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地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指责为重商主义，但实际情况却与之背道而驰：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严重违背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由贸易和大力引进外资政策是重商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而贱卖自然资源和黄金流失则更使重商主义者错愕不已。至于贸易顺差，它只是金本位时期重商主义政策的特征，而在美元霸权条件下，追求贸易顺差则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责中国政府实施的是掠夺性的重商主义政策，这种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贼喊捉贼的目的。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变革呼唤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革命：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大力发展高端产业、禁止资源出口、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通过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　　

关键词：美元霸权；重商主义；出口导向型经济；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指责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重商主义的。特别是　2009年12月31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其专栏文章《属于中国的新年》中把这种谬误推向了高潮，他指责中国政府“遵循重商主义政策，人为地将贸易顺差保持在高水平”，并称“这样的政策是掠夺性的，”以此为基础，他呼吁世界各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不幸的是，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他在中国的反对者，都被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重商主义的错误批判所误导，在认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澄清这种错误，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首先为富国强民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正名，然后论证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如何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最后则扼要讨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革命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　　

一、流行的错误看法完全抛弃了重商主义的实质　　

在经济思想史中，曾经存在着两种对重商主义针锋相对的评价：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重商主义把金银或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追求贸易顺差是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甚至唯一目标，这种看法被目前的经济学教科书所采纳；而另一种评价则对重商主义持赞赏态度，其代表人物是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领袖古斯塔夫·施穆勒，后者还曾专门写了一本对重商主义高度评价的著作，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和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对重商主义也持肯定态度。长期以来，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妖魔化的评价就一直占据着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位置，但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为重商主义平反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著名演化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史家埃里·克赖纳特以及著名经济思想史家拉尔斯·马格努松，[②] 这种思潮复兴并发展了李斯特等人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评价。　　

李斯特指出，把重商主义指责为对别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多卖出和尽可能少地少买进“并不能获得事实上的印证；不论就科尔伯特或就英国从乔治一世以来政府的施政方针来说，都不能说他们对于贵金属输入这一点的重视是超出了合理程度的”。[③]笔者认为，所谓没有超出合理的程度是指重商主义强调一国要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在这重商主义时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在当时金本位制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由黄金结算的，国内发行的硬币是以黄金作为基础的，如果长期发生贸易逆差，就会导致黄金外流，这不但将导致本国货币的对外贬值，更严重的是将产生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和资本短缺，从而使商品生产无法扩大，生产、就业和消费都会萎缩，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之中。相反，贸易顺差所产生的黄金流入可以使盈余国增加更多的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而由黄金流入所导致的本国货币升值不仅使进口原材料更便宜，而且企业如果要保持或增加出口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将带来更多的黄金流入，从而使生产、就业和消费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由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但是如何保持这种由黄金流入所代表的贸易盈余呢？正如意大利重商主义者伯特罗在1589年指出的，“工业的力量如此强大，西班牙即秘鲁的金矿和银矿都比不上它。意大利是一个没有金矿和银矿……的国家，法国也一样，但这两个国家都因为工业而拥有大量的金钱和财富”，[④]这也就是说，对重商主义而言，真正的“金矿”是制造业。因此，重商主义者提出了三大政策主张：第一，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第二，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制成品；第三，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借助国家力量比如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并防止外来势力对国家战略的干预。因此，李斯特指出，这样一种经济政策体系和学说无疑是“工业主义”的，亚当·斯密把它错误地命名为重商主义实在是令人费解。而按照李斯特的看法，亚当·斯密妖魔化重商主义的秘密就在于“踢掉梯子”，目的是防止落后国家在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后通过模仿英国的重商主义而成为其竞争对手。　　

只要具有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重商主义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西欧各国竞相采纳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西欧各国群雄并起、争霸西欧的时代，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的，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奋图强的阶段，对后来政策的构成和经济本身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这些）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混在一起，统称为重商主义，[⑤]经济史确凿的史实也说明，英国从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年工业革命完成时，一直都在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因此，重商主义不仅是英国崛起而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诞生的基本原因，这也就是说，没有英国的重商主义也就不会有改变世界的所谓产业革命。因此，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妖魔化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　　

那么，重商主义为什么要抓住工业而不是农业呢？原因就在于在当时，工业的创新机会窗口大，具有最高的进入壁垒，因而是收益递增的，而农业则很少有创新机会，几乎没有什么进入壁垒，因而是收益递减的。那么，重商主义又为什么强调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制成品呢？这是因为相对于原材料生产而言，工业制成品包含着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润、更长的产业链、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因此，英国在其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一直都在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出口并实施工业保护。在重商主义看来，只要抓住了工业，贸易盈余才能得到保证，换言之，贸易盈余是工业领先的表征而非本质特征，这是重商主义不遗余力地保护并大力发展工业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赖纳特指出，“重商主义政策是一个国家从贫困到富裕的必由之路，它是从1485年的英国到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所奉行的经济政策。”[⑥]但是，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却走的是一条与之相反的道路。　　

二、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怎样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　　

1.美元霸权条件下的贸易顺差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在金本位制条件下，由于国内工业的强大，所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可以成为扩大规模经济并带动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动机之一，（适当的）贸易顺差就成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表现。但是，由于布雷頓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崩溃并没有改变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因此，美国政府就蓄意地以国际收支赤字作为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工具。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需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的工具，这只有在美国连年保持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才能把大量美元注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而美国的贸易盈余将回笼美元并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因此，美国政府发现，只有在保持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美国才能够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　　

为了使上述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美国政府不仅大力地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还蓄意地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因此，美元霸权就彻底地颠覆了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和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逻辑，中国通过贸易顺差换取的大量美元不仅不能在国内使用，反而却由于外汇占款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而这些不断积累的美元储备却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而不断贬值，从理论上说未来将变得一文不值。显而易见，美元霸权条件下的贸易顺差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但克鲁格曼却对美国政府蓄意利用美元霸权掠夺中国财富的现实视而不见，反而却倒打一耙，指责中国政府实施的是掠夺性的重商主义政策。这说明，克鲁格曼的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贼喊捉贼的目的。　　

2.中国的贸易结构严重违背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　　

重商主义政策之所以成为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日本韩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原因就在于重商主义反对落后国家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强调高创新率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对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之前，为什么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国家致富的关键呢？原因就在于在那时，由于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因此，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他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贫困境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同样的道理, 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作为国际分工新形态的出现,发达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可以通过诱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报酬递减的产业价值链低端而自己却牢牢地控制住产业价值链的报酬递增部分，同样也能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因此，当代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欠发达国家的英、德、美、日之所以能够相继崛起，本质上并不在于他们抓住了工业，而是在于抓住了隐藏在工业背后的本质：只有抓住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国家才能致富；否则，国家将陷入贫困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基本原则。而我国遵循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进口产业价值链高端产品，出口报酬递减的低端产品，这严重地违背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走的是一条专业化于贫困的道路。　　

3. 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外资政策与重商主义严重冲突　　

重商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它之所以强调保护民族产业、反对自由贸易并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本国市场，原因就在于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由于高附加值和创新机会窗口大的民族产业非常弱小，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主义，扶强抑弱的国际自由竞争就将使其无法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今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无一不是通过保护主义而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这种保护主义包括两个方面：高关税贸易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在高关税保护方面，英美堪称楷模；而在排斥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读过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人都知道，英国在崛起前曾与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而美国在19世纪对外国直接投资甚至采取了仇视的态度，以至于1913年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⑦]　　

反观我国，在贸易关税方面，1993年的进口关税为39.9%，但在加入WTO 后，“我们的关税总水平现在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是39%。我们的非农产品关税水平是9%，而全球是29%。我们的农产品关税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现在是60%。”[⑧]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最需要贸易保护，特别是需要保护我国的高端产业和知识密集性服务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量低端产品过剩，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我国却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而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对其危害从不设防，自1993年以来，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其结果是：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报告，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今年又出现了有关中国大量产业有可能被外资控制的频频报道：《流通业主渠道盛世危言：外资已占60%》、《外资控制我2/3信用评级市场》、《中国粮仓的钥匙决不能让外资抢走 》……，这种状况怎能说我国是重商主义的呢？　　

4. 中国贱卖自然资源和黄金流失使重商主义者错愕不已 　　

重商主义的一项基本准则是限制和禁止自然资源出口，乔塞亚•塔克提出了如下重商主义原则，“出口品税率的高低应与其加工制成的程度成反比，直至绝对禁止原料的出口，而进口品税率的高低应与其加工制成的程度成正比。”[⑨]在英国通过重商主义而崛起的过程中，政府一再颁布原材料出口禁令，例如为了发展当时作为国际竞争中支柱产业的本国羊毛纺织业，政府制订了严刑峻法，它曾经规定：除“羊毛之外，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法律的实施十分严厉，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被处死’”。[⑩]英国还曾把限制羊毛出口作为政治武器和打进竞争对手的武器，据分析，佛兰德作为欧洲纺织品霸主地位的丧失就与英国的原材料政策有关。　　

将中国指责为重商主义，无疑将使重商主义者错愕不已，因为我国贱卖自然资源和黄金流失的情况恰好与重商主义的黄金和自然资源政策截然相反。据报道，在金银方面，我国实际上的政策是限制金银进口，鼓励金银出口。进口金银要有人民银行的批件，还要收17%的增值税；进口半制成品类黄金，均征收50%的进口关税；而出口金银，却无任何关税。[11]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贵州、云南、辽宁等多个世界级的特大型金矿已经被外资所控制。在自然资源方面，我国珍贵的稀土资源被贱卖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国的稀土出口曾经便宜到每公斤价格仅18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价格竟高达每公斤1000美元，价格相差280倍。我国是自然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但许多资源如煤炭、木材和有色金属等却被大量地廉价出口，被许多国家作为战略物资储备起来。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呼唤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革命　　

本文的讨论旨在说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不是重商主义的，反而却是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的。与重商主义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和比较优势原则、严格限制和禁止自然资源出口、通过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大力扶植本国高端产业的做法相反，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则具有如下特征：自愿放弃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坚定地捍卫自由贸易，大量引进外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专业化于以廉价劳动力和耗竭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并放任自然资源的自由出口。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中共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严峻局面。　　

要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就必须解放思想，从根本上破除对重商主义和内向型经济根深蒂固的错误偏见。重商主义与外向型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这从因继承重商主义遗产而在1894年实现成功崛起的美国经济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如赖纳特指出的，“自1791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重商主义的核心原则支配美国经济长达一百多年之久。在那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著作的标题都证实了重商主义是其思想的源泉。”[12]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著作就是由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撰写的，正如维基百科在谈到决定美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制度”时指出的，“美国制度是以汉密尔顿的‘美国学派’思想为基础提出的一种重商主义经济计划”，[13]而由汉密尔顿开创的美国学派则指导了美国经济的崛起，[14]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比较优势、提倡贸易保护并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长期贸易逆差，只有在1876年之后，这种贸易逆差状况才开始被逆转，这再次证明贸易盈余并不是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二，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不高，长期保持在12%-14.1%之间，这说明美国经济崛起的过程是通过内向型经济而非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的。　　

其次，要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实现经济政策体系的重商主义革命。既然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既然重商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落后国家的必由之路，那么，我国就必须改弦更张，推动我国政策的重商主义革命，在这方面，美国在19世纪通过内向型经济而崛起的成功经验就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以保护主义和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才是其经济崛起的正确道路。为此，我国就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从根本上扭转由于低端产品大量过剩而导致的对国外市场严重依赖状况。在实现了这种调整之后，我国就可以从自由贸易政策彻底地转变为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外则严格限制甚至禁止资源出口，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并大力支持高端产品的出口，扭转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和出口低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高端产业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通过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