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合理性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并以其“强势”话语权向全球蔓延。按照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理解，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通过在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框架内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1]在通俗的用法上，新自由主义常常被和一种由市场合理性支配一切的激进的自由市场同等看待：竞争最大化以及通过经济上的去管制化而实现的自由贸易、去除关税以及一系列有利于商业的货币和社会政策是其主要特征。[2]然而，正如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已经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绝不仅仅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一套包括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在内的经济政策，它更是“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概念”，“旨在把市场价值和关系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系统”。[3](P4)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套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和最大化公司利润的经济政策，它还被作为一种政治治理的形式而展开。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扩张，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起初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新自由主义被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4](P150)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尽管新自由主义在降低通胀率和提高企业利润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一切措施都是被设想为达到一个历史目标的手段，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5](P45)在这种大格局下，被强势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不仅以其经济合理性成为西方经济政策的主导，而且被吹嘘为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领域。然而，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合理性逻辑开始支配一切时，其政治合理性的困境也就在所难免。
首先，一种规范的有关经济合理性无处不在的主张使得政治领域乃至政治主体的行为日益服从于经济合理性和利润率的逻辑思维。伴随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逐步扩展并渗透到国家本身甚至所有个体的政治行为。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是否具有支持和培育市场的能力成为判断国家是否成功的标准，国家本身被市场合理性包围并激活，公开地响应市场的需要，利润率以及关于成本和收益的普遍计算成为国家实践的标尺。所有的政治话语都被框入与市场有关的话语，国家不但要关心市场本身而且要像一个市场行动者一样去思考、去行为，凌驾于其所有其他功能之上。与此相应，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个体被描绘为理性的、精明的生物，其道德自主性根据其“利己”的能力来衡量，道德被等同为一种关于成本、收益以及后果的理性考虑，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沦为自私自利的精于算计的消费者，成为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对立面。在市场合理性的普遍渗透和支配之下，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一起，都日益服从于经济合理性，或者反过来说，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逐渐被纳入市场合理性的轨道，这就不仅使得所有的行为和政策都服从于利润率的考量，而且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制度行为的产生都是作为合理的企业家行为而产生，根据效用、利益或者满意度的演算来引导和衡量。[2]
其次，政治领域直接服务于经济的定位，特别是将道德和政治判断缩减为一种成本收益的计算，以及根据这种计算去建构的社会政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强化的被资本浸透了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新形式，私人利益日益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关心公共利益和穷人利益的核心公共价值观正被抛弃。在始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国内重组和外交政策之下，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问题的私人化和公共空间的商品化，财政投资、市场价值以及商业价值优先于人类需要、公共责任以及民主交往，少量私人利益日益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6](P5)市场关系、支配性的资本与政治、道德、责任等问题日益割裂，“投资者”所需要的流动性意味着权力和责任之间新的、空前的断裂……责任和后果脱离是最让人垂涎的获利，而这正是新的流动性给可自由活动的、不做任何承诺的资本所带来的。[7](P9～10)在这种政治文化之内，不仅民主从属于市场规则，而且企业决策也免受公共责任的约束：“收入不平等处于历史最高位，但有钱人宣称他们对社会其他人没有责任。他们拒绝为穷人提供帮助，一有机会就要为减税政策辩护。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几乎人人都在过分热衷地捍卫自己狭隘的短期利益，几乎人人都放弃了向前看的眼光或者关心他人的需要。”[8]换句话说，在当今市场利益驱动下的西方社会，在适者生存的经济法则支配之下，公共利益、公民责任等观念逐渐被彻底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代替。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管制在消除非市场性的道德因素，提升利润和权宜之计的地位并将其作为政策制定标准的同时，也日益与培育民主认同、民主价值、公共空间、公共制度等目标相对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主根基的破坏。在作为一种经济支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背后，是一种特殊的独裁主义的野蛮观念，在宗教权力、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反恐法律程序混合而成的权力之下发动，并由此使法西斯主义抬头。[6](P13)当追求盈利的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并试图清除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时候，自我反思和集体性赋权就被简化为自我抬高和利己主义，并通过一种新的、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合法化。对日益沉湎于由贪婪法则所支配的市场力量之中的西方社会而言，对持久存在的非正义的探寻已经沦落到将政治合理性的边缘作为参照标准，当民主的治理原则、民事法典以及宗教道德都屈从于经济的算计，当没有任何价值能够脱离这种算计，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正义的幻象与民主神话的破产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新自由主义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任何对成本、风险或不平等的认知日益淹没在追求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市场以及令人鼓舞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步伐之中，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非正义恶果有目共睹：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的爆发;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的少数金融寡头手中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不断加深，等等。199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全球报告估计，在世界人口中，20%最富的人与20%最穷的人的差距从1960年到1989年扩大了50%以上，并且预言全球化进程将加剧世界不平等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逐步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项目不仅使得国内少数人获得惊人的财富，促进了国有资产对外国投资者的分配，而且将司法的、政治的以及体制的结构暴露于外部的操纵之下，国家的政治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9](P489)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权力在私有化、市场化的名义下被剥夺，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福利开支减少，社会服务被大幅削减;原有的福利政策遭受破坏，穷人的生活愈发艰难。在这样的社会中，平等和正义问题已被降低至社会关注的次要方面，探寻持久存在的非正义由于被视为阻碍了累积资本而被放弃，贫穷甚至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和策略上的需要，疾病、移民、药品、不稳定以及敌对状态等问题日渐升温，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变得更加困难。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表现为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在这种政治形式中，对平等、正义或自由的执守被如何在由恐惧、监督、经济剥夺所支配的文化之中圆滑地生存所代替，[6](P11～12)在这种已经牢牢掌控公众想象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批判性思想的可能性消除了，民主的辩论成为不可能”[10](P65～66)，其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实施最为无情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同时却不必将此开放供公众讨论。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关注更多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确认私人利益而不是争取民主权利，是塑造竞争性的文化而不是培育浸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民主政治。在一个热衷于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品的社会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潜力正在悄然丧失，新自由主义所产生的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以公民责任为中心的政治文化遭受破坏，并由此造成一个由倍感无力的、精神不振的个体组成的原子化的社会。[11](P6)人们生活在霍耐特(Alex Honneth)所描述的“失败的社会性的深渊中，即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无法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找到共鸣”[12](P188)，伦理的、政治的、民主的贫困症状已经充斥整个社会。
简单而论，自由主义民主在过去两个世纪所提供的是一种经济和政治体之间适度的伦理张力。形式上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则(及与之伴生的对个体自治和尊严的承诺)刻画了一种可替代的人性观点以及资本主义之社会道德的参照对象。这是相比资本主义经济而言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两面性(至少是潜在的两面性)，即自由主义民主一方面反映并试图合法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同时抵制、反抗并调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正如自由主义民主汇聚了许多资本主义价值如财产权、个体主义、霍布斯式契约之下的假定等等一样，它在道德和政治原则与经济秩序之间所确立的形式上的区别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人们避免被市场详尽无遗地掌控的厄运，逃离被市场价值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衡量的可怕生活。然而，当新自由主义使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屈从于经济的算计时，经济和政治体之间适度的伦理张力终将破裂，自由主义民主注定无法通过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管制而幸存，因为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或价值如自由选举、代议制民主、均匀分布的个体自由到适度的权力分享甚至更为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中，没有什么能够内在地满足服务经济竞争的考验或内在地禁得起成本收益的分析。
新自由主义曾声称要在当代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义民主制度并传播民主制度，自由主义的天然“自由”市场以及民主神话被灌输进西方很多人的大脑，它鼓吹经济如何具有竞争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然而，正如美国左翼政治批评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13](P1)，“经济由大公司控制，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而且，公司本身就是极权组织，以非民主的方式运行。我们的经济以这种组织为中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建立民主社会的能力”[11](P7)。其实际后果就是：新自由主义既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更加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新自由主义所许诺的全球民主的目标已经失败。[14](P15～33)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一个政治伦理的后续思考
批判性反思的目的在于超越，因此，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当前新自由主义批判一个不能不面对的话题。新自由主义试图证明自己作为“历史模式”对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所有社会都有效并进而具有普遍必然性，它相信自己能够超越历史、文化和地域的局限性而达到所有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然而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的困境及其全球正义的幻象、民主神话的破产，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这些理论是靠不住的。正如瓦尔登•贝罗所言，“新自由主义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种政治的科学，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套相对于某种历史处境并代表某些群体的政治价值体系。”[15](P13)因此，要实现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必须首先认清其意识形态的本质，辨明其政治价值的悖谬，从而在更广阔的人类视野中探寻可能的路径。
在社会的演进与建构认识上，新自由主义强调演进、竞争的逻辑与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法则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资本主义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法则之下，在狂轰滥炸的意识形态宣传的配合下，在统治精英们重构其阶级力量的努力下，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愈发加剧，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愈发恶化。基于竞争和效率的经济合理性以及基于正义原则的政治合理性之间的对立，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原则提出质疑，[16](P14)从而不仅在竞争、效率的名义下日益放弃对社会内部乃至全球范围内巨大贫富分化的批判性反思，而且还借助于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策略不断地以自由贸易为名加剧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简言之，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全球化主张实质上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不平等分配的主张，其所谓“正义”只是强权者的“正义”，对于弱势者而言，是无尽的被剥削和苦难。
因此，在政治伦理的批判性视域中，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性的、经济的话语和一种经济合理性的模范，并由此可以提供最好的“通往最佳效率、快速经济增长和革新以及增进所有愿意努力工作和利用一切机会的人的繁荣的路线”[17](P16)。相反，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将民主政治隶属于贪婪的市场经济法则之下，对利益的追求、逐利的市场竞争，演变成赤裸裸的动物般的生存竞争，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经济人”被视为“事实上的人”，其后果就是剥去了人类本来具有的“良心、义务感以及对人类福利的关心”，民主堕落为自由市场的同义语，平等、正义、自由的议题被剥夺了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鉴于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民主、公正、和平与人权,保护环境和争取有控制的、团结的全球化。2007年10月3日至6日，由法国《今日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社发起并主办的主题为“替代全球主义、反资本主义：一种世界政治的选择”的第5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18](P1)有学者提出，未来成为全球新秩序支柱的基本原则绝不是经济、市场在运转社会，相反，市场必须“植根”于社会，并被团结、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观所统治。[15](P13)也有学者认为，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19](P16～17)
纵观当今世界，霸权主义的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话语的强势蔓延，民主制度以及民主程序的双重缺失，呈现出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危机的结构性特点。受到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的全球性政治霸权压迫以及全球性金融体系剥削的人们，为获得彻底的解放而不得不展开斗争。2011年9月美国兴起的群众性“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暂的时间里就使联邦政府的关注点从削减联邦预算和债务转到了经济不平等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上，并深刻影响到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从而为终结新自由主义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20](P92)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政治行动的能力，这种行动依赖于各种群体的能力——和平运动、反企业的全球化运动、人权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在跨民族的边界之内形成联盟，在这种联盟之内，共同体团结一致将提供一个共同的象征性空间和多重的公共领域，虽然人们讲着不同的政治语言，但他们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全球和平、经济正义、法权平等、民主参与、个体自由、相互尊重”[10](P4-5)。在那里，政治的话语和可能性被重新思考，规范被讨论，并由此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的专注于争取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公正的开放的话语，以彻底改变新自由主义对权力的粗暴使用，并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变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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