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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石油和危机

作者:王强   来源:《新金融观察》  

  阿拉伯人的“石油武器”

  石油第一次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发挥威力是在40年前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40年前,阿拉伯人在斋月里突然对以色列发起的那场战争,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能源危机,也导致了后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能源战略变局。

  1973年10月6日,是阿拉伯人斋月的第10天,也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突袭以色列,意在夺回在“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同一天,叙利亚也对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起了猛烈炮击。第四次中东战争被点燃。

  战争最终虽然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失败结束,但战争初期,以色列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突袭下显得很被动。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不得不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美国开始为以色列大规模空运武器并大幅度增加对以色列的资金援助。

  美国的举动震怒了阿拉伯世界,并促使本来亲美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转变了拒绝使用石油武器报复美国的立场,与阿拉伯石油主产国一起开始采取石油减产、石油禁运、提价和国有化等手段打击亲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

  1973年10月16日,以阿拉伯产油国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关于油价的会议,之后,它们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美元,涨幅高达70%。

  第二天,欧佩克的10个主要阿拉伯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等在科威特召开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10个国家联合发布公告称,各国10月份的石油产量将在9月份的基础上削减5%,而且以后每个月再降低5%,直到以色列从1967年6月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

  当天晚上,阿布扎比率先宣布减产12%。10月18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减产10%。到10月22日,绝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都已宣布减产,且减产幅度都超过了科威特会议上所规定的5%的指标。

  在科威特会议期间,沙特、科威特等国家的外交部长曾赴美国督促其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警告美国如果仍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将对美国开始石油禁运。但当时已经深陷“水门危机”中的尼克松并未在意阿拉伯国家的警告,相反在10月19日宣布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一揽子军援计划。这进一步震怒了阿拉伯世界。

  同一天,利比亚就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部石油禁运。10月20日,沙特也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短短几天时间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纷纷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由于荷兰政府采取敌视阿拉伯世界的立场,为美国对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提供方便,阿拉伯产油国家也同时宣布对荷兰实行石油禁运。

  阿拉伯产油国与欧佩克其他成员国还大规模提高了国际油价,到1974年1月,国际油价上涨了四倍;阿拉伯产油国还通过国有化手段打击美国公司的利益。伊拉克在1973年10月7日就宣布把美国埃克森和莫比尔两家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巴士拉石油公司联合拥有的股份收归国有,10月21日,伊拉克又宣布把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中属于荷兰的股份收归国有。1974年初,利比亚也把美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全部财产和股份收归国有。

  10月20日凌晨2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正坐在一架由美国飞往莫斯科的专机上。他此行的目的是试图与莫斯科讨论关于以色列的停火方案。在飞机上,他获悉了阿拉伯世界的报复计划。他骂道,这简直是“政治讹诈”。虽然愤怒,但他明白,战后的石油秩序至此寿终正寝了,一个危机时代正在来临。

  石油武器的威力

  其实,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也采取过切断输油管道、封锁苏伊士运河、减产以及针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等措施,但由于当时世界石油市场供过于求,且阿拉伯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并未对美国等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但时过境迁。1973年时,西方工业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剧增,对外的石油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石油作为“政治武器”的时机已经成熟,阿拉伯国家也开始认识到手中拥有石油的重要战略价值。

  事实也证明,石油武器威力巨大。

  石油禁运后,美国12%的石油供应受到影响。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由于石油禁运,“我们正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能源不足时期。”

  石油禁运令美国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石油禁运后,全国两万个加油站被关闭,在很多大城市,等待加油的汽车排成长龙;每天平均有300个航班由于燃料油紧张而被迫取消。危机还进一步打击了美国汽车产业,1973年底,通用汽车不得不裁员8.6万人。石油短缺也冲击了美国的化工、塑料、橡胶等重化工业以及日用品等产业,消费品价格也大幅度上涨,美国人充满了恐慌和抱怨。

  后来的数据显示,1973年和1975年之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6%,工业生产下降了14%,失业率翻了一番,达到9%。

  欧洲国家也遭到了严重打击。威廉·恩道尔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石油战争》中说,在西欧,油价上涨的冲击和禁运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一个一个国家相继感受到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破产和失业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威廉·恩道尔写道,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为节约石油进口成本进行最后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机的影响导致德国赫尔斯塔银行倒闭,德国马克陷入危机。1974年,估计有将近50万德国人由于石油危机而失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8%。危机带来的影响使德国基础能源价格突然增长400%,对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键产业如钢铁、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受国内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其顾问根舍·纪尧姆涉嫌东德间谍活动被曝光,维利·勃兰特政府倒台。

  亚洲的日本更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石油禁运引起的担忧触发了一连串市场的恐慌。出租汽车司机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游行,家庭主妇急忙抢购囤积洗涤剂和卫生纸。卫生纸的价格涨到原价的四倍。1974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下降,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由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使日本面临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形势。”

  发展中国家更难以避免掉入泥潭。以印度为例,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但到1974年,印度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其外汇储备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也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正好与国际油价上涨的四倍一致。

  一些意外的结果

  石油禁运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工业国的心理打击更是不言而喻。此次危机动摇了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认为石油资源可以无限、无障碍供给的能源消费信念,而这种信念早已经根植于美国人的经济模式和日常消费之中。石油危机后,美国人不得不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消费习惯。

  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政府推出了一个“能源独立计划”。该计划称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能源消费上大手大脚了;该计划还要求联邦政府、国会和各州在节约能源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呼吁美国科学界在发展以核能为中心的替代能源领域发挥更大的创造性和决心。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到1980年实现能源独立自给。

  1975年,卡特政府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改善国家能源状况的具体措施,并且在当年12月通过了《能源政策和节能法案》,目的是通过价格手段鼓励国内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和汽车燃油效率。

  1975年,美国还首次对汽车燃料效能提出要求,要求在1985年前将轿车和轻型卡车燃料效率从每加仑13英里左右提高到27.5英里和17.2英里。这一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到1987年,美国轿车的平均燃料能效上升到每加仑26.2英里。

  1973年石油危机对于美国能源战略影响的另外一个关键性结果是实行封存国内资源的战略,加强了战略石油储备。现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量可供美国在紧急状态下使用99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

  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制度也起源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危机后,发达国家联手成立了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纷纷建立石油储备体系,以应对石油危机。

  1973年石油危机在连带遭受禁运的荷兰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石油危机动摇了荷兰人对于汽车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信念,这迫使荷兰政府投资改善自行车骑行的基础设施。BBC驻海牙记者安娜·赫莉甘在一篇专门的报道中说,荷兰的城市规划人员开始与以汽车为中心的道路设计理念分道扬镳,这种理念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城市化过程中都是被追捧的。

  更关键的是,在遭受石油禁运的袭击后,全球工业国家对可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新技术的渴望第一次那么一致性的热烈。短短几年,太阳能、风能、生物质发电、水能以及自然热能等纷纷被提出,并开始进入各国政府的能源发展政策报告中,大量的资金也开始投入这些全新的领域。对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以及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人类寻找替代能源的步伐正在加速之中。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财经专栏作家)

  其实,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也采取过切断输油管道、封锁苏伊士运河、减产以及针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等措施,但由于当时世界石油市场供过于求,且阿拉伯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并未对美国等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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