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气，这个曾经在世界能源秩序中只是石油“小跟班”的角色，如今正悄然走向全球大博弈的中心舞台。
在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石油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石油不但是世界上最“大宗”的大宗商品，同时也是美元的变相“抵押品”，支撑着美元的地位；此外石油期货还是金融衍生品体系的重要基础，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石油的特殊地位来源于它是几乎与一切工业产品生产加工过程有关的最重要原材料。
然而，随着“石油峰值”的到来及天然气在供需两方面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未来世界新增能源需求中最大部分势必将由天然气来满足。国际能源署（IEA）在《能源技术展望2010》中预计，在基准情景下，全球天然气需求从2007年至2050年将增加约85%，从25.20亿吨标准煤上升到46.53亿吨标准煤；而相比之下，205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比2007年低23%。
天然气地位的上升必然会引起对产地、开采权、贸易路线控制权等各关键环节的争夺，但最为核心的环节是定价权争夺。与石油的定价权已被美英两国所主导不同，天然气定价权目前尚无归属。不过围绕天然气定价权争夺的一系列重大布局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笔者认为，这将成为未来全球大博弈的中心战场之一。
“大博弈”（ The Great Game）一词原指19世纪初至1907年英国与沙俄对中亚控制权进行的百年争夺，这实际上是对全球主导权的角逐，正如英国大外交家寇松侯爵在1898年所说：“阿富汗、里海周边地区、波斯湾……对英国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权。”二战后，“大博弈”被引申为指称对全球战略主导权的地缘政治争夺，例如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被称为“新大博弈”。有趣的是，天然气定价权博弈的关键角力点，也将位于中亚及里海一带。这恐怕是一场关系到未来将由谁主宰全球经济体系的“新新大博弈”。
 
天然气需求“五子登科”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里氏9.0级大地震，地震诱发的海啸造成了严重的核泄漏事件。由于日本核泄漏事件引起的“核恐慌”，德国和日本先后出台了“弃核”计划。德国在2011年5月宣布，2022年之前关闭境内所有17座核电站。日本则于2012年1月6日公布了《核物质和反应堆管制法》新修正案，规定核电站的运转期限为40年。由于日本大部分核反应堆开始运行时间在1987年以前，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将在2027年基本弃核。
作为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的弃核计划无疑会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巨大冲击。
震前日本能源结构的特点就是高度依赖核能和天然气。根据国际能源署官方数据，2007年日本一次能源来源中核能占25.6%，天然气占27.4%。弃核之后，日本的天然气消费量必将大幅增加。
目前日本拥有20多座天然气发电厂，世界排名前20位的天然气发电厂中，日本占了12个。这些天然气发电厂的“食量”震前就相当惊人，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数据，2010年日本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量占到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进口量的38.5%。而在地震发生之后，2011年4~9月期间，日本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同比增加了21%。
震前核电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在2007年3月出台的日本《能源基本计划》中，确立了“核能立国计划”，计划到2030年将核电占比增加到30%到40%。但如今，随着日本与德国“弃核”计划的出台，预计未来核电将逐步减少，在日本和德国能源结构中核能空出来的位置，很大程度上需由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来填补，这对未来的全球能源供需结构都会是一个巨大冲击。
实际上，即便没有发生日本“3·11”大地震这一造成未来天然气需求量剧增的突发事件，全球天然气的预期需求量也已然呈持续高增长态势，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如下五个方面的需求量增长。
第一是由于全球石油产量峰值的到来，石油供给量增长难度很大，天然气作为替代能源需求量大增。
“石油峰值”是美国地质学家哈伯特于1949年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石油产量的变化规律将符合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即经过一段上升期的“爬坡”之后，存在一个不再增长的峰值，随后将走向“下坡路”。目前“石油峰值”是能源界热门研究领域，对于世界石油产量峰值将于何时到来，有多种不同的研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总产量几乎年年在36亿吨上下徘徊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并不代表世界石油产量峰值已经到来（因为其中尚有欧佩克限产等因素），但足以说明未来世界石油供给量的持续较快增长是很难指望的。
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开发并不充分的天然气，就被作为石油的替代能源而引起广泛重视。实际上，2000年到2007年，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量已经翻倍。
第二是碳减排的需要。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将会在碳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完全燃烧后大部分产物是水蒸气，仅产生少量二氧化碳，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仅相当于石油的54%、煤的48%。2011年的德班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前，“低核、高天然气情景”开始进入碳减排议程。从气候变化谈判目前的进程来看，“绿色气候基金”可能成为今后国际碳排放额交易及技术转让的主要操作平台。对于基金这样的金融化平台来说，天然气显然比核技术、清洁煤技术、风能及太阳能等减排项目容易操作得多。因此，从这个角度判断，西方发达国家会把天然气作为实现碳减排的一个主要方式来推动，这是符合他们的战略目标的。
第三是天然气能源汽车近年来迅猛发展，极大带动了天然气需求。据国际天然气汽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atural Gas Vehicles）统计，2003年至2008年期间，世界各类天然气汽车总量增长了近2倍；同期，世界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的数量从近6600座上升至1.43万座，增长了117%。截至2010年底，全球天然气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267万辆。而这些增长数字，是在北美地区天然气汽车保有量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
目前，美国已经提出北美地区与天然气和汽车有关的战略性计划，这就是2011年3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能源战略讲话中宣布的“到2015年，美国政府各部门应确保所有在路上行驶的新汽车都能够使用包括混合能源和电力在内的替代能源”。而这一政策实际上也暗含一个“玄机”：目前美国在建发电站中90%都是以天然气作为能源的。这也表明了造成天然气需求量持续高增长的第四方面因素——发电需求。
最后一个因素是天然气化工的蓬勃发展。天然气是多种化工产品的主要原料，如合成氨、尿素、甲醛、甲醇、乙烯等。实际上，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最重要的有机化工基础原料乙烯，其生产效率比用石脑油等轻质石油馏分生产乙烯高出大约1倍。但当前世界上只有约39%的乙烯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之所以主要用石脑油生产乙烯，就是因为受到以往的天然气产量和贸易量限制。另外，天然气还是一种新能源——氢能的主要原材料。随着世界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和天然气化工厂的不断新建，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的需求量也将大增。
上述天然气需求五方面的因素，使天然气的需求必然面临结构性的高增长；而另一方面，天然气的供给面业已出现重大变化，足以支撑高速增长的需求量。
 
天然气供给革命改变全球地缘政治
以页岩气技术突破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含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煤层气等）革命极大改变了天然气供给格局，相比基于常规天然气的能源供应预期来说，考虑非常规天然气的情景下，未来世界能源供应量可以说将出现转折性巨变。从逻辑上分析：这种巨变或将全面改变全球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版图；随之而来的则是能源运输路线图的结构变化和贸易结算货币的变化，而后可能将改变国际货币格局，最终导致国际经济秩序可能将出现巨大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长期、全局性的，有时甚至会是高烈度的多方大博弈。
页岩气是指主体位于暗色泥页岩或高碳泥页岩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天然气聚集。从地球地质史角度来看，这是天然气生成之后在烃源岩层内就近聚集的结果。由于全世界全部沉积岩中泥、页岩约占总量的60%，因此页岩气资源的前景异常巨大。
人们对于页岩气的认识已有100多年历史，第一口商业性页岩气井1821年钻于美国纽约州一个小镇，只有8.23米深，当时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还在世。不过由于通常来说页岩气存在于超过1500米深的岩层中，因此开发十分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技术的发展，页岩气才真正具备了商业开发的可能性。在石油史上因发明过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而具有重要地位的斯伦贝谢公司，在页岩气技术上再次成为开拓者。1999年，在北美最具代表性的巴内特（Barnett）页岩气田（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北部）出现了4口页岩气井，到2004年末，该气田页岩气井就达到了744口。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统计，美国天然气产量构成中，常规天然气产量在逐渐下降，而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在2008年开始超过常规天然气产量，特别是页岩气上升幅度很大，2010年页岩气产量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14%，预计到2035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中47%将为页岩气。
“页岩气革命”正在迅速改变美国的能源产业格局，甚至还带动了页岩油技术的突破，目前美国本土页岩油日产量已经达到约50万桶，并计划到2020年达到日产300万桶的规模。美国能源产业格局变化带来重大影响是：2011年美国成为成品油净出口国。
2011年3月30日，白宫发布了《未来能源安全蓝图》（Blueprint Secure Energy Future），指出由于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快速发展，美国本土油气产量已扭转下降态势，转为稳步上升。《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制定了加大美国本土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力度的战略，目标是在大约20年时间内使美国从能源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
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成为能源出口国时，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模样？
无疑，世界能源贸易路线的格局将被极大改变，围绕这些路线设置的海权体系也会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外关系工具中也会增加一类“能源武器”。
美国对于页岩气革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意义已加以重视。2011年7月中旬，在美国能源战略研究方面有重大影响的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名为《页岩气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报告称，美国页岩气产量大增的地缘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报告作者说：“美国充足的天然气供应将以液化天然气的方式大量流向欧洲，这样欧洲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么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就会变弱。”
虽然“美国页岩气革命将削弱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这一判断未必准确，但无疑这代表了美国希望的战略方向。
直接的能源出口仅仅是页岩气革命对全球地缘政治的潜在影响中最表面的方式，而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其对全球工业格局的潜在影响。
炼油-化工工业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主要基础之一，全球炼油-化工能力的分布，实际上反映出世界产业重心所在。
20世纪70年代之前，全球炼油-化工能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发达国家，欧美石油寡头们从产油国（中东等地）开采原油，用油轮运送到美国、西欧、日本，在那里把原油加工为成品油及化工制品，再卖给发展中国家，形成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循环。
1980年，世界炼油业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炼油业史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发达国家的炼油厂建设基本停滞了。相反，大量炼油厂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兴建。以中东为起始，随后亚太和非洲的炼油能力建设高速发展，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中国和韩国。到目前，全球炼油能力约3/4在发展中国家，只有1/4在发达国家。当前世界上的大炼油厂集中在中国、印度、韩国、印尼。
可以看出，炼油-化工能力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实际上与全球制造业大转移在时间上和过程上基本同步。当化工厂不再集中于发达国家，那他们的实体经济优势必将被削弱，这也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
然而，页岩气革命却给美国提供了改变全球炼油-化工能力分布的机会。当美国成为能源输出国，它就有能力通过调节能源贸易流向的方式影响世界上化工厂的分布，从而达到改变全球工业体系重心所在的目的。而调节能源贸易流向的核心，就是定价权掌握在谁手上。目前，全球天然气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定价权也无归属。但是争夺全球天然气定价权的大博弈已在布局。
 
以史为鉴：石油定价权博弈史
决定谁主导天然气定价权的要素是哪些？主导方式是什么？博弈又将如何展开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回顾全球石油定价权的博弈历史，作为参考。
世界石油史的前半部基本上是关于三个地区的：美国本土、俄国-苏联和中东地区，这三个地区现在还是最主要的产油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石油工业被国有化，这样存在“石油定价权”争夺空间的区域主要就是中东了。拥有世界最大量石油资源的现海湾六国，历史上都曾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71年才全部独立——而且是“被独立”。西方的大石油公司在这些中东殖民地采取的方式都是圈走所有可能采出油的土地，付给当地大酋长极低的租金，取得在这块土地上钻井采油的垄断权，这被称为“石油殖民地制”。二战前后，这些西方的大石油公司逐步形成七大垄断公司的“七姊妹”格局，这“七姊妹”是新泽西标准石油（现埃克森美孚的前身）、英荷皇家壳牌、英国-波斯石油（现“英国石油”BP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后更名美孚，现与埃克森合并为埃克森美孚）、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现雪佛龙的前身）、德士古（现合并到雪佛龙德士古）和海湾石油（被德士古收购）。
1948年以前，“七姊妹”生产的原油实行“单一基点价格制”，即“海湾加价制”。1948年以后，改为使美国以外生产的原油的价格同美国原油的价格脱钩的双重基价制。这样一个价格制度把石油资源国排除在价格体系之外，不光他们对本国生产的原油价格没有决定权，甚至都没有发言权。资源国只按所生产的原油的数量按固定比例收取矿区使用费（royalty）。油价高低、公司利润多少，与产油国无关。
第一个改变“石油殖民地”制度的是委内瑞拉。1946年，委内瑞拉首先发起实行利润对半分成原则，产油国的收入同原油价格挂上了钩。油价高，公司利润高，产油国政府收入高；反之则低。但价格的决定者仍是大石油公司，并且大石油公司与土地的关系仍是租借关系。
印度尼西亚率先废除同外国石油公司的租让制度。1960年印尼颁布《1960年石油与天然气矿业法》规定，除已签订的租让合同外，油气资源所有权与开采权归国家石油公司，但外国石油公司拥有经营权。1966年印尼又出台规定，提出“产量分成合同”合作方式，缔约的外国石油公司不再拥有经营权，仅仅是承包商，一切活动均以经营权所有者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的名义进行。作为20世纪60年代世界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产量分成合同制不久就在其他国家推行开来。
不过即便在产量分成合同制开始推广后，西方的大石油公司与资源国签订的合同仍是长期合同，一般这种合同有效期至少为30~50年。
20世纪60年代，苏联石油出口价格低廉，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寡头“七姊妹”形成竞争关系。苏联在当时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与现今俄罗斯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地位具有可比性。面对苏联的竞争，“七姊妹”采取压价竞争策略，拼命压低石油价格，严重损害了产油国的利益。于是，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在1960年成立了欧佩克（OPEC）组织，当时其主要目的就是抬高油价，保护资源国利益。不过，即便在欧佩克成立之后，价格决定权仍在“七姊妹”手中，因此当时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欧佩克与“七姊妹”的矛盾最终成了促发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及其后中东国家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的重要因素。石油禁运导致的名为“石油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石油殖民地体系及长期合同框架下的世界石油贸易关系崩溃。这时，一个被以被西方媒体称为“石油之王”的纽约犹太商人马克·里奇（Marc Rich，嘉能可国际公司Glencore创建者），趁机做起了从苏联及中东产油国买入石油现货，再倒卖给石油消费国的大公司的现货石油贸易，国际石油现货市场由此逐步建立起来。
1974年，为解决石油危机，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沙特等海湾国家达成“石油单一使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于是单一美元结算的世界石油现货市场取代了多种货币的石油长协贸易，成为世界石油贸易的主要架构，以欧佩克制定的“官价”作为当时世界石油现货贸易的定价基础。“官价”即欧佩克官方以沙特API度为34的轻质原油为基准产品制定的统一价格。“官价+升贴水”成为石油贸易中的主要定价方法沿用至今。
不过，欧佩克并没有国际原油定价主导权，主导权落到了美国犹太人马克·里奇这样的国际石油贸易商手里。加上石油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加大自身勘探开发力度，开发出了北海和墨西哥湾两个大型海上油田，因此1970年代后半叶国际石油贸易和定价实际上没有主导方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造成“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石油贸易商开始逐步把交易场所集中到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并且开始探索石油交易期货化。1983年以后，大型的炼油商和上下游一体化的大型石油公司也进入了石油期货市场，期货交易逐步成为原油交易主流。到1984年，50个最大石油公司80%的石油交易都使用了期货合约。大的终端用户，例如航空公司和其他能源用户，也出现在石油期货市场上。随之而来的，就是J.P.摩根这样的金融公司进入石油期货市场。苏联销往西方的石油销售渠道由于同样被马克·里奇等国际石油贸易商掌握，因此也被纳入石油期货市场。
1986年，纽约商品交易所推出以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简称WTI）为基准价格的期货合约；1988年，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推出北海布伦特（Brent）轻质低硫原油为基准价格的合约。这两个成为国际原油定价机制主流，使得欧佩克的官价机制基本失去作用。目前，所有美国生产或销往美国的原油都以WTI做基准价，而所有销往除美国之外地区的原油都以Brent做基准价，占到全球原油交易量约67%。
目前，世界原油定价基础公式是“原油结算价格=基准价+升贴水”，基准价即WTI或Brent期货价格。
从石油定价机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各产地的产品品质不同的情况下，贸易双方签订长期合同（简称“长协”）其实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当前的国际天然气贸易也是处在这种状态。现货市场的出现是以打破原有的长协格局为基础的。现货市场主导权取决于谁掌握贸易渠道。而在贸易渠道中最“抢手”的商品像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或北海布伦特轻质低硫原油，会成为定价的“标杆”，即基准商品，其价格即基准价格。而现货市场的交易如果逐步集中到大的交易所进行，就会逐步建立起期货交易体系。
可见，决定定价权归属的要素可以概括为：1.谁控制基准商品的生产？2.谁控制运输路线？3.谁控制贸易渠道（贸易商、交易所等）？4.谁控制结算货币？通过对这四大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什么是决定控制权的战略关键环节，通过对战略关键环节的分析又可以看出博弈的趋势是什么。
显然，要素1“谁控制基准商品的生产”可以分为产地和生产商两个因素；要素2“谁控制运输路线”是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途经路线；要素3“谁控制贸易渠道”（贸易商、交易所等）消费地因素重于产地，因为在消费地更有可能建立交易所，而贸易商是谁是个更加复杂一些的问题；要素4“谁控制结算货币”则是在前面三个要素基础上展开长期博弈之后才能知道答案。
 
天然气管道：大博弈的焦点
首先来看世界天然气的产地。根据美国《油气杂志》报道，在世界探明可采储量（以常规天然气为主）排名中，2011年位居前7位的国家如下：
在不考虑页岩气的情况下，世界大部分探明可采储量集中在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这是没有争议的。而有争议的是：中亚五国的天然气储量数据各方公布的情况差异很大，如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其自己公布的数据为8万亿立方米，而美国公布的数据为2.2万亿立方米。考虑到中亚的油气工业水平较高而美国并不真正掌握中亚的数据，因此中亚国家自己的数据更为可取。一般认为，中亚地区的天然气远景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和中东地区。
而在考虑页岩气的情况下，目前只能说页岩气增加了北美地区天然气的产量，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伊朗、卡塔尔等常规天然气富集地没有可与之对抗的产能。实际上，俄罗斯、伊朗、海湾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天然气增产潜力巨大。
除了北美地区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页岩气资源潜力根本没有进行过普查，因此谈不上对其潜力进行评价。美国能源情报署曾公布了一份名为《2011年全球页岩气资源初步评估》的报告，认为全球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超过200万亿立方英尺的国家共有9个：
该报告把中国的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排在第一位，引起了中国能源界很大争议，因为这一数据比中国自己的估计高出数倍，而美国从未对中国的页岩气进行过系统勘查，并不掌握数据，因此可取程度不高。此外，这份报告里没有提到俄罗斯和中亚的页岩气储量。
综合来看，未来全球天然气主要产地将是俄罗斯、美国、海湾地区和中亚地区。
在产地控制权方面，可以认为海湾地区大体上处在美国控制下，因此，中亚的天然气生产由谁控制，将是一个关键的博弈环节。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中亚一直是“大博弈”的中心，国际政治关系是决定中亚能源主导权的第一要素。就中亚天然气的控制权博弈而言，有一条管道已成全球博弈焦点，这就是欧盟计划中的跨里海输气管道项目。
目前，中亚的天然气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中国，而输往欧洲主要通过俄罗斯的管道体系。
对于欧洲来说，天然气是主要能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对欧洲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在对于欧洲市场的争夺中，俄罗斯在2011年9月11日，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十周年这一天获得了一件重要“武器”，这就是北溪（Nord Stream）天然气管道。就在这一天，俄罗斯占有多数股权的、长1224公里、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直通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正式修通。这样，俄罗斯可以绕开已被纳入北约体系的东欧国家而直接向主要客户德国供气。
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修通引起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的不快。仅1天之后，2011年9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今后欧盟的对外能源关系谈判将由欧盟出面而非成员国出面，并宣布将以欧盟为一方开展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两国就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谈判。
而就在欧盟宣布将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两国就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谈判之后仅两天，9月14日，伊朗和俄罗斯两国石油部长举行了紧急会谈，双方共同声明反对欧盟的里海天然气输送管道铺设计划。
这样在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问题上，形成了欧盟对俄罗斯+伊朗的两大对立阵营。
为什么跨里海天然气管道会引起欧盟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对抗呢？这就要从欧盟和美国共同提出的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计划说起。
出于降低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程度的目的，美国和欧盟想修建一条可以完全绕开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这就是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
然而，纳布科项目有个巨大缺陷：违反一般管道是以气田为出发点，以消费端为终点的规律，竟然是从消费端出发，再去“找”气源的。
为了找到气源，纳布科管道就需要穿过里海，连接中亚。于是，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纳布科的气源就被提出了。
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提出，不但直接触及了中亚这个全球地缘政治角力中心，还卷入了里海地位问题争端，把里海问题从地区性问题上升到全球大博弈问题。
苏联解体后，里海的“海还是湖”属性争端就成为一个国际热点问题。由于环里海国家从2个变成了5个，而五国拥有的海岸线长度又不同，这就引发了里海地位问题争议。如果里海被界定为海，那么就应该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分专属经济区范围；而如果里海被界定为湖，则根据国际法，里海水面、水体、海底及资源就应当是沿岸各国共同财产，任何国家进行开发就必须征得各国同意或经共同协商后方能进行。
本来，俄罗斯是“海派”，伊朗是“湖派”，立场并不一样。但欧盟的介入，却使俄罗斯和伊朗结成了同盟关系。
欧盟与俄罗斯在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的“死磕”将是决定双方在俄-欧间天然气定价话语权分量的关键：如果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能修通，则欧盟将拥有一条完全绕开俄罗斯的气源，并把欧盟的力量深入到中亚；如果跨里海天然气管道不能修通，则俄罗斯将主导欧洲的气源。
尽管表面上看来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只是俄欧间的博弈，但实际上，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能否修通，将决定中亚这个全球天然气腹地在定价权争夺中将倒向欧盟还是俄罗斯，进而也会对未来的全球货币主导权和工业体系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天然气市场大博弈
天然气之所以在过去很长时间在能源版图中没有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于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极高，亦即“管道先行”：天然气要在一国国内能被用起来，得首先修通遍布全国的管网体系。在国际贸易中，陆路天然气贸易需要先修通国际天然气管道，海路贸易则需要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及天然气接收站，这都是技术含量高、成本巨大的。
不过，随着欧亚大陆天然气管道网的逐渐密布以及美国开始通过海路出口液化天然气，国际天然气贸易开始朝着统一的全球天然气市场方向前进，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博弈开始浮出水面。
当前天然气贸易并没有统一的国际价格，大多是以长期合同的方式交易。比如2007年澳大利亚壳牌与中石油签订的每年向中国出口100万吨LNG、为期20年的合同。这实际上是一种长协贸易方式，与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石油贸易方式或者2008年之前的铁矿石长协贸易方式类似。
不过，国际天然气现货市场也在逐步兴起，目前欧洲天然气供应中约1/3来自现货市场。美国则已开始加入现货天然气出口国行列，2011年5月，美国能源部批准了Cheniere能源公司向“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国家”出口天然气，这是美国40多年来首次允许本土企业出口天然气。
与国际现货天然气市场的初露峥嵘相比，天然气期货贸易方式业已发展成熟，只待伺机扩张。
目前，北美天然气贸易量超过50%采用期货交易。在欧洲，产自北海的天然气及来自北非的液化天然气也在伦敦洲际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
纽约商品交易所在 1990 年推出世界上首个天然气期货合约，基于路易斯安那州亨利港（Henry Hub）16 组通往州内外管道的运输量，该合约成为北美天然气定价基准。天然气合约价格以美元和美分/百万英国热量单位 (MBtu) 计算，以 10000 个百万英热单位进行交易的合约为基准合约，以2500 个百万英热单位进行交易的则为E-迷你期货合约，E-迷你合约为现金结算，基于标准亨利港天然气期货合约的结算价。
除纽约商品交易所外，世界最大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天然气期货合约还包括天然气期权、跨期价差期权、平均价期权以及现金结算的欧式期权等。2011年2月，CME更进一步推出了液化天然气（LNG）场外掉期交易，LNG金融化的工具已经具备。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描述现在的全球天然气市场格局——
存在两大贸易体系：其一是以俄罗斯为中心，通过管道网向外输出天然气的“陆权”体系，该体系的贸易框架是长协框架，结算货币是美元为主，但在积极追求使用贸易双方本币结算。其二是以美国和中东为主要出口国，以海路连接天然气消费国的“海权”体系，该体系的贸易框架是现货贸易为主，结算货币是美元，并积极追求扩张天然气期货贸易。
存在两大消费中心：东亚和欧洲。
两大消费中心东亚和欧洲都有着倒向某一体系的选择机会，而一旦选定了彻底倒向某一体系，都会根本性地改变整个格局。
在明确这个基本态势之后，其实下一个重要问题也就基本呈现：中国可能将成为决定这场大博弈谁胜谁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的“衢地”之位
中国在全球天然气大博弈中所处的位置，可用《孙子兵法》中的“衢地”来比附。《孙子兵法·九地》篇说：“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意思是说，一块地处在博弈各方中间，谁前往的路都是通的，而谁先得到这块地谁就能够“得天下众”的，叫做衢地。
在天然气大博弈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正是这样一处“衢地”：东接海权，西接陆权。
目前，中国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工程院《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预计，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将超过50%。而中国的天然气消费才刚刚起步不久，中亚天然气管道也只是2010年才完工供气。中国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建设也处在起步阶段，仅有约10万公里长度，而相比之下，面积稍小的美国却超过120万英里（接近200万公里）。因此，倒向陆权还是海权体系，远非大局已定，而是需要抉择的问题。中国处在一个需要思考如何抉择的时刻。
这种抉择从直接的角度而言，是工业体系布局问题：如果日后更多从海路进口天然气，那就要多投资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随之而来的就是化工厂要多在沿海布局，由此新建工业企业也还是得向沿海集中；如果日后更多从陆路进口管道天然气，那化工厂的布局就要沿着天然气干线规划，可以多在西部选址，由此新建工业企业就会更多地走向西部。
但是如果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主要来自南海周边如印尼以及西部陆路中亚、俄罗斯这样的近邻区域，而美国尚未开始对中国出口天然气，中国的选择就是一个需要研判全球形势而定的问题了；而中国的决定又将根本性地决定国际关系格局走向。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推区域就是东南亚。这意味着中国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天然气潜在地存在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选项。目前，阻碍这一选项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的战略东移，美国将其战略重点转向西太平洋地区，其战略目的是强烈指向维护美元在国际能源贸易中惟一结算货币地位——现在世界最重要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贸易路线之一，就是从中东出发经南中国海到中国、日本、韩国。
如果中国选择倒向海权体系，那结算货币将是美元，人民币将无法变成能源结算货币，这就会像欧元无法建立石油欧元体系、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一样。
在西部管道天然气方向，如果欧盟能够成功实施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计划，而中国又倒向海权体系的话，那么一个贯通欧亚大陆的美元结算的天然贸易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全球天然气贸易体系将如同像石油一样被美国主导，在纽约或者芝加哥进行期货交易。
这样的情境下，还需要考虑中国的工业体系依然会是沿海为重心的，并且美国将有较强能力实施全球工业体系重新布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依然会被他人安排。
而如果中国选择倒向陆权体系，则会形成全球陆权对海权的大对抗格局。如果俄罗斯和伊朗能够阻止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那么世界上大部分天然气资源就不单是集中在中国西邻，而且被里海-伊朗与海权体系隔开。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6倍，人民币在这个体系中的话语权将会非常重要。
身处“衢地”应怎样行事？《孙子兵法》给出的建议是“衢地则合交”，意思是应与邻国联合，形成同盟。
 
会出现“天然气货币联盟”吗？
在当前全球天然气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天然气市场还存在地域分割的情况下，各区域天然气价格相差很大。
从图7可见，2010年，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大体为每百万英热单位4美元，而作为亚洲天然气进口价格风向标的日本液化天然气到港价则在每百万英热单位9~11美元。2012年初，这种价差进一步拉大：2012年1月8日，日本液化天然气到港价为每百万英热单位15.9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亨利港天然气期货价则跌破每百万英热单位3美元。
如果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持续大大低于东亚，那么当美国向中国推销低价天然气，我们将面临一个非常诱人的选择。不过好在当前中国天然气基础设施还相当薄弱，这种低价之诱惑，也是我们建立天然气管网体系的良机。
但是与此同时，应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天然气双边本币交易，这也是应对全球大格局变化的需要。
目前全球最大的趋势性变化是：工业体系密集在东亚，随着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工业网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展；在欧亚大陆西端，工业网在从密集地德国向东扩展，逐步与俄罗斯连接，也就是说，在欧亚大陆，工业网正在从两端向中心扩展。而在德国以西区域如西欧以及中国以东区域如日本、美国，工业实际上在走下坡路。
如若顺应天然气能源兴起的大趋势，沿着欧亚大陆横轴方向，建立一种天然气为基础的货币联盟，则一个足以取代美元霸权的“陆权货币同盟”将会出现，而中国将是其中“体量”最大、最有机会获得优先发言权的国家。
这样一个“天然气货币联盟”会出现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