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尽管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已经传达中央领导精神，指出涉案人员属个人问题，但中石油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拆分中石油的舆论也再次涌起。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拆不拆倒是其次，更多人是将矛头指向了国企垄断和政府管控。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一向反对大政府，将自己不喜欢的体制树为“大政府”予以批评，而这些人往往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亚当斯密和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传人自居。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或是没看过，或是没看懂，或是打着这些人的幌子，宣传自己的主张，反正这些人的主张跟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完全相反。
在西方经济学中确实存在排斥政府的传统，在早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在近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但我们要看清他们排斥的理由，这两个人批判政府的理由是差不多的。
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但是《国富论》读完之后就会发现它不是你所想的，《国富论》里面从头到尾谈的一个观点和马克思所主张的一模一样。亚当斯密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家的贪婪，是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驳击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同时帝国主义本身的人民也被剥削。因此从他的书里面看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之父，他是社会主义之父。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亚当斯密还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
要解释这一点必须还原当时的社会。当时资本家勾结政党联合欺压老百姓，他们是怎么欺压的?资本家联合议员制定很多剥削劳动者的法律，比如最高工资法，而不是最低工资法，就是工资不能超过多少钱。为了反抗这种立法，亚当斯密就提出一个新的思维——“看不见的手”。他说政府包括国会议员不要干涉经济运作，你们不要随意乱立法，不要打击老百姓，因为这个社会有只看不见的手，你会让每个老百姓在不约束他们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才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会得到一个整体的利益。他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追求全体人民的利益。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亚当斯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学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而是为了不让资本家通过制定恶法剥削工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马克思是相同的，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
弗里德曼在其最著名的著作《自由选择》的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也大力批判西方政府体制，他有一个标题就是“为什么特殊利益占优势?”
弗里德曼提出西方各国政府未能达到它们所宣布的目标，所以反抗大政府。他在《自由选择》中这样描述：“每当我们来到我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都对集中在这个城市里的巨大权力惊叹不已。漫步在国会大厦，我们很难看到那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和一百名参议员，因为这里有一万八千名政府雇员，平均每个参议员约有六十五名雇员，每个众议员约有二十七名雇员。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后经常跟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国会大厦里串来串去，伺机施加影响。”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联邦政府雇用着近三百万文职人员(不包括穿军服的武装力量)。有三十五万人以上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郊区工作。还有无数人间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们的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名义上的私人机构。另有一些人被劳工组织或资方组织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雇用，这些组织或集团都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总部或者至少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华盛顿是政府所在地。
在美国，权力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小块。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试图尽可能地把它们的手伸到力所能及之处，而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权力。其结果是，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脚踏两只船。
他还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例如，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我们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我们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
在一座大楼里，工资与物价稳定委员会正在加班加点工作，试图用软硬兼施、连蒙带吓的方法迫使企业家降低产品价格，并用同样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楼里，农业部的某些下属机构则正在执行各种计划，以维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在另外一座大楼里，劳工部的官员们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正在确定所谓“普遍实行的工资”，以此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率。
弗里德曼认为权力的分散和各项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于民主制度的政治现实，这一制度是通过制订详细而具体的法律而运转的。其实这也是分权制度的主要特征，他对分权制度的批判是，这样一种制度往往把过大的政治权力赋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团;往往比较重视政府行动的明显的、直接的和即刻显示出来的效果，而不重视政府行动的可能更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间接的和迟缓的效果;往往为了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
可见弗里德曼对西方政治制度最反感的地方是政府不能为全民办事，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政府不服务于“普遍利益”，而只为利益集团办事，也就是“特殊利益”。
他比喻到，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无形之手，其作用恰好与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利益的人们，受这只无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进了并非他本意想要促进的特殊利益。弗里德曼的这些批判与现在国内外常见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也简直是如出一辙，如果不系统了解弗里德曼的全部思想，而只看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批判，肯定也会认为弗里德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其实，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都差不多，他们并不反对政府本身，而是反对政府不服务于“普遍利益”，而只服用于“特殊利益”的“被绑架”的政府，他们反对政府是基于西方多党制、分权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等现实民主的无效性，而如果一个政府能够服务于普遍利益的话，这两位学者不仅不会反对，肯定会大加赞赏。
而无论是亚当斯密对西方政府专门制定违反底层利益法律的精辟发现，还是弗里德曼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分散导致了利益集团崛起的深入见解，其实都是对具体体制的反对，而不是政府本身。
而中国的政府完全相反，中国不是分权政府，而是集权政府，是以高效著称;中国的政府服从民意，而西方只照顾利益集团的做法，这是区别。而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也让利益集团很难绑架政府，因此将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反政府的主张盲目套到中国是错误的。而中国政府无论是修高铁，还是拯救经济危机，还是建立全民社保、制定最低工资制度，都是在为弗里德曼所说的“普遍利益”服务，即使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本人也不会反对的。这也难怪知名学者秋风在注意到这一现象后，骂他们是教条主义者。
更加奇怪是，中国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其目的反而是在追求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所批判的体制。这更是对以上两位经济学家最大的误解，而中国经济学以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名义行事更是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羞辱。
当然，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因为对西方政府的彻底绝望就发出极端主张，其结果也必然不好：首先，市场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离开了政府，市场根本办不到;其次，西方政府虽然存在被绑架的现象，但经过社会大众长期的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最终还是可以部分实现为普遍利益服务的目的。比如亚当斯密反对的“最高工资法”早已废除，西方各国早已建立了“最低工资法”。而亚当斯密最痛心疾首的工人贫困现象在全面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后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亚当斯密最痛恨的资本家贪婪在各种劳工保护法案被通过过也得到了极大的限制。
因此尽管政府存在各种缺点，但抛弃政府的结果必然是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