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坚持党管经济、抓中心，为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把关定向，是命运攸关的重大原则。正处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不但多年积累的矛盾问题凸显，而且国内外别有用心的势力勾联，企图借机推动经济私有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上名存实亡的不归路。今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笔者的评论文章：《昆仑岩：经济改革需处理好八大关系》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5/3937430.html

    报上只载要点，全文另发如下：

正确处理经济改革发展的“八大关系”

昆仑岩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但多年积累的矛盾问题凸显，亟需有效解决，而且国内外别有用心的势力勾联，企图借机推动中国经济私有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上名存实亡的不归路。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坚持党管经济、抓中心，为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把关定向，是命运攸关的重大原则。笔者认为，依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党在经济工作指导上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八个重大关系：

    一要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关系。既要积极引导各种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起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发展，又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保国有经济能够有效控制国防科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水电气等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如何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有必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做出科学界定，以便工作实践中准确把握。不能把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发挥主导作用，都看成垄断而否定。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例，而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发挥更重大的作用。像铁路这种国家内陆战略动脉，只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如果不由国家控制，放开市场竞争，允许铁路私有化，后果不堪设想。欧洲国家在私有化、自由化浪潮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即便这样目前仍保有相当高的国有化程度，国有经济在许多重点经济部门处于支配地位，国企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一般都在20%以上，法国占27%。而我国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资本占比，都发生颠覆性下降，2008年末在全国企业资产中国资仅占23％。中国作为处于后起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总体上只能提高，不能再降低，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毁于一旦。

    二要正确处理国企改革与国资做强的关系。近年实践证明，我国仅存不多的大型国企，在推进改革开放、维系国计民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支撑国家经济战略发展大局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重大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是要搞掉国有企业，而是要搞好国有企业，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竞争力和控制力。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效益，规范行为约束。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求，确保国有资本在重要骨干企业有效控股和保值增值，支持重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和国际竞争中的主力军作用。严禁以改制为名放弃国资控股权，改变重点国有企业性质；严禁变相低估和贱卖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三要正确处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政府放权、转变职能，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客观需要，但绝非党对经济工作、政府对市场运行可以放任不问、撒手不管。现代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不是万能的，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从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惨痛教训中反复强化的共识。因此，政府只有管好不该由市场管而该由政府调控的事，才能放手让市场管自己能管好的事，而绝不能迷信市场，重蹈覆辙，等市场经济运行出了大乱子，才来收拾烂摊子，让国家资本为外国资本、私人资本买单。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计划指导和政策引导，确保国家能够自主有效地掌控和运用财政金融工具，切实搞好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时纠正市场偏差，平抑市场波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健康发展。

    四要正确处理竞争促效与共富为民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目的和前提。由于资源禀赋及客观条件的差异，市场竞争难以让不同的人获得均等的致富机会，也无法自动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一方面努力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发展机会，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投资、经营致富，促进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积极完善公平的财富分配激励机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突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重点提高劳动报酬，抑制暴利聚富，着力改善民生，提升社会成员共富水平，从根本上保证效率持续增长。那种从富人利益出发的“不均贫富均机会”的主张，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二次大战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为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的高税率、边际税率曾达到80%，英国甚至达到90%。直至目前，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全国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最近法国议会批准，从2013年开始对个人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部分征收75%的富人税。必须承认，近年我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及改革成败的严重程度。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既有利于广大群众增加收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积极性，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合理增长，有效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优化发展。

    五要正确处理扩大开放与自主发展的关系。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们有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着眼本国战略发展需要不够，为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服务不够，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不够。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流和融合，必须为振兴本国经济、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服务。离开了发展自己之宗，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进而引进，为融合而融合，甚至为了所谓政绩，为了一己或局部利益，置国家战略大局和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到头来只会得不偿失，“为他人作嫁衣裳”。要坚持面向内需、发展自己为主，国内市场应当主要为扶持本国经济服务。中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机会，这是最可贵的“国家资源”，因此一定要统一政策，在有选择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优先保证和支持本国先进技术和民族资本发展。外资在中国市场应进入平等竞争阶段，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而不应继续享受种种特殊优惠的不公平的超国民待遇。在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中，要保持对外国资本的高度警惕，科学规定和严格控制外汇使用方向，严防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和重要产业被外资控制甚至垄断，坚决防范里外串通暗箱操作，防范各种陷阱风险和战略失误，确保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不受损害。

    六要正确处理发展速度与发展环境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扭曲的政府行为引导下低水平高能耗产业盲目扩张、发展环境恶化、结构失调加剧的必然结果，这标志着以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现在正处于转型的紧急关头，绝对不能一看速度放缓，就心里发慌，旧病复发，重走老路。以往的教训反复证明，没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和结构，用饮鸩止渴的办法应对经济减速，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使经济提速效果越来越差，累积的负面效应越来越重。因此，当前尽管需要努力克服困难，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保证社会就业和收入增长，更重要的还是要下决心革故鼎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环境。要自觉运用倒逼机制，把“缓增长”变为“调结构”的发展转机，着眼战略全局和长远需求，推进经济结构转变和品质提升，把生态、资源、科技等发展环境条件建设作为战略重点和硬指标来抓，用几年时间踏踏实实做点事情，使中国经济发展站到新的起跑线上。

    七要正确处理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的关系。这些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使国家具备了举世可观的实力基础，在改善国计民生和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了规模优势，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又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先进的技术优势。一个对外国技术依存度高达60%以上的国家，经济规模的增长是非常脆弱、经不起打击的。要真正把占领核心技术制高点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瞄准世界科技革命前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重点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步伐，为早日实现“中国梦”打造坚实的科技实力基础。

    八要正确处理权力行使与权力约束的关系。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必须接受人民民主法制的监督和管控。权力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腐败。建设法治政府，不但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使指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职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同时，还必须强化对各级政府权力行使的依法约束，改变政府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法权无边、不受制约的状况。政府出台重要的经济政策、法规和改革举措，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投资，国有资产、资源和财富的变更与处理等，不能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党的经济方针政策，并提经党委集体研究同意后，提交人大专题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政府的用权行为，必须接受党和人民监督，接受司法机关监督和裁处。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