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为什么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理论界的一种流行意见，主张国企应该实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对现实中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在各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则找出种种理由予以贬低或否认。但事实是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关系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表现为国有制。由政府机构具体管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必然提出用何种形式保证全社会所有的实现、防止公权私用的问题。就一般意义看，国有企业是国家推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最有力的组织保证。我国1978年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动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工业管理松弛、干部职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二是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三是对各种所有制要理性分析，国有经济支柱作用不可否认。四是国有骨干企业是推进发展战略的中坚力量。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3月号)

　　姜胜洪：不甘寂寞的西方“普世价值”观

　　一直以来，有一些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普世价值”观混为一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而绝不是中国特色。有人歪曲说：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在“普世价值”信奉者看来，党的十八大倡导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他们一贯所说的 “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而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根本内涵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历史性、具体性及现实性，我们讲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规定性，又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定性。而“普世价值”观的内容具有抽象性、虚幻性甚至殖民性、侵略性，“普世价值”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的阶级性不同。前者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者属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宣扬的价值内容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宣扬“社会本位”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所谓“社会本位”是指以国家、社会、集体的价值满足为衡量价值和判断道德的准绳。“普世价值”观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宣扬“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体现极端个人主义、专制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4日)

　　罗先进：社会正向效应的形成机制

　　社会正向效应一般是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做好人好事所产生的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社会动能，所创造出的一种催人奋进、给人力量的社会效果，也是国家、民族素质的体现。同时，这种良好的社会效应又反哺个体的成长，从而形成个人与社会的正向互动。一是 人民大众的涵养实践，是形成社会正向效应的基石。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形成正向效应的主体。二是党员干部的垂范引领，是形成社会正向效应的关键。领导干部的垂范引领，不仅是促进作风建设的关键，也是推动形成社会正向效应的关键。三是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是形成社会正向效应的组织保障。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3月19日)

　　王东维 高晓彬：“中共自始至终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视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

　　延安时期，以埃得加·斯诺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外记者，以及美军观察团等外国人先后来到延安，他们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根据地的党群关系。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讲，能否带领他们过好日子是赢得他们最终支持的关键。对此，杰克 ·贝尔登这样评价：“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土改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努力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卫生、婚姻等问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对此，马克·塞尔登总结到：“中共自始至终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视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除了物质利益，共产党也关注群众的精神文化利益。尼姆·威尔斯说道：“能读能写似乎把红军战士提高到不同的思想水平。中国人民总是可怜巴巴地急于想抓住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为了送儿子上学，一个农民几乎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共产党所以得人心的一个原因。”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2期)

　　张涛甫：“西化”限制中国传统的推陈出新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国家自信重建的过程。近代一百多年积贫积弱，包括中国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遭遇，是中国人集体心理不够强大的真正根源。直到今天，那一个多世纪阴影对中国社会的笼罩仍没有完全散去。彻底解决中国人的自信问题，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个时段将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更长。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首先要看精英群体的作为。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们的文化自卑感幽灵般如影随形。特别是我们的知识精英，从理智到情感，被西方文化套牢。余英时认为，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愈被看作是“现代化”的阻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更深一层。这一心态的长期发展终于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以为文化传统可以一扫而光，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这种“西化”意识阻碍了知识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正确定位，也限制了中国传统的推陈出新。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6日)

　　贾振：阳光办事打破“熟人关系”

　　当下，办事“找熟人”是不少人崇尚的行事方法，办事“唯亲”是少数干部的一种惯性行为。这就导致了“走后门”的歪风在一些地方盛行，甚至出现了一边痛骂“走后门”、一边又设法“找关系”的怪圈。这是现实社会的无奈，也反映了权力运行的失范。不铲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歪风气，教育实践活动如何能让干部真入心、让群众真信服?第二批活动正在蓬勃开展，是时候动手解决少数干部“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错误倾向了。没有熟人也能办事、办成事，有熟人而不合规定，就办不成事，我们的社会才能不为熟人所困，不为人情所累。一方面，活动应感化干部的内心世界，通过“心有公平秤、办事水端平”的案例，引导他们生成“敢破关系网、熟人圈”的勇气和魄力，真正做到“心为民所思，身为民所行”。另一方面，要实打实地改善窗口服务质量，尽可能简化办事手续，着力推进阳光公开，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公平正义。用群众的他律促进干部的自律，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形成“不找熟人找法律”的办事风尚。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3月21日)

　　杨承军 蒋政：乌克兰首先在网络被瓦解

　　乌克兰危机，网络舆论也是左右政局的推手之一，西方尤其花了很大心思。这给我们留下诸多警示。自乌克兰暂停“联系国协定”的各项准备工作后，欧美国家对此极度不满，随即加大了对乌克兰当局进行网络监督和控制的力度。一是引导并操控社会舆论，这次乌克兰剧变，欧美国家重视运用网络手段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采取了窃取、拦截和攻击等多种技术方式，使乌克兰主流网站舆论几乎一边倒，充满对政府的批评和攻击，使国民不满情绪迅速蔓延。二是实施网络监控和信息攻击，欧美国家强化监控乌克兰政府和军队网站，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病毒攻击。据称自2013年9月份以来，乌克兰政府官网和国家安全局网站近百次地受到境外黑客攻击。三是欧美国家对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和相关网络信息，使反对派对当局的动向和软肋了如指掌，最终导致官方网站的彻底瘫痪，为颠覆政权奠定了基础。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3月21日)

　　马凯硕：西方应向中国取经

　　有人注意到了西方10年来一连串的地缘政治失败吗?尽管采取了大规模军事与金融干预，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在走向失败。三年前，美国宣布：“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的时候到了。”可阿萨德仍在执政。而如今，西方几乎要把俄罗斯变成敌人，这无异于为中国送上一份地缘政治大礼。这些失败的原因何在?原因简单得令人惊讶。在保持了两个世纪的成功之后，西方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角色就是维持西方势力的扩张。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充分意识到一个不可否认的新现实：西方的真实挑战在于应对衰落。所以，西方应当如何应对自身的衰落呢?三个简单步骤就能产生很大效果。第一，停止推广民主的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实际上，西方在乌克兰的惨败，直接源于西方鼓动乌克兰民众上街抗议、而非鼓励对立阵营政治妥协。第二，接纳俄罗斯，并且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第三，西方应当研究和学习中国。中国没有动摇世界秩序便成为了世界第二号大国，这几乎是一个地缘政治奇迹。

　　(来源：《观察者网》201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