任竞选的两年内，奥巴马都需要承受整顿财政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考虑联储决策者们已经认识到的未来两年美国刺激经济将不得不更加倚重货币政策，为了避免输掉两年后的总统大选，本来就因为经济复苏乏力而在中期选举中惨败的奥巴马也势必只有更多地向货币政策寻找出路。

实力对比变化
促美转嫁危机冲击
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统治集团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早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Randall Henning）就曾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由于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大，因此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对其本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反而对其经济伙伴国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
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因此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特别是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霸权美国无法不对实力对比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从而想方设法转嫁危机冲击。削弱竞争对手相对实力、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相应也就成了美国追求的目标。从美国2009年以来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到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企图架空现有的亚太经合组织，再到此次定量宽松，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动机。

第一步：增发货币、输出通胀
置身货币洪灾之中，众多国家为抑制本币汇率升值而不得不干预市场，“货币战争”不胫而走迅速成为全球流行词汇。那么，这场货币战争的影响和后果如何？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我们就不能拘泥于当前，而需要在两阶段货币战的跨度上审视，因为竞争性的汇率贬值和放松货币供给仅仅是货币战的第一阶段，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是货币战不可缺少的第二阶段。
就短期和中期而言，由于美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美联储大量增发的货币要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渠道涌入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奉行开放经济的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当下尤其如此。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即使获得充裕现金，他们也不会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会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将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
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刚刚宣布，全世界大宗商品、黄金和股市等市场就作出了强烈反应。
更令人警惕的是，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过度上涨更为敏感。2008年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暴涨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骚乱；今年以来，通货膨胀引爆社会动乱的梦魇再度纠缠各国，第二轮定量宽松必定给其火上浇油：前三个季度接二连三的极端气候本来已经重创农业生产，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滥发货币更令大宗商品价格如野马脱缰，许多国家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大增，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涨已经在莫桑比克等国引爆了流血骚乱⋯⋯
有鉴于此，可以说，美联储输出的不仅仅是天文数字的垃圾美元，不仅仅是经济调整的压力，更是社会动乱的风险。

第二步：收紧货币、资本逆流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输出通货膨胀压力还不是货币洪灾的最大冲击；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
正是在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中，西方主要经济体步入“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则相对滞后，导致1974~1977年扣除通货膨胀后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连续4年为负数，1975~1980年间平均实际利率为0，1970~1980年平均实际利率也只有0.4%（上表）。在此背景下，其他国家纷纷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债务融资，即使与西方阵营敌对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苏联当时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其“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10亿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后发国家债务融资的盛宴便因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告终。他的铁腕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且长期居高不下，美国优惠利率（年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欧洲货币市场的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从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
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
当时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1978年，我国进口猛增51.0%达到108.9亿美元，导致当年在连续两年顺差之后出现11.4亿美元逆差，是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比此前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6.5亿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两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攀升到20.1亿美元、19.0亿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强力控制下降到0.1亿美元。
为了偿付进口，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上年末的23.45亿美元锐减至1.67亿美元，减少21.78亿美元，降幅高达92.9%，当年支付进口比率（外汇储备额除以平均月进口额）下降到0.18，为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而通常认为国际储备安全线为3个月进口水平。1981年，我国又抛售了13万盎司黄金储备，年末黄金储备从上年的1280万盎司减少到1267万盎司。百般罗掘之余，由于无法偿付进口技术和设备，我国仍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这样，1979年我国财政出现了1957年以来的首次国外借款35.31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22.7亿美元），1980年国外债务还本付息便高达24.40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16.3亿美元）。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

中国平稳度过两阶段货币战争的有利条件

《环球财经》编委、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 梅新育

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和名列前茅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国，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一手制造的“货币洪灾”必然会通过贸易、资本流动等渠道直接间接波及中国。
从房价在严厉调控之下仍不给政府面子而坚挺不降，到“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煤超疯”等词汇风靡社会，纺织服装企业备受棉价暴涨冲击，中国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场“货币洪灾”的压力。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又竭力将挑起货币战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贸易收支调整等等挂钩。
尽管如此，由于遭受货币洪灾冲击的不是中国一国，而是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整个世界，我们要审视的对象就不能局限于中国一国的汇率单项指标，而需要同时审视中国及其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汇率、通货膨胀等多项指标。与别国相比，中国平稳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具备较多有利条件；若能平稳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甚至可以赢得某些新的机会。
鉴于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众多商品市场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一，金融市场规模在全世界的排名也在迅速跃升，其它条件相同，仅仅规模本身便为中国化解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冲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有望更平稳地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冲击。
小国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等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中央银行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抗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大国则拥有较强能力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经济冲击，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周期运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同步。
在危机没有爆发的平时，通货膨胀堪称对经济稳定性的最大挑战，外部通货膨胀通过需求溢出、价格机制和流动性机制（包括贸易型式和资本型式）输入一国国内，而无论是应对哪一种通胀输入机制，其它条件相同，大国都比小国处于优越地位：面对同样大的外部需求溢出，国内市场较为广大的大国总需求和价格变动幅度较小；面对通过价格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小国通常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面对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国内市场较为广大的大国相应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也较大，有更强的能力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对基础货币供给、进而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能够相对平稳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的国家，在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
1980年代席卷世界的债务危机给美国等西方大国固然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更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正是在债务危机压力下，众多国家不得不接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的国际经贸规则，美国等西方资本在危机国攻城掠地，威风不可一世。当目前西方的宽松货币政策一旦终结，同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演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这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中国能够相对平稳地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当进入第二阶段之后，中国就站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由于资金相对充裕，不担心一时的债款回流不畅而危及本国经济全局，因此，可借危机之机向债务国要求商品贸易、投资等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甚至通过“债转股”取得债务国在危机没有爆发的平时不愿意开放资本的企业。从这个视角出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近两年大规模对外放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