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都需要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体现着这个国家特定的价值观念。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承袭古希腊以来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础上，把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改造成新自由主义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进而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推行全球私有化与自由化的重要支撑，试图把整个世界纳入由他们控制的全球体系，值得我们警惕。
一、新自由主义体现着资本主义文化精神
古希腊以来的个体自由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基因，他们从个体自由出发推演出个人主义、私有化以及不受外在制约的纯粹市场化，试图打破一切所谓束缚自由的行为，并努力将这种市场化行为从一国拓展到全球。自由的这些秉性与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一拍即合，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坚守这些秉性的自由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行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与新自由主义没有关系。其实，要想把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照光”就必须寻求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政治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个性自由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复兴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为己任，以金融贸易投资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为手段，极力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敌视大政府，主张“政府失灵论”，反对国家干预，大肆推行有助于私有化、市场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正好契合了资本主义的原初精神，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必然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支持，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实践。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理念之一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契合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它不符合其他国家的特性。比如，中国人也讲自由，强调“从心所欲”，但它不是欧洲人的那种外显的、个体自由，而是一种内省的、隐含着在对规矩认同的自由，中国人的“从心所欲”必须建立在“不逾矩”基础上，中国人的自由是通过“学习”、“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若干阶段后才逐步实现的，这些阶段蕴含着对集体规则的确立与认同，因而这样的自由不是一种任意的绝对自由。所以，中国的文化基因里并没有西方社会那种纯粹而抽象的个体自由观念。
二、新自由主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初在反对凯恩斯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政治经济理论。尽管依据这一理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仍然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但由于它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因而逐渐成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武器、政策指南及行动准则，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新自由主义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作为理论前提，错误地认为个人自由的总和就能形成社会整体的自由，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政府一旦干预经济不仅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带来整个经济效率下降，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因此，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表示反对国家干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当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发达国家实践中遭受挫折时，当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欧洲福利国家出现危机时，当拉美国家的经济遇到困难时，新自由主义就被当成为了包治百病的药方。事实上，只要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必然会连带接受西方政治价值观念，最终受缚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成员。
依据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必然会逐步把整个社会引向“胜者通赢”及“精英特质”的代际传递中，使得整个社会在自由的名义下沦为资本与市场的奴隶。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底层民众因为资本小、竞争力弱而不得不受制于精英阶层的安排，资本日益渗透到国家的政界、商界及军界等一切权力部门中，他们设法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与实践提供一切便利，努力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精英阶层并展开对普通大众的全面控制。据统计，美国家庭中最有钱的1%掌控全国34.6%的个人财富，最底层8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家庭财富的15%。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商业资产额的62.4%，而最底层90%家庭拥有的资产额仅占全部商业资产额的6.7%。曾经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福山就客观地说过“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这就是说，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平等不是所有人员的平等，而是资本的平等，权力也就成了资本的工具，谁的资本雄厚谁就拥有更多的自由与权力，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橄榄型收入结构远未形成。英国学者吉登斯早就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社会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新自由主义由此就成了精英阶层辩护的理论工具，成为论证资本主义国家精英阶层存在合法性的思想武器，这种理论特性自然会得到资产阶级精英阶层的欢迎，它与资产阶级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钢铁同盟。此时，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平等更多地是个象征性符号，资产阶级借助于新自由主义通过对资本的控制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
三、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把所谓个人自由作为基本前提去构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把没有管制的市场当成拯救全球经济唯一正确可行的手段，把“华盛顿共识”当成全球共识，将它作为医治世界各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成为指导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激发人们对西方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强有力的信仰。其他国家只要信奉新自由主义，就必然会对少数西方国家形成依附关系，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全球霸权。从实践上看，“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一些国家形成了对美元的依赖，“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建议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汇率竞争化、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外资放任化”以及“降低边际税率、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政府支出重点在经济效益高的领域”等9项内容，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接受“华盛顿共识”，自然就会把新自由主义奉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行为准则，进而使其日益西方化。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使世界从属于西方的理论，是西方霸权主义在理论领域的集中反映。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幻景建立在政治与社会价值幻景基础之上，通过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及对外政策悄无声息地传递着，只要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及生活方式，迟早会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效率等信条深信不疑。这样，新自由主义本身就实现了经济思潮与社会思潮的整合，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输出经济政治价值观念、使其他国家走上西式道路的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也由此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意识形态理论。
其实，不仅发展中国家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实际上，依靠新自由主义构建起来的“新帝国”(美国与欧盟)并不牢固，美国政府的国债已经超过16兆亿，人均超过5万美元，而2013年欧盟的失业率达到10.9%。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它只是切合一些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国别性理论。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获得了部分话语权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既要借鉴其注重效率等合理成分，更要警惕其隐藏在经济理论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念，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侵袭，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道路。
(作者：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