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又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进一步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一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履行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责任。”要言之，习近平和中央文件始终强调，一定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共产党执政中的重要作用，巩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柱性经济基础。
然而，近年来社会各界一直流行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没有关系”，认为私营经济搞好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了。在《财经》杂志“预测与战略——后危机时代的变局”2010年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这个观点。2011年4月，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资本主义股份化改造。这种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相分割并歪曲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宗旨的言行，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对此，需要作深刻的评析。
（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纲领
毋庸讳言，从长期的历史规律来看，在社会经济基础中有什么样的利益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共产党的执政同样不会偏离这一规律。1880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曾指出,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阶级,不是采取个体形式就是采取集体形式,而后者“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5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由于共产党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其指导思想、成员构成和来源、方针政策等必然要立足于和服从于劳动阶级的需要，而不可能服务于剥削阶级的需要。
政党领导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第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所谓政党执政，就是一个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控制和行使，就是一个政党通过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并以该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控制政治过程，实现自己的纲领，体现一定阶级、集团或阶层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得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共产党通过掌握、控制和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把共产党的治国主张贯彻到对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并体现共产党的宗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支柱和主体、以人民利益为立身之本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脱离执政基础和目标，单纯地致力于维护执政地位。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党执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逐步消灭剥削现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共产党扩大自己阶级队伍的前提。另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任何一个代表私有制经济利益的政党都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可见，共产党执政和发展国有经济两者间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外有关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其中既包括国家独立、一定的物质资源和技术水平，也包括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明确的政治意志等。（让一克罗德·迪劳内； 童珊：《社会主义没有模式但仍需具备的基本要求》，《海派经济学》（季刊）2014第1期）其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政治意志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显然只有通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是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强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从此以后，国有经济在社会资源占有、产业分布、吸收就业、提供财政收入等多个方面占据了基础性、主导性、战略性的地位，当然地成为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和强力保障。
第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但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我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直接的阶级基础。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维护社会主义生产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国有企业通过上交各项税收和收益金壮大了国家财政，为国家运用财政支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养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提供了财力条件，推进了社会进步，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检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壮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坚实与否。国有企业越壮大，执政的物质基础越坚实，就越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越能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如果我国国有企业经济规模、从业人员等主要指标都能保持持续增长，那么，这就是保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体现
不过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民营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会需要共产党掌权，更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以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同样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主体之上。难以设想：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不通过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在经济生活中依靠中外私有企业的纳税来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命运最终会滑向何方？
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并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共产党才能争取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7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显然，如果任由中外私人企业占主导地位乃至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落空，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也会丧失。在一个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然不会受到在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更遑论执政地位的稳固了！
对于当下争议不断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必须严格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和《指导意见》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的方针，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资本的双向混合，而非中外私有企业和私有资本的单向混合和控股；应主要重点发展国有资本和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或联合所有制企业，以便夺回被外资支配的我国不少产业阵地的控制权，积极参与国内外中高端竞争，塑造“控股份、控技术、控品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中国名片”！
（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目标的实现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基本功能看，国有企业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包括基础服务功能、支柱构筑功能、流通调节功能、技术示范功能、社会创利功能、产权导向功能等。这些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充分发挥，就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从根本上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的。
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角度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显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本补偿和效率提高，进而有利于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维护。共产党作为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必然需要相应的执政成本，即在运用国家政权进行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上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等，目前这一成本主要是由国有经济来负担的。执政效率是政党在特定时期内执政成本耗费所取得的执政效果，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框架下，较少的执政成本显然会取得较大的执政效果。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也在不断增加，财政经常性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和阶级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急剧上升，这客观上对党的执政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可以加快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这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其执政能力。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了它在社会内部问题处理上不会单纯地依靠国家权力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是靠团结最广大的劳动大众来巩固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通过社会占有公共生产资料的方式消除私有制社会执政党的弊端，同时也防止和铲除党内私有制思想的根源。尽管有些学者在分析苏联共产党下台时将之归于集权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 第79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但这一指责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因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执政党中的部分人物基于自身利益会选择主动放弃旧体制的可能性，而放弃旧体制的根本标志就是要放弃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大卫·科兹则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付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因此，如果不重视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就会削弱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力和凝聚力，给各类资产阶级色彩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成灾大开方便之门。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管理问题突出，与我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同劳动者快速流动的格局是相对应的，后者显然会加大执政党管理社会的难度。从长远看，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经济新常态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基础，就无法凝聚社会共识并防范外来袭扰导致的社会危机，甚至于连普通的自然灾害都无法调动足够力量来应对，更谈不上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了。
（四）从国际经验看，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历史经验表明，化解改革时期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因为利益多元化容易诱发各类非社会主义思潮，进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多元化，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数量、就业人数等不断下降，这时各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将矛头对准国有企业，致力于弱化甚至否认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足为怪的。而这恰恰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值得警惕和需要加以防范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难设想，我国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会以削弱国有企业为目标导向。在目前我国产业竞争力整体上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境况下，国有经济的削弱只能导致我国的国民经济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打垮。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国际垄断资本是不可能期望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正如国家发改委夏小林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进一步‘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让很多国企的国有资本、国有股权都缩小到‘20%以下’和政府持‘黄金股’(甚至这种股权也可以放弃)的极端水平,并在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国企，促使财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向中、外私人资本集团大倾斜,就可能产生颠覆性的错误。”（夏小林：《2014年：国企与改革（下）——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管理学刊》2014年第5期）
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4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内在统一的，也必然是和国有经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还将长期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而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和平演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选择，就是搞垮我国的国有经济这一基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最后走入死胡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放松了对私有化思潮应有的警惕。他们主观地认为，只要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保持党对军队、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控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私有化带来的政治危险是无须防范的。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改革计划下，尽管口中高喊要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却导致人心丧尽，组织分崩离析，仅仅在几年中就使丢掉了俄共的执政地位，同时使国家重新沦落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掌中之物。可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必然会重建私有制主导的社会，而任何丧失政权经济基础的政党，也都不可能长久维持自身的执政。