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我国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从技术创新实践来看，近年来我国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产业地位未发生根本改变，而且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又陷入“高端产业价值链低端化”的陷阱。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历史的考察发现，目前我国的技术追赶路径存在着根本性缺陷，亟须实施战略转型。

　　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及其历史经验

　　经济史研究表明，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4个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行技术追赶虽存在“机会窗口”，但在技术革命的四个阶段上存在着质的差别。一般来说，第一阶段甚或第二阶段，由于技术创新盈利机会和增长潜力大，因而为技术追赶提供了广阔天地;而在第三第四阶段，因新技术的广泛扩散引起创新收益下降，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迅速降低甚至关闭。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追赶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新技术革命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知识领域和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程度、经验和技能要求都很低，产业的进入壁垒也很低，处于该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初期阶段，能够通过自主技术创新，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技术体系，不仅可以有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还有可能像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和德国取代英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那样，依靠技术创新引领实现跳跃式发展。

　　从历史经验看，19世纪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期，这是一个生产技术大革新和工业生产大发展的时期。美国、德国这两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超越了当时处于世界工业霸主地位的英国。但在19世纪中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英国的相对衰落，甚至连德国的经济追赶理论家李斯特也没有预见到，因为他到死都不相信德国能够超过英国。的确，当时美国和德国刚刚完成国家统一，而英国的工业优势看来是不可挑战的。那么，美国、德国的迅猛崛起和英国的相对衰落是怎样发生的呢?

　　几乎所有的经济史教科书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技术革新的机会，是美国和德国工业出现跳跃式发展、迎头赶上并超过英国等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一系列新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居世界第一。美国从欧洲工业的边缘地区和模仿者一跃而为工业领头人，其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典范。在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工业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它在钢铁、化学、电气、内燃机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承担了开拓者的角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

　　即使是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和德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仍落后于英国。以棉纺织业为例，美国虽然在技术上也有很大改进，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生产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在大量出口新兴工业品的同时，仍是棉织品净进口国。在德国，纺织业技术革新迟缓，英国的生产率要比德国高得多，直到1914年德国的手织机还未完全被淘汰。而英国在棉纺织业以及在炼铁焦炭的利用方面，生产率在19世纪80年代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美国和德国的经验表明，在成熟产业上不存在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这类产业的技术制高点，落后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无法缩小技术与经济差距。在19世纪下半叶，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处于酝酿之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美国和德国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英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棉纺织业、炼铁和煤炭业亦步亦趋地追赶;相反，却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入手的。

　　实际上，历史上相继从落后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都是通过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早期阶段而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日本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的韩国和芬兰就是重要例证。相反，那些按照比较优势始终如一地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未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金融和贸易上的依附，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就是例证。

　　我国技术追赶的路径亟须改变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孕育一套相互关联的、通用性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践中促成所有经济活动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因此，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革新，包括对传统产业的彻底改造和全面更新，从而在每50到60年左右的时间内使经济总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每次技术革命孕育过程中，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义就在于此，历来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更为重要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会窗口”不仅是新兴国家技术追赶乃至跳跃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且对于传统产业保持或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在新兴产业上被美国和德国全面赶超后，其所以在传统产业上也逐渐丧失了“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就是因为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上的领先技术为其改造传统产业提供了绝对优势，使传统产业的技术得到了更快和更全面的革新。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和德国，效率更高的电动机和内燃机很快就得到了普遍采用，而蒸汽机在英国却仍占统治地位。英国的教训对于我国如何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具警示意义。

　　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目前我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做出的努力和实践能够担当起成功实现技术追赶这一历史重任吗?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如果仍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笼统地等同于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已经不再适合。这是因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由于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用再等产品成熟，就可以把新兴产业的新产品加工、组装甚至工序创新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作为一个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的早期就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加入到这种新产品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这被称作是“新国际分工”。而反观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仍沿袭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老路，这是我国之所以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陷阱的根本原因。

　　例如，我国光伏产业就是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低端化的典型代表。首先，我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光伏组件加工制造方面，而没有掌握包括光伏组件的制造设备、高纯硅提纯技术和新型光伏材料研究等核心技术，整个产业的附加值仅占全球光伏价值链的8%—10%，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担水劈柴”的地位。其次，我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属于工序创新，这种创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是导致了我国光伏产品生产者受损而进口国受益的价格下降，与激烈竞争和大量产能过剩相结合，共同导致了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最后，我国光伏产业通过进口国外关键机器设备和高附加值投入，90%以上产品销往国外市场，这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和融资等方面提供的低成本扶持政策，打造出来的低端加工制造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飞地型经济”。

　　那么，我国是否可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通过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从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级，从而实现技术追赶呢?历史经验表明，迄今尚无成功先例;理论研究说明，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新国际分工”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已经阻断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反向工程”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道路。因此，与“在传统产业上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一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同样也不存在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更不可能存在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韩国和芬兰在信息技术范式迅速变革的20世纪80年代进入信息技术产业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而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则为这两个国家价值链高端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场保障。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回答下述问题：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欠发达国家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在它们相继崛起过程中为什么抓住了当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抓住了国家致富的关键?与目前的“新国际分工”相比较，显而易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由于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基本上都在一国之内，所以抓住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这些国家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国家崛起。而在当今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高质量的经济活动通常仍集中和保留在发达国家占据的高端环节上，而跨国公司则把那些惯例化、低附加值、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价值链低端环节就不再具备技术追赶和国家富强的产业特征了。

　　技术追赶的战略路径及其政策建议

　　显而易见，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价值链高端才有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目前，我国“高端产业低端化”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使我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现转型的目标存在落空的危险，而且也将使我国利用新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经济升级出现“为他人作嫁衣”的局面。因此，我们亟须改变目前试图从价值链低端入手实现技术追赶的路径，坚决抛弃依靠外资技术转移和沿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逐步实现技术升级的幻想，痛下决心自主研发绝大部分甚至所有领域的核心技术。从长远看，只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入手，我国才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

　　首先，适当保护价值链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确保国内企业核心技术创新及其收益的巨大市场空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那么，美国是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的呢?经济史研究说明，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窗口”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经济史家指出的，由于美国工业在初始阶段没有国际竞争力，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国外给他们提供市场，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确保本国工业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很明显，我国高端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也很难指望国际市场为其发展提供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惟有依靠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因此，为保护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免于被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所摧毁，并确保其发展的巨大市场空间，我们可以适当保护价值链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

　　其次，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市场规模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而一种技术只有实现规模经济，才能取得快速和全面的技术突破，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我国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德国和日本的高铁技术原先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德国、欧盟和日本用武之地不大，在引入中国后却取得快速的技术进步。在这方面，美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时，由于欧洲各国本国市场狭小，技术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出新产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在新技术被引入美国后，美国的工程师很快就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申请了新专利并开辟了新的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了欧洲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再次，加强中央政府对产业规划的统筹能力，抑制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速在产业发展上的“过度竞争”，禁止地方政府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条件打造新的产业园区。地方政府为实现设定的GDP指标，一有所谓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根本没有耐心在突破核心技术上动脑筋和下苦功，而是纷纷建立低水平重复的产业园区，这是导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低端化”，以及低端产能过剩在不同产业中轮番上演的重要原因。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发展模式的蔓延有可能彻底瓦解我国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的努力。据报道，随着机器人产业的热度升温，一场席卷全国的“机器人大战”正在各地上演。显然，迄今为止，地方政府仍没有吸取遍地开花的光伏产业园区的惨痛教训，仍没有跳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因而在机器人产业上有可能重蹈产能过剩、产品无利甚至亏本的覆辙。

　　最后，加快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打造以民族产业价值链高端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各种经济政策实际上都内含着鼓励还是抑制技术创新的内容。例如，有益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不简单是贸易的规模和范围，更是包含着由贸易性质决定的技术含量(即报酬递增活动)的多少，因而贸易政策是技术政策的自然组成部分，反之亦是。产业、财政、金融、外资等经济政策也莫不内含鼓励还是抑制创新的内容，我国过去很少注意到这种内在联系。因此，现在有必要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评估，以便改革并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此外，我国需要研究并实施新的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和推动现有企业针对核心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以国家骨干企业或军工研发为龙头组建核心共性技术创新平台，鼓励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系列企业集团，努力使我国民族产业稳步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