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布兰特原油和纽约原油结算价分别跌落至每桶49.94美元和47.14美元，自2009年5月以来首次双双跌破50美元大关，与21世纪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高峰时期的价格150美元相比，已经跌去2/3;即使与2014年6月油价暴跌开始前夕的价格(布伦特原油每桶115美元以上、纽约原油107美元以上)相比，也跌去了一半还多。

　　以油价暴跌为标志，21世纪初开始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彻底结束，整个初级产品市场全面陷入熊市。从尼日利亚、南非到巴西，从海湾石油君主国到曾经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俄罗斯，那些在此前10年初级产品牛市期间享受了轻松惬意好时光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在初级产品行情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折的夹击下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急剧下滑，财政收入骤然萎缩，国际收支迅速恶化，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剧烈震荡……未来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它们的日子多半还会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反思资源民粹主义之误，正当其时。

　　何谓资源民粹主义

　　何谓资源民粹主义?这种思潮是将某种自然资源视为只有产地当地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不分青红皂白给下游用户买主扣上“掠夺资源”之类唬人高帽。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对资源开发企业的无度苛索被包装上“社会责任”的外衣，其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诸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或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

　　在初级产品牛市中，面对飞来横财似的滚滚金钱洪流，政府常常因财政危机暂时缓解而不愿冒险触动既得利益阶层，拖延至关重要的结构改革，并有强烈的冲动扩大无效率的支出，给经济多元化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巨额石油美元等资源收入提高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期望，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府常犯的失误就是抵制不住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被迫或主动追逐短期效应，铺张浪费，利用新增资源收入无节制地扩大社会福利转移支付项目，上马效益不佳的公共工程，以便制造立竿见影的“政绩”，换取民意支持，即使廉洁的民选政权也无法避免上述通病，不廉洁政府就更谈不上什么坚持原则了。前印尼矿业与能源部长、经济学家穆罕默德·萨德利曾指出：“艰难时世造就明智政策，反之也成立”，确实是亲身体验的总结。

　　在国际经贸实践中，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违约风险遍及亚、欧、非、拉各大洲。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作为世界最大初级产品进口国，中国因此而受害最深。资源民粹主义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要为其违约行为付出惨重代价。2013年中煤炭行情暴跌腰斩、铜价急剧波动之后，蒙古煤炭因其供货方易反易覆、信誉低下而首先被中国用户大面积抛弃，蒙古方面几个月之内态度前倨后恭，不得不为重新打开中国煤炭、铜矿销售市场而奔走。在美国因“页岩革命”而大幅度减少从非洲进口原油之后，许多非洲产油国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资源民粹主义的问题

　　这种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与劳动价值论是相悖的。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劳动是财富之源，没有开发的资源本身不是财富，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才是财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世界上大部分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要靠非产地的投资和绝大多数来自非产地的工程师、工人才能开发出来。

　　其次，没有市场需求的资源不会得到开发，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还需要经过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狭隘资源民粹主义把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销往其他地方说成是对销售地的恩赐，甚至把这说成是销售地对产地的掠夺，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下，要谋求发展，销售市场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二战之后，为了扶植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美国最重要的支持措施就是对其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并推动西欧盟国也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日本、韩国、东南亚乃得以依靠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次第实现经济起飞。中国得以迅速成长为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开拓出口市场的成功是关键原因之一;也正因为销售市场至关重要，我们才高度重视、持之以恒地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正因为如此，对于资源产地而言，倘若能与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市场处于一国之内，那就堪称天赐幸运，因为这样一来该地产品就拥有相对于进口同类产品的先天优势。越是规模经济突出的现代产业，越需要这样规模巨大的稳定销售市场。

　　青岛、顺德、合肥这3个全世界最大家电生产基地的市民，不会认为本地家电卖往外地和国外是自己遭受掠夺，本地的家电卖不出去才会引起他们担忧;他们也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本地的家电厂商向他们半价销售电器，山西居民也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煤矿半价卖给他们煤炭。而某些油气生产国在国内市场廉价销售油气，实际上是一种财政补贴，这种做法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数十年来已经拖垮了印尼等国一度发达的油气产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改革这种变相补贴制度。

　　“资源诅咒”

　　在国际之间，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商业秩序;在一国之内，狭隘资源民粹主义又常常会走向号召分邦裂土的分裂主义。看看苏格兰分离主义运动以独占北海石油收益为号召，看看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以独占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为旗号，看看追求独立的伊拉克库尔德区如何争夺基尔库克油田，看看2008年大选失败后玻利维亚传统利益集团如何在因石油出口而相对发达的潘多、贝尼、圣克鲁斯、塔里哈等东部四省(号称“半月”)发动分离主义骚乱……

　　就总体而言，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2006~2007年爆出的郴州窝案与当地煤炭、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全面堕落、官场的大面积高层次“塌方”，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即使是那些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高、品质优良、运输出口条件优越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成绩也相当糟糕，纵然能够在牛市期间过几天“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其资产泡沫、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矛盾等问题也积累得更快，最终在熊市中爆发，与熊市相互促进，把这些国家拖入“失去的10年”乃至“失去的20年”泥潭之中。拉美，非洲，一战之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俄罗斯帝国……莫不如此。正是在总结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界诞生了“资源诅咒”这个术语。

　　同样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置身于煤炭需求爆发式增长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什么德国的长期发展实绩远远超越俄罗斯帝国?因为前者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大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已经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而后者依靠自然资源开发作为支柱产业。现代石油工业诞生地美国为什么没有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潭?因为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之时，美国制造业总量已经超越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种条件下，石油资源开发的收益方才能够与制造业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也正因为美国经济、美国制造业规模巨大，石油业繁荣损害制造业竞争力的所谓“荷兰病”，在美国从来就不曾如同荷兰发生过的那样严重。

　　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得以独享本地油气资源开发收益，在21世纪前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它们貌似因为无需在全苏范围内分享这项收益而受益不浅，但代价是收获了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制造业衰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矛盾等问题，更承受不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更因此孳生了寄生性的社会阶层，难以推进必要的经济社会改革。其制造业衰退之严重，以至于哈萨克斯坦地方政府在筹备石油资源枯竭后的替代产业时，连碎石厂也被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如果说，苏联时代的中亚还有可能依托全苏市场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制造业而缓解本地产业结构的上述负面影响，依靠大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应对经济波动的冲击;那么，时至今日，作为独立的小国，中亚诸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了。在初级产品熊市期间，世人必将目睹它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即使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它们的暴发不过40年，却已经经历了几次过山车般的经济剧烈波动。而且，它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因为产业结构问题而埋下了无可化解的致命缺陷，它们力图根本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却因为客观经济规律而被牢牢锁死。在更长周期内，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它们在经济社会方面致命缺陷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