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也不能“宁要资本主义的破产,不要社会主义的效益”。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提出了充分开发并整合各种发展要素,领导社会经济提高整体效益的任务。
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我们必须关心的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课题。本文是学习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文件,运用大协调学研究这个课题的成果,期望有助于提高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效益。
一、发展是硬道理,效益是大前提
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大协调学的研 究表明,在人类及社会运作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各方面各环节,都有其各自独特的经济性,有些可产生直接效益,有些可产生间接效益;有些表现为微观效益,有些表 现为宏观效益。可持续发展必须追求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大协调化的整合效益。追求这种整合效益最大化,是社会经济领导者的责任,也是其主要政绩。
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把这个理论贯彻到具体地领导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 运作中,就是“效益是大前提”。效益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效益的发展不能称其为发展。由此出发,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实行 各种经济要素自由组合、劳动成效公平交换的经济。领导社会经济发展比组织企业运作要复杂得多,所要追求的效益也丰富的多,有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精神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等等。领导者首先需要弄清楚各种效益之间的逻辑关联,然后需要根据所领导地区各方面的实际 情况,比较精确地计算各方面效益的经济关联,研究出整合各种效益使之最大化的领导方案。
虽然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效益是大前提”这个根本观念,至今没有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人们头脑中仍有一些阻碍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旧观念,譬如一些流行的口号“加快经济发展”、“做大做强”、“强强联合”、“加快非公有经济”、“加快国企改制”,等等,虽然动机可能都是好的,但是很少说要从整体效益出发,要以整体效益来检验和修正。而如果不谈整体效益,就很难判定是非,就很难把握分寸,甚至会损害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些观念或口号似乎没有错,其实都是很难发现和鉴别的的“同色隐蔽”或“同向隐蔽”的错误。正因为很难发现和鉴别,也就很难被纠正,对经济运作的危害或隐患也就更严重。从根上追究,这类口号绝大多数是计划经济时期某些“不计收益”旧观念的变形,只是被不断赋予了新的形式。用计划经济的观念指导市场经济,当然会不断制造问题来。
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了实行这种务实的改革,需要大力培育人们的效益意识,树立“效益是大前提”的观念,并且普遍建立“大协调思维方式”,提高整合效益的大协调能力。
要以追求整合效益最大化出发研究制订发展规划、社会政策、工作计划、等等;要以预期效益比较和 选择各种草案或项目等,并且以实现效益的情况作为鉴别和评价各种工作的主要标准。各方面各部门的规划和规章、政策文件、各项工作,都必须计算预期实现多少 什么效益,这些效益对地区或国家整体效益的贡献是什么?有多少?经过核算、论证,确有可期待效益后,方可批准实行。例如,科技规划不应该再以争取政府R&D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增大为主要奋斗目标,而应该以科技规划能为整体产生多少效益为努力目标。教育、卫生、交通、城乡规划、市政建设、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水土保持、能源利用及节能措施、工业项目评估、农业技术及政策等等各方面各行业的工作,都要明白自己的效能是什么?自己的效能同地区或国家整体的宏观效益的连接在哪里?怎么计算?怎样整合?才能计算并确定自己的最适度最适宜的发展,才可能争取整合效益最大化。
二、统筹运作各方面力量,提高综合实力和整体效益
发展社会经济犹如下象棋,必须统筹运作各方面力量,适时抓住重点又要兼顾全局,才能提高综合实力。在社会经济这个大棋盘上,车—就是经济,马—就是管理,炮—就是科技,将帅—就是决策,士—就是参谋和政策研究,象—就是纪委、政法。车马炮、士象全,还不能忽视小卒子,小卒子—就是普通劳动者,小卒子过河顶半个车,还关乎全局士气,因为无论担任什么角色的要员,都是“小卒子”生育出来的。营造发展氛围、鼓舞士气,也很重要,那就是宣传、文学、艺术等工作。
大协调学的研究发现,无论什么社会形态中发展经济,都需要自然资源、科技资源、劳 力资源有效复合,才能形成经济实力而产生物质财富。缺一不可。但是,深入实际的研究又发现,有些国家有些省市虽然这三大资源都丰富,却不能整合为经济实力 和社会财富;有些国家有些省市虽然这三大资源不够丰富或不够齐全,但是因其有良好的发展机制和发展氛围,没有科技资源可以吸引人才创造科技资源,没有自然 资源可以购买原料,劳力资源不够可以用就业机会和工薪差吸引劳工移民,整合全世界的三大资源形成该国该省市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超人的财富。当然,三大资源都 丰富且建立了良好的发展机制,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就更容易发达了。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的发展机制、腐败太多太严重、内耗太大、内乱内战频仍,正当经营没 有正常的运作环境,即使三大资源丰富也会导致三大外流,发了财的富人也会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全面协调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因此,提高政府及各部门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效能,反 腐防腐、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健全社会协作成效机制,是致力于发展的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科学家都应该关心和研究的大课题,也是大协调学的应该研究的 重要课题。大协调学研究认为,公平、正义、法制、民主、质量、信誉、安全、秩序、道德、伦理、党政机关及各部门效能、管理干部的品德与能力、领导干部的品 质及知识结构与决策水平,等等,都具有宏观经济意义和效益。
将帅运筹帷幄决策正确,能统筹车马炮协力进军,士象们尽职尽责,小卒子个个勇往直前,勤奋工作,又有良好的发展氛围和高昂的士气,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形成最大化的发展实力,才能取得可持续的高效益,才能达到最终胜利的目标。
三、速度、规模、方式都得服从效益,改革政策也必须以效益检验并修改完善
孔子曰“欲速而不达”。目的是“达”,如果车子赶的太快了,把拉车的牛或马累死了,或者把车子颠散了,就不能到达目的地了。现代经济运作也不能超速行驶,必须全面协调才能取得高效益。大马拉小车是浪费,小马拉大车不仅没效率,而且危险。小马达带大机器就会烧掉,提拔才能低的人当大干部就会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害,自己也会累病或者犯错误。速度、效率、规模、形式、方式,都得服从效 益;土或洋、大或小、快或慢,都要由效益最大化为大前提来选择。如果离开效益搞“加快发展”,就可能会是加快破产或加快污染、加快贫穷;如果背离社会宏观 效益搞“强强联合”,就可能造成市场垄断,阻碍通过市场化公平竞争的进步,就可能造成过多的中小企业破产,进而造成过多的失业,而过多失业造成的社会问题又需要社会拿出很多钱来解决。不管是国企改制,还是农业联产承包、货币升值、资助贫困生、扶持弱势学科、发展福利事业,等等,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整体效益为标准来决策,并以此计算确定适度的阈值。如果有些国企不改制营运的效益很好,就不必非强迫这样的国企改制。如果有些农村不搞联产承包,仍然搞集体生产的效益很好,也不必非要他们分地种植。不能把发展经济的手段当目的,必须把提高效益作为主要目的并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国企本来运作得效益很好,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却非要逼迫企业改制,把上亿元的固定资产折算成几千万元甚 至几百万元,转给私人。而这个私人往往就是原来的厂长或经理。到手后紧接着就是减裁职工,然后就是卖机器、高价出让土地、转移财产,随后一跑了之。整个过 程是国有资产“合法地”大量流失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全社会的经济整体效益严重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又增加了社会负担和国家为此的财政支出。算总账,国家、地区、社会、人民都不合算,只有中饱私囊的某些人从中大得便宜。工人们说,这其实是人为地制造资本家,而且是靠腐败发财的最坏的资本家。面对群众和正派干部们的反对,他们又往往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殊不知,“改革”也有好坏之分。符合邓小平同志确定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好的改革, 否则就是打着改革旗号损害国家、危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既不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能“宁要资本主义的破产,不要社会主 义的效益”。鉴别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是否得当?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提高了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整合效益?凡是降低整合效益的举措都不能批准,已经实行的要及时地纠正过来;凡是能进一步提高整合效益的举措,都可以积极地试验,若确实有效就推广,若无效甚至降低效益就必须立即叫停,再另外探求新的有效的改革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纠错、不断探索中,使改革开放能不断提高社会协作整体效益,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不断完善,健康发展。
四、各行业、各种工作都必须以其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整合中的成效来判定优劣
一条道路建设得质量很好、平均每公里的投资也较少、工程如期完成,承建单位也拿到 了应得的收益,是否就算效益很好呢?还要看这条道路在国民经济的整体中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如果从这条道路上通过的车太少,在其自然寿命期间,道路总投资 除以所运输的货物总量比空运还贵,那么,建设这条道路的投资就是负效益。这种决策和规划都是错误的,没有时效。对任何建设及规划,都要预算其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整合中的效益,把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结合起来。预算效益账,把微观效益、宏观效益、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结合起来,也是社会各方面工作科学决策的大前提。大协调学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必不可少的各行业就像木桶的各块板,财富和经济实力就像桶中的水。木桶的水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适度加长最短桶板是提高整桶水容量的最佳投资。有什么就搞什么,虽然省事,却只是加长长板;缺什么就该搞什么,才能提高整体效益。学科建设、人才培育、项目引进,都是如此道理。一块短 板加长了,另一块板又会成为短板。因此及时确认最短的木板和较短的木板,制订统筹提高水容量的措施和方案,是开发整桶效益的最佳策略。各行业都必须作为经 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整合的某个环节良好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社会经济才能高效益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例如,医疗、体育、生活消费的社会功能,都是维护和提 高劳动队伍的健康水平,再生产劳动力。那么,医疗系统就必须以治病防病为目标,医院必须以治好了病挣钱而不准其乱开药多开药赚钱,必须以提高治愈率为经济 核心设计医院的运作模式。体育必须以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为目标,而不能以培养少数运动员夺得几块金牌为主要目标,并且体育锻炼项目、方式、强度等还要 因人而宜和因地而宜、因民族而宜,如果体育竞赛过于激烈造成了急性损伤或慢性疾病,就违反了体育锻炼的宗旨和社会功能。生活消费应该以维护和提高体力与智 力为主要目的,不应该狂吃滥喝或其它无节制的消费中损害健康。前些年曾流行一时的口号“拼命工作后,拼命玩”,违反可持续发展要求。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持续 地提高整体效益出发,一切都要讲究适宜和适度。
各方面各行业的运作和发展,都必须同经济社会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整体运作相协调中 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并产生应有的宏观效益,才能使社会经济在全面协调中实现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相互适度相互协调,那么,过多的汽车就会反而降低 经济运作效率,过多的人口也会成为经济负担。据有关计算,北京市现在因汽车造成的堵车每年损失60亿元。另有研究表明:中国现在因人口过多每年损失420亿美元。这些研究和计算还可以更全面和精确一些,它们提示我们必须算整合效益的大帐。
必须要求各行业的发展及规划都能提高社会经济整体效率和宏观效益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整合效益,而不是不断背上包袱降低效益。
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都要以提高社会协作整合效益为前提,不断探索改进。例如,迄今按人数比例评选优秀工作者的方式制造了许多矛盾,没有调动普遍而持久的积极性,反而增加了内耗因素,降低了各单位整体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应该正视这种普遍情况,从提高整合效益出发研究探索新的按优秀标准筛选优秀工作者的方式。任何进步都必须体现出效益的提高,提高效益才是真实的进步。
一切从效益出发,一切凭效益说话,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国家才能全面协调,实现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赵营波,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员,文学笔名“苍桑”,主要从事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 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自1977年至今在全国和国际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210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 《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正在修改第四本专著《大协调学与统筹运作》(70万字),已列入出版社计划。拥有国家专利一项。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大协调学会筹委会主任、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南开大学21世纪青年研究会顾问、全国三家杂志编 委、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大协调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外每天有16,000多个网站介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已发表《茶叶》、《人生之歌》、《焓的 幸福》、《世间的惑与不惑》等诗歌散文百多篇。
Power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