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343”发展改革方案——我所理解的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的中国经济》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在阅读我的老朋友史正富新著《超常增长》时，受其启发，我认为其思想可以概括为包含“三维市场体制、超常增长的四大支柱、三项战略性改革建议”的“343”发展改革方案。
史正富的“343”方案是在解释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与“383”改革方案有不谋而合之处，更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本文的前三部分分别评述史正富“343”方案，第四部分是小结，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探索描述中国客观现实的概念与范畴，有利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三维市场体制
史正富将当前关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解释各种争论的核心分歧总结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成为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还是仍能继续推动未来的持续发展?更深一步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一个‘转型期’的过渡性安排，还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经济新类型。”[2]?
显然，史正富给出的答案是肯定性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一种“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经济新类型”，并且“仍然继续推动未来的持续发展”，并将之概括为“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三维市场体制”是史正富关于中国经济30年高度发展的最重要的描述性与解释性的基本判断，是《超常增长》中的核心思想。
与许多学者“中国改革正进入‘深水区’”的观点所不同，在史正富看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三维市场体制)已经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了转换基本框架的“深水区”，亟待进入“组织设计、流程再造”为主题的“专业功能区”。[3]因而，尽管在环境、资源、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医疗等领域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未来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进一步推动改革较之过去三十年要困难数倍，但真正的改革“深水区”是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经济制度基本框架的结构性改造和转换。因此，“未来的改革不是要拆除这一基本框架，将其退回到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二维结构，而是根据实践需要，对三维市场体制框架进行必需的配套制度建设”。[4]
史正富关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类型是三维市场体制”的基本判断，奠基于他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的努力：第一，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解放思想，破除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描述，“把实际存在的、而不是教科书上的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现行经济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和评价”;第二，阐明“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内涵和运行机制，理解它的内在张力和演进的趋势”[5]。
关于第一个问题，史正富关于“三维市场体制”的基本判断显然突破了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二维体系理论框架，与其他学者如林毅夫（比较优势）、钱颖一和许成刚（M型层级制）、张五常（县级政府竞争性）等人关于地方政府作用的解释有相通之处，但史正富的看法更加综合，更具特色。实际上，史正富的核心看法可以从《超常增长》扉页所引用顾炎武的话中管窥一斑：“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6]换言之，治理之难在于恰当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战略统筹功能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主动性，这也是史正富将“战略性中央政府”与“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体制”之二维的寓意所在。
较之前者，第二个问题难度更大且更为重要，机制研究是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关键。《超常增长》一书在“三维市场体制”的机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并且综合使用了邓英淘等人耗费毕生精力的前沿研究成果，以厘清中国超常增长的实践逻辑和未来趋势。通过机制研究，史正富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大支柱”，它们是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二、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四大支柱
在《超常增长》中，史正富把“三维市场体制”的运行机制综合概括为“四大支柱”——“四大特征性制度安排”，分别是：第一支柱，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参与者；第二支柱，国有资产资本化形成的新国有经济；第三支柱，超越公共财政的国家理财体系；第四支柱，超越短期宏观调控的国家发展管理。[7]
“四大支柱”展现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政策路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支柱显示出中国地方政府与西方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完全不同，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对地方经济发展绩效负有直接责任，并且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第四支柱阐释中国能够长期坚持经济体制的结构性转变和完善，超越政府短期宏观调控和政治周期，制定并实施国家级发展战略。
第二支柱涉及到产权与效率及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国内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公有产权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或者贪污腐败，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的西方世界，公有产权更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即使此次金融危机时，国有化成为非常流行的救市工具。索罗斯、格林斯潘思想比较“解放”，支持国有化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政策工具[8]，但认为国有化应是暂时性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危机过去后政府应出售国有股。索罗斯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我曾问他是否考虑过这样的情况，例如AIG被79%国有化，危机过去后是否可以只出售40%，而政府仍保留39%，索罗斯对这个想法非常惊讶，所有救市政策中他最支持国有化但坚持应是临时性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实践创新有利于推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界“解放思想”。[9]史正富认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应对标的只能是美孚、埃克森、BP这类公司，在产权制度上也应如此，“真实所有者的缺位”是其共同特征，这个量级的企业是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必要工具。这种观点从与西方超大型企业“求同”的角度来论证国有资本，有其合理之处，不过，这一论证还不足，应该继续往前推，尤其在政治哲学层面。“同一个‘产权明晰’的口号，可以包含着十分不同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10]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政治哲学应指导公有资本的产权安排和经营预算管理，例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兼顾”，“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其政策工具可以借鉴社会分红理论等。[11]这又涉及到公有资本与经济体系的一般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第三支柱——国家理财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维市场体制”的第三支柱超越了西方以税收和国债为支撑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新型国家理财体系，典型特征是形成“土地财政”和公有资产收益(“第三财政”)与税收、国债并存的国家理财体系。鉴于“土地财政”和公有资产两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理解史正富“第三支柱”理论的关键，接下来我将分别详细讨论这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理解“土地财政”？
由于高房价问题，人们对“土地财政”的看法偏于负面，认为地价推高房价，但地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理论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土地财政”在史正富的国家理财体系中非常重要，理解“土地财政”的关键是土地增值的归属问题。
在西方，由于土地私有，社会发展和城市开发中的土地增值归少数私人所有。在中国，由于土地公有，土地增值形成两大效应：一是土地农转非产生的巨大“原始增值”，成为地方财政运行的最重要依托;二是土地原始增值成为各地国有企业成功改制的最重要驱动因素。综合来看，“土地财政”的核心是土地原始增值的收益权，实现机制是地方政府的“城市经营”，经济基础则是国民经济整体的持续成长和发展。[12]中国能形成国家理财体系，恰恰在于土地公有与“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最早实践当属浦东开发时所创造的“土地空转，滚动开发”模式，是“浦东逻辑”的核心，浦东新区所创造的“土地财政”模式使得新区在前期开发资金和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浦东的实践被各地区进一步发展创新。现实中，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参观考察等方式建立相互学习的机制，并进一步创新运用到所辖区域的实践中。正如史正富所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成了经验积累与知识扩散的推动力量”。
理解与诠释“土地财政”的一种可能思想是亨利•乔治(1839-1897)的地租社会化理论。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在于“涨价归公”，由公共开发所带来的地租上涨应该进行社会化。史正富关于“原始土地增值的收益权是‘土地财政’的核心”的基本判断与亨利•乔治的思想相通。亨利•乔治用了“外壳”与“核仁”的隐喻来土地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土地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公有，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思想的核心，形成其地租社会化理论[1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在理论上进一步证明“亨利•乔治定理”，其核心结论可以表述为：“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14]
当然，土地地租“单一税”满足纯公共物品融资是在理想条件下的一种理论论证，是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理论延伸到现代公共治理领域的一种推演，“土地财政”的现实逻辑与实现机制远比理论抽象推演出来的要复杂很多。
中国一些地区正在试验建立统筹城乡的地票交易制度，这是在中国独特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用地指标不仅仅是一种土地管理指标，指标中内嵌了发展权，本身具有市场价值。地票交易制度实现了用地指标在全辖区范围内的跨期、跨地域配置，使得不仅城近郊区的农村居民而且边远山区的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在更大范围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而中国目前正在试验的地票交易制度，通过“地票”，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因而地票交易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制度创新，地票的收益85%归农民，15%归村集体，兼顾了“涨价归公”和“涨价归农”。河南正在实行的“拍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制度，也是一种地票交易的创新形式。[15]
“土地财政”是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一种实现形式，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进行开发权的创设、配置、交易、转移，实现土地增值，并探索“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涨价归农”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现实中，“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要求很高，因而各地的“土地财政”也可能出现很多失败案例。“土地财政”的理论研究应高度关注并长期观察实践中的案例，在与现实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深入领悟地方创新中的实践逻辑，并争取把“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进行理论抽象转化为显性知识。
在中国，土地是公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斯蒂格利茨“亨利•乔治定理”的思想继续往前，很容易想到包含国有企业在内的范畴更广泛的公有资产对公共物品的“融资”支撑作用。这将把我们引入到理解《超常增长》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以国资为代表的“第三财政”?
通过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管理形成的国家理财体系，是史正富“四大支柱”思想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西方的体系没有国家理财体系，只能被动依赖国债和税收，中国的体系中，在国债与税收“两条腿”之外，具有公有资产收益这样的第三财政。史正富认为，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财与西方公共财政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于“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政府从国家理财中获得的资产性收入，有助于降低税收压力，并可为政府对冲市场失灵提供资源和手段”。[16]史正富的上述判断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观察，各地实践中不乏现实案例。一些地区对国资作为“第三财政”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运用很多。他们将国资收益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有了这个第三口袋使得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教育。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即国资与税收、国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第三财政与整体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但我认为，他更重要的思想体现在其《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中。
米德思想的核心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反之，公共财政过度依赖税收或国债，则会损害一般经济效率。他认为，“就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来说，要得到预算剩余，必须提高税率，而……将对经济刺激产生不利影响。就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来看……政府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水平上依靠预算剩余，达到一定水平的公共储蓄。由此可见，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对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要比平均分配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更小”。[17]
公有资产对社会保障和民生的支撑作用则表现在公有资产收益可以有助于降低税率，并减少财政收入中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份额。“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18]
然而，米德并没有因为公有资产的积极作用而过度强调“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而是主张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点。“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19]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理解上述两个问题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土地财政”和公有资产收益是组成“第三财政”的主体，地租社会化理论可作为“土地财政”的思想来源，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理论可作为公有资产的思想来源，后者更具有一般意义，土地是公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是财产所有权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财政”可以降低公共财政对于税收和国债的依赖，对公共物品和民生有支撑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而非损害)整体经济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土地财政”应实践探索“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最佳结合点，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践探索多种所有制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国进民也进”、“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深刻地理解史正富的“四大支柱”。“四大支柱”是“三维市场体制”的机制支撑，从“四大支柱”的逻辑中，史正富又提出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超常增长的三大战略性改革建议。
三、三大战略性改革建议
史正富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超常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量是美元超发形成的国际超常购买力，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国际大循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国际超常购买力开始消失，这种以中国的“三低三高”和美国的“三低三高”为特征的国际大循环难以长期持续，且不利于中国[20]。未来中国保持超常增长的动力应来自中国战略与模式转型形成的国内超常购买力，为此，史正富提出三大战略性改革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消费、积累与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要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国内很多人支持的中国经济转型以消费拉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弥补美元超级购买力消失后的动力不足。尽管从长期来看，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适当下降是必然趋势，但史正富认为，基于中国特有的生态禀赋和地缘格局，从长远计，还必须倡导创业和奋斗，坚持投资和积累，在生态资产、环保建设、国土整治、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城镇基本建设、国防能力等多方面积累起足以保障国家长期生存发展的“家底”。[21]这是形成国内超常购买力的基本前提。
第二，打造百万亿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投向五项战略性生产要素[2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在生态环境领域主要依据的是邓英淘等人的“再造中国”方案。邓英淘与王小强、崔鹤鸣等人，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和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新发展方式理论与政策——“再造中国”。
“再造中国”是极富想象力的、中式“超爆魔鬼经济学”方案，但由于其扎实的田野调查，又非常具有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再造中国”方案包括塔里木盆地光热土水资源综合利用、溯天运河-西部调水计划、可再生能源计划等，每一项计划均可以成为战略性生产要素的投资与积累方案。例如，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总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5.1亿亩)，占全国沙漠面积的47.3%。根据邓英淘的估算，项目完成后，每年的核心产出包括约四万亿度净电能产出，300亿立方米淡水，300亿立方米苦咸水，可将塔里木盆地约四亿亩沙漠开发成良田、牧场、和林地，上亿亩可用苦咸水直接灌溉的菊芋及海蓬子等盐生植物，可制得2000-3000万吨高能燃料。溯天运河计划实施后，西线调水按年两千亿立方米计(黄河年流量在五百亿立方米左右)，可保证黄河常年径流量每秒达2500立方米，郑州到河口可通航10万吨级的船舶，西北、华北地区近20亿亩的荒地将可不再闲置，生态条件也将被逐步改善，溯天运河的水电火电合计装机能力在2.76亿千瓦，大约为三峡发电能力的十倍，且造价低廉。
史正富所建议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主要针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基础能力进行投资开发，并且具有经济可行性。他认为，战略基金的管理水平只要达到中等水平，就可以在未来的30多年内，形成长期稳健的投资计划，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国内超级购买力。
第三，政府再造——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史正富总结的“三维市场体制”容易让人误解为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可能过分干预市场。实际上，他提出“政府再造”改革建议，主旨恰恰是进一步理清政府的功能。他将过去30多年完成的改革总结为“创建市场”，今后继续改革的主题转变为是“政府再造”，目标就是“提升政府效能，提高廉政水平，使政府的运行与市场经济更加适应”。[23]例如，他的一项比较重要的改革建议就是建议剥离国家发改委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审批两类执行性工作，使其聚焦于国家级战略的研究规划和督导协调，使之真正成为管理国家级长期发展发展的关键机构。
近年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推进，流程再造和良治(good governance)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在提升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改革进程中，我认为，欧盟一直在推行的实验主义治理的机制创新应该重视。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政治哲学在治理领域的推进。实用主义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学，与中国渊源很深。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价值观的误解。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有直接关系。1919年5月1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杜威到中国访问，在中国的11个省做过讲演(当时中国只有22个省)，两年零两个月后才回美国。
“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赖和对两者的认识都不断在实践中深化。杜威强调不仅在给定的目的上不断探索不同的实现手段，同时在实践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变对原来目的的认识。未来中国的改革应不断调试自身的目标，不断寻找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对最细致、最精深的机制展开研究和学习。
欧盟的实验主义治理就是值得研究学习的机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查理斯•赛伯教授(Charles F. Sabel)、阿姆斯特丹大学乔纳森•泽特林教授(Jonathan Zeitlin)研究欧盟实验主义治理领域最重要的两位专家，今年他们来中国期间，我分别邀请在清华大学做了讲演，介绍了欧盟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药品监督等方面进行的实验主义机制创新。一定意义上，欧盟总部在这些问题上逐步发展成为治理机制的设计者和制度输出者。实验主义治理有利于把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有机地结合，竞争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的不再是GDP数字竞争，是以制度创新和治理水平为核心的良治竞争。
综合来看，史正富提出的战略性改革建议中，前二者保证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转型有助于促进国内超常购买力的形成，后者则通过再造政府进一步完善“三维市场体制”，使政府治理能力适应超常发展战略的需要。
四、小结：“343”方案与“三个自信”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所阐发的“343”改革方案。《超常增长》是史正富多年求索的重要成果，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这仍是其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着他今后在这个领域不断推进的成果。
北宋王安石与苏轼之间有一个争论：文以载道是否可能?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文”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政策。如果构建的范式和概念范畴，不能很好地描述中国现实，遑论政策建议。可以说，《超常增长》达到了“文以载道”的标准，有利于增强我们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感谢王东宾博士整理录音)
【注】
[1]该研究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立项时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主持，其中提出的“383”方案，是包括“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关于中国新一轮改革总体方案。
[2]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32页。
[3]史正富，2013，第164-165页。
[4]史正富，2013，第142页。
[5]史正富，2013，第132页。
[6]史正富认为，顾炎武提出上提出了“与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却无从实现，中国“今天改革的成就，真正宣告了古代中国的终结”。见史正富，2013，第166页脚注[1]。
[7]史正富，2013，第133-141页。
[8]格林斯潘主张，只有国有化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有毒资产”的定价难题。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又不愿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格林斯潘这种支持国有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我国国有银行在执行中央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作用的理解。参见崔之元：《从欧美金融危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注记》，《开放时代》，2012年09期。
[9]从法与经济以及政治哲学的理论来看，即使在西方中也有其合理之处。参见崔之元：《从美国宪法第16修正案看国有资产》，《证券市场周刊》，2010.04。
[10]崔之元：《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读书》，1999.3。
[11]崔之元：《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象力》，《中国经济时报》，2006-7-31。
[12]史正富，2013，第149页。
[13]亨利•乔治说，“如果我们取得了核仁，可以让他们据有外壳。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见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40页。这可以理解为亨利•乔治关于地租“单一税”的表述，斯蒂格利茨所论证的亨利•乔治定理就阐明这种单一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撑作用。
[14]斯蒂格利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载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5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第336页。
[15]《河南土地异地流转：拍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试点人地挂钩政策》，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3_09_26_174927.shtml。
[16]史正富，2013，第150页。
[17]詹姆斯•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第54页。
[18]同上，第57页。
[19]同上，第58页，笔者对译文有小改动。
[20]中国的“三低三高”分别是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低内需市场与高投资、高增长、高外贸盈余，美国的“三低三高”分别是低投资、低增长、高外贸赤字与高资产泡沫、高消费与高家庭赤字。见史正富，2013，第71页。
[21]史正富，2013，第105页
[22]五项战略性生产要素包括(1)地理-生态资产的积累，(2)清洁能源技术与产能的提升、(3)多层次人力资本的开发、(4)前沿科技与应用性技术资产的打造、(5)为公民提供财产性收入的公益资产积累。见史正富，2013。
[23]史正富，2013，第166页。
附文：
史正富：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早已超越常规市场经济思维
史正富：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早已超越常规市场经济思维
7月2日，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书《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作者史正富接受了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采访，谈中国经济体制中独特的两对关系：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他认为，常规的市场经济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各地实践中的很多做法已经超越常规经济学教科书，值得我们珍惜和发扬。
以下是采访原文：
法治化央地关系
记者：你用“三维市场体制”解释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你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成熟的体制?
史正富：我不是说它是成熟的，而是说三维市场体制基本成型了。中央、地方、企业这三大主体的关系已经形成并运行了二十年，成效卓著。虽然还有种种问题，但基本结构合理，把中央的战略领导力、地方的谋划推动力、企业的创新活力都发挥了，实现了市场体系中的政府与企业的互相给力而不是互相冲突。但问题是这个“三维”体制还不稳定，因为地方政府目前的自主权还是政策界定的，它容易因人而变。迫切需要分析中央对地方，哪些权力给多了，哪些权力给得还不够，通过优化调整，实现法治化，让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人权能够放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是一个顶层设计问题。
中国是大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样重要。我们不是联邦制，怎么把分权法治化，使得中央和地方两边都有稳定的权力，而不是我现在授权给你，政策上告诉你有这个权，过两天不给你我就收掉了。如果改成了法治基础上的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我估计这个体制还会更好一点。
记者：法治化的结果是中央政府的权力缩小，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吗?
史正富：这个就要总结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在当代复杂多变的世界体系中，各种事权是集中在中央好，还是分解到地方上好。
参照企业的理念，认为整体的国家战略权限、制度设计的大权、高管团队(也就是地方领导人)的标准和选拔机制应该在中央，配套这些权力，中央就相应需要财权，多大的财政收入应该给中央，这些根据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家理性的讨论应该可以逐步求解。另外中国有一个特色，中央可能要多拿点钱，就是中国的地理环境——西部的干旱和沙漠化、大江大河的治理、自然灾害的防治，总之国土资源的整治，还需要中央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衡，教育文化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大，肯定不可回到过去集中化的道路上去。
毛主席在1950年代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要把一些事权下放给地方。但过去失败的教训是，总是在行政分权上兜圈子，跳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邓小平改革比较成功的是，一手是政府向企业放权，创造一个市场出来配置资源；另一方面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创造出一个追求发展的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这样子，不同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推动力，它会尝试不同的政策、不同的体制，这也是我们的改革能够走出苏联改革的怪圈(苏联的改革弯弯绕，改来改去永远在兜圈子)的原因。中国在收和放之间，螺旋式发展，发展出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介入，它成为了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推动力。
记者：这是1994年的分税制的成果吗?
史正富：对，那是一次比较大的制度建设。分税制实施后，中央和地方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在定下来的基数与分税比例下，地方经济做大的话，中央拿多少，地方拿多少，大体是可以算出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使地方政府比较彻底地抓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官员要抓地方经济发展之后，他的心态就变了，否则都是上级任命的官僚，用谁不用谁，关系就很重要，官员的选拔就容易人情化、政治化，而一旦要干事，选人就不是看我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而是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你干不成事，我就不敢用你。
你看中国官场的用人制度与实践，你能看得出来过去三十年用人的标准在变，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的能力在变，就是实践中积累经验，学习出来的。早年，你看大部分地方官员讲话，基本上就是中央文件读一读，很少有特色;中央有一个全国发展战略，我地方的发展战略基本上就跟你差不多，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每个地方都在寻找本地竞争优势，有什么历史传承，有哪些特定的自然资源，我靠哪个城市比较近，我怎么样用我的优势打造主导产业，实际上就是从本地竞争优势入手，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
政经联合模式未必过时
记者：未来可能不需要政府发挥很多生产性活动了，也就是政府职能需要转变，你认为呢?
史正富：搞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企业从来不会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从来都是环境变了，战略就得变;战略一变，内部管理也要相应调整。现在问题是，在什么层面上变动?
怎么看在未来几十年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是缩小其职能，还是基本维持其职能然后帮它优化?这是一个分歧，我的看法是地方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还是所辖区域通盘的战略规划与综合管理者，除了管经济，也要管社会稳定，管文化教育、环境保护。
记者：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是不是需要把经济职能分离出去?
史正富：我们一直讲要政经分离，但现在看看发达国家的财政困境，可能要经济学家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在地方政府层面，究竟是政经完全分离好，还是有机整合好?地方政府不是一个国家，国家是垄断的，在960万平方公里内，没有人跟我竞争的；但地方不一样，你这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是要竞争的，名为政府，你没有垄断权的。这样子的话，它的行为模式与国家是不同的，那么一个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的政府好，还是我只考虑社会公共事务，经济由企业家阶层去考虑更好？就是政经分离型的好，还是政经适当统一的好?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被研究和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政经分开是好的，但我想这是在一个国家的层面上，没有说在互相竞争的地方政府层面上也是这样的。
我的直观观察是，在带有整合性质的基础上，有一定政经联合的地方政府可能是最好的，毕竟天底下的事情都是连着的，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好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好的环境治理;经济、社会、环境还有其他种种问题，其实都互相联系，究竟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得有人站在一个中立的层面通盘考虑。你是依靠企业家跟社会团体斗争斗出一个环保平衡好，还是既有不同界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有一个仲裁性的地方政府站在超越财团和环保利益团体的利益之上来协调整合好?我的看法是，有整合的比没有整合的好。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市场和价格机制连在一块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但实践证明，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通过私人利益自发互动而实现共同利益这件事不是永远都能做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交易费用一旦过高，各自追求各自的私人目标或小团体的目标，往往会导致共同目标的架空，整体目标的丧失。
记者：地方政府能够平等对待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吗?毕竟经济目标的实现能够给地方政府自身带来利益，而社会目标不一定。
史正富： GDP挂帅，是一个历史环境的产物，就像老百姓过日子一样，刚开始时注重物质的东西，房子、家具，但是不是会一直都这样呢?不会，等他房子有了，家具也有了，他的第二代就跑去研究红酒了。这个道理同样用在发展上。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每一个方面都要发展，但经济发展是底子，是前提;所以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重心会改变。比如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家的容忍度都降低了，包括政府官员。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平衡点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提升，不断地移到环保这边来的。外部因素是中央抓得紧，社会监督多了，其实内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其他方面，如劳工保护、收入分配的公正平等，也都是这个过程。
记者：我们这套体制只有建立在考核目标之上才会有效的，除了GDP，还有其他指标吗?
史正富：之前有人提出绿色GDP指标，不过现在也没有完成。但我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综合指标考核，不是一个指标。有经济、环境、社会指标，还有中央一票否决的指标。在有分权的单一制国家里头，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提倡的理念还有它的考核体系这三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系统地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另外，我想强调，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也并不完全是GDP导向;从内在动力上说，它追求的是地方发展与官员职业成长，这二者又密切相关。而地方发展的内涵随着发展水平变化又会因时而变。发展导向并不等于GDP导向。
科学建立政府会计报表体系
记者：地方政府参与生产性活动的一个结果是积累了巨额的债务，加剧地方财政乃至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怎么解决这里的债务问题?
史正富：目前是只讲债务，不讲资产!学财务的都知道，负债与资产必须结合起来看才有意义，即资产负债率。西方政府借债大多是花费掉了;中国地方政府借债大部分是投资了，投在基础设施和对企业的创业激励体系上了，比如地方与税收优惠，技术与人才补贴、配套出资与贴息等等。这些都形成经营性资产，产生未来长时期的收入流。总之，这是一个管理问题，关键在于负债率，在于资产未来收入的能力及其派生的融资能力。不能先天性地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就不行，也不能说不加管控。对地方融资平台要规范化建设，事前的监管、事后处置这两条机制要建立起来。
记者：还是缺少法治建设。
史正富：是迫切需要法规，如监管法规。但这不光是一个法治问题，技术也不过关。比如企业申请贷款，银行会考察你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分析你还债的可能性，监控你贷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呢，什么都没有，最早国家开发行跟一个地方签个一揽子协议，整个几百亿元，没有项目，没有关于现金流量、资产负债表等的严格审查和分析。我的理解是，地方融资毕竟是一个新事物，突然要做起来，要大发展，大家都跟不上。粗放式发展这一段已经过去了，前几年是地方政府的借债高峰，现在是还债高峰，去年跟今年地方政府的日子很难过，都学到了重要经验。
另外，这么多地方政府一定会有地方政府出来创新，比如重庆，他们在探索，怎么样用地方融资平台，促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国企的发展，同时又控制债务风险，制定了一些规则。这是一个地方的尝试，当人家知道重庆有这个经验，好多人去取经，形成了地方的知识交流，横向传播。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特色，很多好的政策与做法开始并不是中央的想法，而是地方有个经验，中央调研，调研以后推广。
我觉得现在这个过程不能仅局限于过去地方之间自主传播的模式，它需要专家的介入，包括世界银行的专家，中国的财政专家、会计专家、金融专家，帮助中国的政府建立探索形成这个监控、管制地方政府金融平台的一套法治和操作规则，就像现在银监会监控银行业务，银行给企业放款，银行就要监管审查企业的报表和业务，确定贷款的风险。以后实际上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看成一个大企业不就行了吗?一个市就是几百亿的事，也就一个大型企业的规模。希望银行有能力评估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那么地方政府的这三张表怎么编呢?现在是一个问题。它没有一个规范的报表，我们实际上从财政部开始到地方政府，还没有形成一个和中国现实配对的科学合理的报表体系。
记者：和财政预算是否要结合在一起?
史正富：对。实际上是预算所用的报表要改革。我们预算的这个表过于简单，它等于是三表合一，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和现金流入流出概念是混在一起搞的。这三对概念是不同的，互相配对的，我们现在经常糅在一块了，一个财政预算报表，告诉你说我财政是没有问题的，支出是哪几项，收入是哪几项，其中有一项是借债，但借债不能算是收入，只是现金流入。另外，中国比西方公共财政多了一个领域，就是资产产生的收入，国有企业、土地、股权处置、经营权拍卖等，是投资形成的经营性资产，然后产生收入。这在西方财政中不重要，但在当今中国财政中则很重要。这个问题牵扯到一个新的、更包容的、科学合理的、针对政府体系的会计报表体系，国家可以拿这个报表体系监控整个地方融资体系，银行可以用它来评估地方政府的风险有多大。
收入分配改革新思路
记者：在三维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很快，社会矛盾也趋大。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它造成了过大的收入差距。
史正富：假如没有这个地方政府体系，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市场经济制度?你看拉美、中东、非洲，以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他们没有地方政府介入到这些事情上面来，他们的收入分配在工业化工程中及现在是怎样的?是比中国还差吗?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如果不是这个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而是常规的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增长会是什么样的？基础设施会是什么样的？收入分配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矛盾会是什么样的？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吗？不可能！
我们现在看我们中国的收入分配不满意的地方挺多的。平心而论，就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过渡的这个阶段，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人均占有资本的程度提高，马克思将此称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个过程中，消费占比下降，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收入向资本家集中，实际上马克思当年讲资本主义要灭亡，就是这个原因。但到后来，技术进步了，汽车工业兴起，新部门不断出现，第三产业也起来了，这个因素渐渐淡化了。
记者：因为有了社会保障?
史正富：不单是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本身也在改变，中产阶级收入在增大。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试图说明，这是一个倒U形的收入分配曲线，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好的，劳动的收入分配份额在下降，但过了某个点(经济学家说是“刘易斯拐点”)，劳动收入的份额就会上升，中产阶级就会壮大。
但我担心的是什么呢?美国最近30年的情况又变了。1980年代以前，中产阶级状况是改善的，但里根以来的美国，中产阶级是下降的，中产阶级一部分跑到富人那边去了，现在的富人从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比以前多，但是更多的人跑到穷人那边，穷人的队伍增加更快，结果中产阶级的队伍在缩小。“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正在变成富人多、穷人增加更加多的“M形社会”。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自发运动的社会背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一个经济学家讨论这个事，总的认为是信息化、全球化、技术革命有重大的影响。比如发达国家很多东西都弄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因为企业扁平化以后，中间管理阶层都被砍掉了，一个最高管理层可以支配一个很大的全球企业，劳动力是全球配置的，服务也可以外包，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一个大型企业可以操纵越来越多的资源。交通革命、信息革命、全球化把管理者的能力放大了。
信息化、全球化可能是导致收入分配长期出毛病的世界性历史力量，当然这只能算是一种猜想。但如果这个是对的话，你要考虑，对于常规市场经济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很难避免。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的不良状况?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手段，其中一个最大的手段就是国家理财产生的资产性收入。
记者：国家理财产生的资产性收入如何调节收入分配?
史正富：一次分配从来都是收入分配当中决定性的，一次分配定了，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就基本定了，你要在再分配中，通过税收拿富人的钱补穷人，那是非常非常难的。富人的话语权比穷人大，弱势群体通常没有组织能力，没有资源，因此通过二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要想解决大问题不太现实。
真正要让收入分配有一定平等性，还是要在一次分配上做文章。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财富与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是大趋势，很难被扭转，这是我们搞市场经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确实有马太效应，越能干的人支配的资源越大，支配资源越大，收入增长得越快，而劳动力收入获得者，你再辛苦干活，工资每年增长7%~9%也算快了，但还是穷，什么道理?因为资产的增值速度更快。
资产增值收入快于你工资增长速度，房子过去十年增长了多少倍?你工资能这么涨吗?不能，所以，你工资虽然涨了很多，但有房子、有股权、有企业的人比你还牛。你知道我们这些年创造了多少富翁?已经令世界瞠目结舌了。而这个肯定是以很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代价的，肯定不是社会可以长期支持和向往的东西。
因此，我的一个理论是，得有一个国家理财体系，通过法律改革，把国家的一部分财产性收入直接对应给比较穷的人，底层的30%为主，相当于给没有财产的人分享到一部分财产性收入，在一次性收入分配中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因为这个一次性收入所依据的财产，不是受益者个人的财产，而是政府替全国人民管的财产，因此我把它称为1.5次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